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转眼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
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
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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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随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观察到：
他〃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
蔡氏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见的〃高明一点的青年〃，大致不出边缘知识分子范畴。这些人〃多带有中产阶级眼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此时与清季的社会构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与前相异，边缘知识青年这时已未必自视为〃中产阶级〃（这一点遍观《新民学会资料》中的通信随处可见）；正由于其有意追随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与其实际地位不那么相当的〃眼光〃。
文学革命无疑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作为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追随者，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在在知识精英面前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而他们在大众面前有时又代精英执行士的社会领导作用，并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这样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
边缘知识分子在对大众立言之时，其口号仍基本是从知识精英那里传承来的西向口号，这是近代中国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边缘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沟通双方时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愿望和观念转移到两造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结果不但影响双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钱穆观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尚强的现象，部分也有边缘知青的作用。盖西化口号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经边缘知青转手后，到一般民众那里已大为淡薄。如果说近代中国人表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淡化的现象，可以说其西化倾向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淡化过程。这里面边缘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而行动更大胆活泼。
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精英的。林白水在1903年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 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
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
这透露出林氏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却又还能看报者。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而知识精英只会〃说〃的认知。
这样，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已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
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谓其诲民以道德耶？ 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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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了。林氏本有替国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
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
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在社会学意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杨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
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由于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办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的），则边缘知识分子选择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渐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由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常了。
而且；〃旧学家〃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疏离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
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各种〃曾开风气人〃又大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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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随者。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不过，胡适也不否认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跑，而且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适说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作首领。
其实，梁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提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总之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一般而言，所谓过时、落伍，即立说者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但在正统已衰落、边缘正兴起的民初中国，这很可能更多意味着别的意思。
崇新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覆盖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上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