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①。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② 《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③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二《言语下》。
④ 《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① 霍韬：《修书陈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到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节道长皇帝明代皇帝有别号自武宗始。世宗的别号很多，都离不开真人、真君、帝君之类，短者如“雷轩”，长者如“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①，可见其对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宗教问题。霍韬说，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献夫说，尼僧道姑，有伤风化，应将现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家。世宗认为他们的意见都很正确，也发过“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的诏令②。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变成更皇家化、更贵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世宗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壬寅年，宫中发生事变。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宫中，险些被宫女杨金英等合谋勒死。史称：世宗“性卞，待宫人多不测。”③此后，世宗移居西苑永寿宫，“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④，一心一意追求长寿去了。时章奏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入者，诸司衙门的章奏，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
由于沉湎于斋醮之中，以“清心寡欲”戒，世宗对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陈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惊吓而死。第二任皇后张氏以“不顺不敬不逊”废。第三任皇后方氏，在处置“壬寅宫变”时，不但杀了与事宫女杨金英等，还杀了世宗所宠爱的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世宗对此一直记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1547），宫中失火，方皇后被烧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对诸子也日益疏远。庄敬太子死后，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都迁到宫外居住，并且迟迟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②。朱载垕生皇孙不敢奏闻，不敢剪发。“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③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藉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④。青词内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长联被视作青词的代表作：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天子别号》。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
③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圣主命名》。
③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④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⑤撰者袁炜是嘉靖末年的阁臣。第一个由于撰写青词受知于世宗的阁臣，是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状元顾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入阁。袁炜在嘉靖四十年（1561）入阁，严讷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郭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他们被人讥为“青词宰相”①。李春芳主持过制定“宗藩条例”，这是明代处置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较有才学，但他们因青词写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阁，也是事实。另外，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徐阶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世宗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夏言到严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种象征：以议礼决定取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道教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斋醮造成财力的浪费是很惊人的。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贰，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发了财。②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生儿未啼时口中血”③，嘉靖三十一年（1552）选八岁至十四岁女子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1555）选十岁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宫，都为炼药用。王世贞《宫词》中说“只缘身作延年药”④，真是很形象的说明。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①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③ 《万历野获编》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④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六○《杂缀》。
第四节君臣之间嘉靖朝是内阁权势发展的重要时期，从张璁、桂萼开始，阁臣打击异己，傲视七卿、科道诸臣，控制朝政，超过了前朝，但他们大都不得善终。这与世宗权势欲极强，猜忌心很重有很大关系，史载他“威福必自己出”①。张璁、桂萼在议礼之争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干。但张璁在八年的时间里，一次罢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为人刚强，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嘉靖十一年（1532）八月张璁去官，就是因为有彗星出现，世宗怀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1529）一年内就两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运也几经反复。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入阁，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成为首辅，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复职，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落职致仕，十月复职，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革职闲住，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复职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衔致仕。他失宠以及最后被杀，一方面是因为碰到了像严嵩这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的厉害对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太无所顾忌，按世宗所罗列：“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②另外，夏言还做了一些伤害世宗个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赐给入值大臣香叶巾等道家服饰，夏言密揭谓非人臣所服，不敢当。这对世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于死地。
即使对于严嵩，世宗也保持着很高的警觉，虽然对官僚们的弹劾往往不以为然。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的一天，已成为首辅的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上谓嵩、浃曰：‘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嵩、浃闻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上曰：‘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浃惶悚益甚，伏不能起。”①当面说阁臣“心高高似阁”，吏部尚书“胆大大如天”，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极重，亦可从嘉靖朝官吏的频频罢官得见一斑。从嘉靖二十年（1541）到嘉靖四十年（1561）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案，七卿中却有二十五人次被罢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书吴山削职；二十三年，兵部尚书毛伯温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书熊浃为民，兵部尚书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书唐龙谪为民，兵部尚书路迎免；二十六年，户部尚书王杲谪戍；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孙承恩、兵部尚书赵廷瑞免；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李士翱闲住，兵部尚书丁汝夔弃市；三十年，兵部尚书王邦瑞革职，刑部尚书顾应祥降调；三十一年，吏部尚书李默、刑部尚书应大猷闲住，兵部尚书赵锦谪戍；三十二年，吏部尚书万镗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书聂豹闲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书李默下狱死；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书许论革职；三十九年，户部尚书马坤闲住，刑部尚书郑晓闲住；四十年，礼部尚书吴山闲住，刑部尚书冯天驭闲住。其中还不包括疏辞不肯就任而被罢免的官员。
①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七。
② 《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
① 张合：《宙载》卷下。
这一段时期，严嵩势力增长，对官员的任免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以上官员的罢免，多与严嵩无干。丁汝夔对“庚戌之变”负有主要责任，他是遵照严嵩的意见办事，杀他肯定不是严嵩的意愿。而万镗与严嵩同科，聂豹与严嵩同乡，唐龙一直与严嵩友善，赵文华虽一度与严嵩交恶，但终是他的义子。另一方面，如王杲被罢，是因为久不肯奉诏买龙涎香。可以说，对朝中大臣的任免，世宗受严嵩的影响是有限的，很少顾及严嵩的好恶，更说不上为严嵩所控制。
明朝方面大员受处罚、被罢官、被杀也不在少数。蓟、辽的总督，巡抚，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二十七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①顺天巡抚张汉，建议大将可专杀偏将裨将，以树军威。此议颇不合世宗的口味，他对身边的大臣都缺少信任感，增强在外大帅的权威又怎能放心？有言官弹劾张汉刚愎，世宗就把他发配到边远的镇西卫。御史陈九德推荐张汉是可用之材，也被斥为民。张汉流放二十年，死于戍所。
南方各省督、抚则多受倭乱的牵累。首先蒙难的是浙江巡抚朱纨。其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被杀。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九年（1560），应天巡抚十易其人。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倭寇，不等继任到来便离任而去，被下狱除名。方任丁忧，陈洙才不足，未任。屠大山失事，下狱为民，陈洙谪戍，张景贤考察夺职，赵忻因金山兵变贬官，陈锭罢去，翁大立免职。虽然上述官员的罢免或被杀，基本是事出有因，但同时也反映世宗对官吏的制裁是很严厉的。
与鞑靼、倭寇的战争，是嘉靖朝的两大事件。鞑靼人围攻北京，倭寇骚扰南京，朝野震动。世宗对督、抚官的严厉制裁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567 年1 月23 日），世宗由西苑迁回乾清宫的当天即死去。《明史》评价他：“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①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① 参看吴廷夔：《明督抚年表》。
① 《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
第二十三章张璁桂萼杨慎第一节张璁议礼之争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萝峰，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举人，先后七次赴京会试，终不第。居乡中治学益力，遂贯通古今，尤精“三礼”。张璁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凡事不随便附和，常与士大夫评论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始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适世宗入登帝位，议追崇所生父母之礼。时内阁首辅杨廷和草武宗遗诏，策立世宗，又总朝政凡四十余日，颇事威福，乃指示礼部尚书毛澄，规定世宗继嗣为孝宗之子，礼以汉定陶王和宋濮议为式，不能过分追崇所生父母，并说有异此议者即是奸邪，可处以斩罪。会张璁观政于礼部，心非其说，遂上疏论陈其事。张璁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儿子，他们分别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养宫中为嗣子，其为之后的身份是明确的，今武宗无嗣而崩，大臣遵祖训迎立今上，武宗遗诏亦只称兴献王长子云云，遗诏未有要其为大宗后嗣之意。张璁陈述了这些事实后，提出了议礼的主张，当今皇帝以伦序当立的身份入继大统，与汉宋继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为藩王的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璁还从礼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师法濮议的错误，第一，《礼》中有明文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而世宗恰恰是兴王独子，如为人后，则违反礼法而自绝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杨廷和、毛澄的主张，则世宗只能称其母为皇叔母，母子关系就要变成君臣关系，这样又违反了子无臣母之义。于是张璁建议，在京师建立兴王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亲养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无奈被杨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议牵制，所以一看到张璁的奏疏，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①世宗将璁疏交付内阁拟旨批答，要阁臣等重议追尊之礼。杨廷和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