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 love to your wife & yourselfEver yoursC。S。Chian杨绛翻译《堂·吉诃德》，需要西班牙文的字典作工具书。当时的情况不像今天那么开放，向国外买书极不方便。因郑先生有海外关系，钱先生就托他向国外购得，这对杨先生翻译塞万提斯的这部巨著有很大的帮助。译作出版后，钱先生和杨先生夫妇请我们去政协礼堂吃饭，以表谢意。
七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和杨先生两夫妇从“五七干校”回来不久，暂住北师大小红楼宿舍，是他们的女儿钱瑗和系里的同志们替他们安排的。那时钱师母杨绛同志头发已经稍稍有点脱落，钱先生腰部疼痛，不能久坐，只能斜躺着与我们几个去看望他的人讲话。因为关系久了，钱先生和杨先生跟我们谈话都随便。我记得，钱师母当时就说，他们两人在干校生活也还习惯，因为，只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无论怎样的生活条件，青菜、馒头、稀饭，一样觉得甜蜜，爱吃。
后来，他们搬到新的居住点，与我们离得比较远了。听他们的近亲说到，钱先生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不愿与人来往、招待人了。这时，郑先生也由于年龄的关系，不多走动，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当时，郑先生在联合国文件翻译组担任教科文组织的编审，工作任务多而繁重。这工作主要由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的资深老教授们参加，行政领导为郭子玉，人民大学的刘幼勤和郑先生共同负责业务。儒箴埋头工作，连星期天也都要去办公室，坐到桌子前看一会儿稿子。十多位老教授的翻译稿都需校对过目。儒箴认为，这是联合国的文件，得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他似乎不觉得疲劳，暑假别人去休养了，他也不肯去，仍旧像平时一样，天天去办公室看阅和修改稿子。人民大学的李维素教授很心疼郑先生，说他不会休息，真是太傻了。但钱先生仍然记着儒箴、想到儒箴的。他让他的女儿把他刚出版的《管锥篇》带到北师大赠送给郑先生。儒箴离开后，钱先生因为身体不好，但立刻写来一封信，又派他的女儿来。钱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剑芬同志：昨天惊闻 儒箴同志的噩耗，十分悲痛。他和我在三十年前愉快地一起工作，是我最敬重的朋友之一。知道他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人品和学问。他突然逝世，国家丧失了一个人才，学校丧失了一位良师，我个人也丧失了一位益友。你的伤心，是可想而知的。我因天气转冷，哮喘旧病蠢蠢欲发，不便出门，未能亲来吊唁，表示歉愧。在此写信慰问，并嘱小女钱瑗代表哀悼。望你加意保重身体。
此致敬礼！
杨绛问候十一月八日十多年来，我虽然是一个人了，但我还是很多朋友，钱先生也没有忘记我，春节时还给我寄贺卡，我每年也还是要给钱先生写写信，通通话。我不敢多打扰钱先生，我只是一直都挂念着他。我想，这也是儒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