当我回到学校，打开被子，发现有一张小纸条：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远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绳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这亲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点负罪的解脱。
我天不明就爬起来扫地，而且尽量不扫出声响，以免惊醒正在酣睡的教师。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计次数地给主任和校长打水，接着给所有教师都送水到房间。我打扫了院子，又自动去打扫厕所，教员厕所和学生厕所。我拣来好多烂砖头，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间的泥路铺接起来，使教师们下雨天来打饭时不踩泥水。我烧完开水，就拣尚未烧烬的煤渣儿，节约开支。我帮炊事员杨师傅洗菜，涮锅。总之，从天不明爬起来到打过熄灯就寝的铃声，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钟的闲歇时间。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长，教导主任，男女教员，学生以及炊事员，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证明我改造的诚心。我的老同学刘校长给我谈过，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诚恳的行为，赎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为一个人的心情越强烈，我表现出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个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
过了一年，没有人找我谈一谈我改造得怎样了？我有点急，又不敢流露出来。这天，刘建国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对我说：
“你这一年的表现不错，同志们反映好。”
我的心扑扑直跳，做人的出头之日到来了吗？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他做出一个感激涕零的笑，却说不出话来。
“你的行动表现了你的决心。”刘建国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应该向党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乱了，行动和内心难道不一致吗？我忙说：“什么时候表决心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社会上已掀起一个“向党交红心”的运动，学校里早已刷上大红标语了。教师们每天下午开会，向党交心，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是埋头杂务。刘建国校长让我向党交心，我终于有了一个向全体教师剖白自己的机会。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把那个发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争取早日拿起象征着人的标志的教案本来。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轻松了一下。紧接着是大家的评议，第一个人的发言之后，我就没有眼泪可流了，随之而起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没有一个人提及我做了许多不属于我做的事。没有一个人说我表现过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诚意，而是对我说过的那句反党言论——好大喜功的话，重新进行批判，甚至比“鸣放”会上订我“中右”时的气氛还要严厉，火力还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动言论的根源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纯洁分子，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彻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一头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轻松了，尤其是把时间的概念完全弄错了。想重新做人，远得看不到头哩！我浑身没有一丝儿劲了。人的绝望，就产生于这种迷茫之中。我坚决自杀！
打过熄灯铃儿，我插了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田芳写信。我拔开毛笔帽儿，在红格白纸上写下一个“芳”字的时候，眼泪就糊住了眼睛。我听见敲门声，慌忙收拾了纸笔，拉开门扣儿，门外站着刘建国校长。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我的“工友室”，坐在一只椅子上，很关切地问：“思想压力很大吧？”
我抬起头，看见他很诚恳的关切人的脸色，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已经没有压力了。当我一心想通过无休止的劳作来争得重新做人的权利的时候，我的心头压力很沉重；当我从“交红心”会上走回小房子，觉得永远也难得出头之日的时候，就绝望了；绝望了，反倒没有压力了。我苦笑一下，垂下头。
“同志们的分析，不是完全合乎实际。”刘建国说，“关键是你应该有一个正确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没有抬起头，又苦笑一下，我该怎样做到“无则加勉”这样纯正的心理修养的境界呢？我现在希望他走开，不要跟我谈话。我要处理我急切处理的事，给田芳写信。我应酬说：“我明白。”
“明白了就好，你明天继续‘向党交红心’。”他说。
“还……”我猛然扬起头，还没完呀？我只说这就完了，明天还要……我说，“我今天讲了我心里话，明天还讲什么呢？我把自己心里的话都交出来了……”
“同志们不满意啊！意见很大咧！”他用一种假借的口吻说，“比如你的婚姻问题，好多人议论纷纷，你……”
“这与我的罪有啥相干呢？”我打断他的话，“我是包办婚姻，婚姻法上规定过的不合理婚姻。我在师范进修时，你完全了解情况，你当时也支持我离婚……”
“情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嘛！”刘建国说，“同志们现在认为你不仅政治上反动，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生活作风的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你应该在明天‘交红心’时，深刻地挖一挖思想根子……”
“怎么能说成生活作风腐化呢？”我说，“田芳，我和她的关系好，可俺们没有……越轨的行为。再说，田芳也是贫农的女儿，她怎么会将我腐化了！我搞不清了。”
“你不了解她。”刘建国说，“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也比较轻浮。她向我……我拒绝了！后来，在她入团时，我到她们村里去了解情况，党支部介绍说，她爸旧社会在西安混荡，收拾下一个没来历的女人，有人说是……窑子！”
我的天啊！田芳的母亲有人说是窑子，田芳被刘建国看成了轻浮的女子，于是就将我腐化成反党的右派了！难道就是要我明天在“交红心”会上这样去揭根子吗？我忽然记起，田芳当着我的面，焚烧刘建国的第五封求爱信的情景，谁更可靠呢？
刘建国走了以后，我再次插上门，掀开墨盒，拿起毛笔。坚决割断和田芳的关系，越早越快越好。我无出头之日的指望，田芳不能真的等我一辈子。我知道，任何劝解她的道理都无济于事，只会招来她对我的更深的依恋。必须找到最狠毒的恶言秽语，骂她一个狗血喷头，才能遏止她朝我跳动的心。我找不出这样一个词来，我想给她按一个不好的毛病也找不到。我忽然想到刘建国刚才的话，只有他才能想到的话，此刻帮了我的忙，我咬着牙，大约把嘴唇都咬破了，血滴在信纸上，却没有感觉到疼痛，信纸上留下一行罪恶的墨迹：
“你妈是个窑姐，你把资产阶级思想传给我，将我腐化了……”
第二天，在又一次“交红心”会上，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没有红心。我是颗黑心，反党的狼心狗肺，请大家批判……”我成了一节没有知觉的木桩，任凭四方的污言秽语朝我脸上泼来，而于心不惊了。
这天晚上，我用一条捆书的细绳合了几股，使它可以负起我的重量，挂上了房梁，在我把头伸进去的时候，心里竟是安详的。当田芳接到我的信时，也许同时就听到了我的死讯，她会憎恨我；憎恨我，比恋着我好；于她也好。
我没有死，当我恢复知觉时，才知道把我从另一个世界拉回这一个世界的人，竟然又是刘建国。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成熟的人，早已看出我“神色反常”，悄悄地防着我了。我不想感激这位救命恩人，倒憎恶他了。
死讯惊动了几十里外的父亲，他惊慌失措地赶到牛王砭小学里来了，一来，先抽了我两个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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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该信我的话了
父亲推开门，在门口站住了。
我正坐在桌前，抬起头，看见父亲苍白的鬓发，惊急气恨的眼色，就慌忙站起来，去找椅子。我的房子，变成学校的小库房了。办公桌上堆满一摞摞教案本和剩下的课本，垒着粉笔盒子，墙角堆着一捆稻黍管帚和葛藤编成的簸箕，地上放着两只木箱，装着篮球，杠铃，跳绳一类体育用具，那把椅子上，也搁着前几天刚购置回来的羽毛球拍和跳棋盒儿。整个小房子里，只有我栖身的一块窄窄的床和一把坏腿椅子闲着。我想把那稍好点的椅子腾下来，刚走出一步，父亲的巴掌就抽到我的脸上了——
“啪！啪！”连续两下。
父亲第三次举起巴掌的时候，被陪着他走进门来的刘建国校长拉住了。他按着他的肩膀，使盛怒的父亲在那把坏腿儿椅子上坐下。他说了一席安慰父亲也安慰我的话，就走出门去了。
我在凌乱得像个狗窝的床铺边坐着，垂下头，挨过抽打的脸颊烧辣辣的。我没有料到父亲会以耳光和我见面，却也没有惊慌失措。我第一眼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真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该怎么向他说明白我的处境，这一切的由来？他的两巴掌打过之后，我的心反倒安静了，不必再向他作任何解释了。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很少对我表示过亲昵，微笑都稀少得像旱季的雨星儿，更没有通常家庭里父子间的嘻嘻哈哈了。然而他也没有动过拳脚，没有像一般粗庄稼汉和儿女们亲近时没大没小，生气时又动手动脚，骂出一串串秽言污语。他不苟言笑，也不打骂，常是冷着脸教给我怎么说话和待人。今天，他抽我耳光了，两下。
我坐着，低垂着脑袋，我成了右派，成了打杂的工友，我刚刚被旁人从房梁上的绳套里救下来……我开不得口。父亲也没有开口，我能听见他很粗的喘气声。
父亲端坐在椅子上，没有问我为啥上吊，也没有劝解，用压抑着的口气说：“你把我写给你的那两字拿出来。”
慎独！我到师范学校去进修的前一晚，父亲临行时写下的嘱言，我后来当作可笑的废物焚烧了。现在想到这个嘱言，我的心猛然一震，更加抬不起头来，就吱唔说：“毕业时……弄丢了……”
“丢了！哼！丢了！”父亲悻悻地自问自答，“这下你该明白那两字的意思了！”
我早就明白那两字的意思，要谨慎，尤其是单身独处时，一切都要慎重，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从事，包括言，也包括行。我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慎行就是这意思；我弟弟的名字也是父亲给起的，叫慎言，还是这意思。我在进入师范学校进修以后，父亲自幼给我心理上设起的防护堤，被新的生活的浪潮一节一节冲垮了，我既不慎言，也不慎行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从封建桎梏下脱胎成一个活泼泼的新人了。现在，父亲，以毫不疑惑的语气说的话，证明了他的正确和我的失败。叫我想，他此刻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了，譬如说，如果在说话时慎重地考虑一番，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么今天就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如果在决定给新任的刘校长提意见之前，慎重地考虑一下这种行动的不好的后果，那么，今天也就不会落入这种尴尬的局面。如果……那么……父亲完全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教训我；如果把我的话在心里稍微当一点子事儿，那么也就不会自寻苦吃了。我想，父亲一定想这样说，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可他没有这样说，只是问他写下的“慎独”的嘱言，让我自己去想想。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父亲沉吟着，“谁都明白这道理，谁也难身体力行。图得一时馋嘴而染病，图得一时畅快而招祸……”
我心里痛苦极了，自从遭祸以来，我耳朵里灌进的全是严厉的批判反驳的正言义辞，没有一个人解析我的提意见的真实动机。现在，父亲用他的处事哲学来替我刨根溯源时，我仍然不能服气，心里有一个可怜的声音在叫着“冤枉”。我对父亲说：“‘鸣放’会上，县长，教育局长，都到会上来作报告，动员我们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每个党员和干部的革命责任心强不强的大问题’。我是人民教员，革命干部，又是预备党员，怎能不听党的话呢？我……”我又说不清了。
“我一辈子只求自己善处独身，不问人过。”父亲说，“我管不了别人：哪怕男盗女娼，我也无力管约。我只求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
“党章上批评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我不能同意父亲的活，抱屈地说，“党要求每个党员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不是洁身自好，我是预备党员，我听党的话……”
“这个话你该问自己，怎么回事？”父亲并不觉得我有什么委屈，反而直挖我的心底，“我不是预备党员，不懂党的规矩；你是，你也懂，你说为啥？”
我说不清为啥。我虔诚地拥护“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右派。我自己成了右派，也没有丝毫的异议怀疑反右斗争的偏颇。这样，我处于痛苦之中。即使处于痛苦之中，也不能重新接受早已听得心烦耳腻的父亲的处世哲学，经从我心里被荡除出去的陈腐发霉的东西了。但是，不管造成我的这种结局和处境的原因如何解释，而结论却正好证明了父亲的正确。
“我也不想再说这事了，说也迟了，无用了，于事无补了。”父亲此刻平静下来，一种世故的平静，“我想过了，君子不吃后悔药。你也甭太难过。不能做先生，那就当农夫。回乡务农，自食其力。‘人到无求品自高’哇！”
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新社会的人民教师，是有组织性儿的，不像旧社会做私塾先生，愿意受聘即去，不愿受聘就不干，一切要听从教育局的调拨安排。
“那么，现在安排你做什么事？”
“打铃，扫地……”
“打铃扫地就打铃扫地，总没判你死刑吧？”父亲倒显得不大在乎，“你愿意打铃扫地就在学校打铃扫地，不愿意打铃扫地了回家去务农。你要再想死，先给我招呼一声，让我跟你娘先死，你把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