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上层知识分子反向边缘知识分子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是因部分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自觉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少年跑〃，但他终因不时〃思调节其横流〃，结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循环规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复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伐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象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
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都有所认知。梁启超在一战后由政治活动而转入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知识青年纷纷转入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之意。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落伍〃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
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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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故在民初的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的想法。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可贾的时候。但〃好人〃之必须〃出〃，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政治〃的失败本身近一步表明这些〃好人〃也不能象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知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好人〃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去〃；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
本来边缘知识分子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强调了他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同时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分子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到二十年代，国家主义派的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
边缘知识分子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正如杨荫杭所见：〃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
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二十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而定。
杨荫杭观察到：
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
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前述的〃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
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
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学习救国两不误〃本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
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显得缺乏〃正义〃。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看作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若从社会视角看，读书人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其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体现出民国知识分子自身走向边缘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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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
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
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 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
这真是那个时代作教师者〃跟着少年跑〃的最好写照。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
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那时〃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
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北伐时生胡适与死孙文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与〃行〃的青年，恰是〃知〃和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而行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余英时先生观察到：
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
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从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国人学习的榜样既由英美转向苏俄，中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
可以说，在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一旦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强大并非仅靠工艺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能是向西走的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了。但这样一变，国粹的立足点也就随之而去。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近代中国士人的包容性和勇气都是惊人的。在国耻发生的当时就提出向敌人学习，通常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做而不说，或做而曲说之，均要〃正确〃得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士人此时大致还能掌握社会的方向。但教育改革，特别是废科举，则不啻士人的自毁。没有了社会意义的〃国粹〃，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群有资格来界定思想上的国粹，从而就暗藏了后来无国粹可认同的隐忧。虽然具体的学习榜样不时在转换，而所欲学者也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
但不论榜样何在，中国读书人学习西方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的东西转用以〃制夷〃者颇众，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殊政治形势，更使所有中国政治运动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性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精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故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形成一股大潮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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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注释：
（1）。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期（1932年9月18日）。
（2）。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更系统的论述参阅Ying…shih Yu；〃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aedalus； 122：2 （Spring
1993）； pp。 125…50。本文的思路受益于此两文者甚多。
（3）。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4）。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1843页。
（5）。《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湘学新报》，台湾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册，第47…48页；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店1985年版，第222…223页。
（6）。《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22年6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册，第376页。
（7）。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1月20日、1月21日。
（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5月20日、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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