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后妃:接近权力巅峰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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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十二后妃:接近权力巅峰的女人-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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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刚一去世,两黄旗大臣索尼、图赖、图尔格、鳌拜等就去肃王家“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    
    豪格不仅得到两黄旗的支持,也得到两蓝旗的拥戴,他本人所统领正蓝旗自不必说,统领镶蓝旗的皇太极堂弟——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对拥立豪格明确表态:“我意如此。    
    ”而两白旗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若立肃王,我等俱无生理。    
    ”这的确给了庄妃一个信号,面对两黄旗要争个鱼死网破的态度,多尔衮及其两白旗已经有所退让——在皇太极的儿子中立储,但必须排除最有能力也最有实力的豪格。    
    静观事态发展的庄妃意识到,为了避免在即位问题上同室操戈的发生,必须让肃亲王豪格及其支持者意识到在两白旗有所退让的情况下,两黄旗也要做出相应的让步,从拥立肃亲王豪格转变为拥立皇太极的儿子。    
    庄妃在幕后究竟做了哪些,史料上没有记载。    
    皇太极去世已经五天,择立继承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当八月十三日多尔衮在三官庙就册立新君一事征求两黄旗的智囊人物索尼时,这位曾在广渠门同袁崇焕喋血大战中把被明军围困的豪格救出、同豪格有着生死之交的索尼却做出“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    
    这一表态反映出,两黄旗大臣已经按照庄妃的意图,在策略上做了相应的调整,从拥立肃亲王豪格退让到拥立皇太极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多尔衮可以通过拥立幼主而成为摄政王,而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正是这种策略上的调整,为八月十四日诸王在崇政殿所召开的册立新君的会议奠定了基础。    
    从拥立皇太极之子到拥立皇九子福临只有咫尺的距离,但在五宫后妃中麟趾宫的贵妃也生下了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在即位问题上十一子同九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虽然说皇后同福临比同博穆博果尔的血缘近,但皇后也不可能左右崇政殿的诸王议立会议。    
    如果稍有疏忽福临就可能同皇位失之交臂……    
    庄妃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嫁给多尔衮的皇后幼妹,必须通过这位深得宠爱的王妃来向睿亲王强化拥立皇九子的意识,福临毕竟是科尔沁部莽古思家族的外孙。    
    实际上多尔衮在两白旗内部也受到巨大的压力,两白旗大臣的“跪请即位”,必然会使睿王心中并未泯灭的称帝之念重新膨胀起来,在正式册立之前的确有着太多的变数。    
    对此庄妃不得不虑、不得不防,经同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策划,必须在册立皇太极之子这一点上向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两白旗大臣进一步施加压力……    
    在八月十四日清晨——崇政殿的册立新君会议召开之前,两黄旗大臣就已经虎视眈眈地聚集在大清门示威。    
    鳌拜所统领的三个牛录封锁了崇政殿,“张宫挟矢,环立宫内”。    
    议立会议开始后,在已经有思想准备的肃亲王以自己福薄寡德不堪为嗣退出议立会议之后,又或多或少地让多尔衮的即位之念死灰复燃,以至崇政殿内迟迟不能达成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协议……    
    按照事先的安排,索尼、鳌拜佩剑闯进崇政殿,不惜血溅宫廷,以“吾辈食于帝、衣于帝,不立帝之子宁从死于地下”来逼迫睿王妥协……    
    庄妃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多尔衮又回到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立场,最终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以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    
    并以睿王多尔衮、郑王济尔哈朗辅政。    
    从八月初九皇太极去世到八月十四,庄妃经历了风云巨变、波澜迭起的六天,对突发事变的从容驾驭也使得她本人从庄妃变成了孝庄皇太后。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太后下嫁

    孝庄皇太后当然明白:多尔衮不会满足同郑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而生性谦和的济尔哈朗面对咄咄逼人的多尔衮只能是节节退让。    
    顺治元年一月,济尔哈朗就令各衙门:凡需上奏的事件全都“先启知睿亲王,档子(清初称档案为档子)书名亦先书睿亲王”,睿王多尔衮、郑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已经成为虚话。    
    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值多尔衮斋期,大学士范文程把甘肃巡抚黄国安呈请辞职、回籍赡养父母的本章,送郑王济尔哈朗处批复。    
    本来这就是个例行公事的本章,而且郑王济尔哈朗也未敢批复“令故待之”,但多尔衮为树个人权威,仍然以“以文程擅自关白辅政王”抓住不放,将其“下法司勘问”。    
    范文程并非等闲之辈,是皇太极被依为心膂股肱的大臣,当年劝降洪承畴就是派范文程去打前站的。    
    屈从多尔衮淫威的刑部官员,竟然无视律例而对范文程做出削职、籍没家产的判决。    
    虽然多尔衮最终下达“姑释前罪”、“免效厥职”的命令,但这种威福自专的做法足以令孝庄皇太后如芒刺在背。    
    尽管册立顺治为君的会议一结束,索尼、图尔格(遏必隆之兄)、鳌拜以及谭泰、巩阿岱、锡翰就到三官庙盟誓,要辅佐顺治“六人如一体”。    
    未几,图尔格、遏必隆、鳌拜等又联络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中的两黄旗骨干209人盟誓,忠心耿耿辅弼幼主,不得“谄事诸王,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篡”。    
    孝庄皇太后知道:要兑现这些慷慨激昂的誓词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会有人恪守誓言、不改初衷,但相当一部分人会见风使舵,自食其言,向权力中枢——多尔衮靠拢,最终堕落成为围绕势力转圈的奴才——势利小人。    
    豪格手下的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甚至卖主求荣,诬陷豪格图谋不轨。    
    两黄旗大臣谭泰、巩阿岱、锡翰也都毁盟背约,转投睿王……    
    孝庄皇太后环视周围,只有索尼、图尔格、遏必隆、鳌拜、图赖以及范文程等几位老臣还没有转靠睿王,但他们或被革职、或被革爵、或被夺所属牛录、或被籍没家产,或称病在家,就连已经去世的图尔格也难逃厄运,他的坟墓甚至被“尽行拆毁”,一股寒气迎面扑来,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孝庄皇太后已经洞察到埋藏在多尔衮心中的称帝之念,睿王曾无限遗憾地对心腹抱怨道:“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尔衮并非不具备称帝的实力,而且明清之际动荡的时局也不止一次为他提供了黄袍加身的机会。    
    好在多尔衮还算头脑清醒,不愿因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使得清王朝失去问鼎中原、一统海内的历史机遇,便以“本朝自有家法,非尔等所知”,拒绝了一部分汉官的劝进。    
    一旦海内实现了一统,大权在握的多尔衮还会拒绝黄袍加身吗?别说是顺治还未成年,就是已经长大成人也难与执政多年、功业赫赫的摄政王抗衡,孝庄皇太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立无援,只有孤儿寡母,且无一兵一卒……    
    怎样才能延缓日益明显的逼宫危机?多尔衮至今没有子嗣当然是要充分利用的因素,听说有喇嘛给多尔衮算过命:说他是命中无子。    
    让多尔衮得到“皇父摄政王”桂冠——也就是说让多尔衮成为顺治名义上的父亲……    
    按照满族兄死妻嫂的习俗,太后下嫁给小叔子本来就没什么引起非议的,可现在毕竟不是在关外……    
    汉族的礼制与满族的习俗在她的心中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分量……    
    其实汉族在秦汉乃至唐代对太后也没那么多的约束,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唐中宗与唐睿宗的母亲武后……    
    或私下、或公开地梅开二度,享受着人生……    
    而对孝庄皇太后来说,难就难在她的似水柔情早已经在丈夫的冷漠中枯萎,对经史的学习、对韬略的探讨,对驾驭风云的兴趣早已经把她的内心磨炼得像铁石一样冰冷、坚硬……    
    三十出头的少妇,却心如止水……    
    如今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她还要装出种种柔情去赢得妻妾成群的多尔衮的瞩目……    
    实在太难了,对于孝庄这真得比运筹帷幄还要难,委屈的泪水潸然而下……    
    南明抗清将领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中有一首描绘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诗:“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灿迎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以此诗作为太后下嫁的依据,似乎有点孤证的味道,张煌言当时毕竟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浙江——鲁王政权所在地,即使太后与多尔衮真的有一个结婚仪式,也绝非他能亲眼目睹,而张煌言以此为题做诗,完全是出于对敌对势力一方兄死妻嫂习俗的嘲讽。    
    据说有人见到过太后下嫁的诏书,但在出版的众多清代史料中均未能查到。    
    以孝庄皇太后的机敏、以她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领悟,是不会采取像张煌言的诗中所描绘的方式——在慈宁宫去搞太后大婚礼,而且太后真的下嫁,睿王嫡妃又当如何安置?她的目的是在感情上笼络住摄政王,而不是制造新的家庭纠纷,即使真有床笫之欢也是在多尔衮“深入皇宫内院”时偶一为之,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以感情怀柔来缓和摄政王同顺治的关系,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拖延时间上。    
    对于多尔衮的体质孝庄皇太后心里有数,而摄政后的操劳益发加重他的负荷;更何况满洲贵族对纵欲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他本人对女色的迷恋,已经把他的身子快掏空了,他的阳寿只能比皇太极短。    
    谁知他还能活几年?在孝庄看来,当然是越短越好,就怕夜长梦多,同多尔衮的周旋、较量已经使得她心力交瘁……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以退为进

    结束摄政的一天终于在孝庄的焦急期待中来到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猎所去世,享年39岁。    
    孝庄皇太后那颗紧绷着的心,稍稍有所和缓。    
    但她很清楚: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已经网络了一个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庞大集团,还有一个处心积虑要谋求摄政地位的英亲王阿济格。    
    只有解决上述问题,才可能彻底摆脱危机,此时此刻切不可掉以轻心,而首先需要孝庄对付的就是比她年长10岁的英亲王阿济格。    
    阿济格时年47岁,早在努尔哈赤在世时,阿济格与幼弟多铎就分别领有正白旗、镶白旗。    
    皇太极即位后,竭力瓦解阿济格同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的关系,以阿济格为多铎主婚为借口,剥夺了阿济格的正白旗,并让多尔衮当上了正白旗的旗主,因而多尔衮对阿济格一直防范有加,即使在当上摄政王后仍然禁止两白旗大臣同阿济格来往。    
    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多尔衮在临终前曾“召英亲王语后事,外莫能知”。    
    孝庄皇太后当然能猜到:多尔衮在大限将到之时与阿济格捐弃前嫌、甚至托付后事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对顺治亲政的忧虑。    
    多铎在一年前因生天花去世,多尔衮的过继儿子——多铎之子多尔博年仅10岁,能够托付后事的也只有阿济格了。    
    多尔衮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锦囊妙计已经是个解不开的谜,但从阿济格的种种举措——在两白旗大臣中游说、劝他们拥立自己,敦促诸王“速立一摄政之人”,并秘密派人通知自己的儿子劳亲“多率兵”来猎所,足以为了解多尔衮的锦囊妙计提供一个切入点。    
    英亲王迫不及待地谋求摄政王的事实,对于紫禁城中的顺治是个极大的威胁。    
    虽然顺治虚龄才14岁,但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位颇具城府、精通韬略、能应付突发事变的母亲——孝庄皇太后。    
    抓住多尔衮去世的机会让顺治实现亲政已经刻不容缓,只有挫败了阿济格,两白旗大臣才能变得群龙无首,也才能谈得上分化瓦解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多尔衮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退为进,把追尊多尔衮作为争取两白旗大臣、孤立阿济格的手段。    
    在孝庄皇太后的安排下多尔衮被推上尊崇的神坛:十二月十三日(1651年1月4日)多尔衮去世的消息刚一抵京,如释重负的孝庄就让顺治颁布全国臣民易服举丧的诏令;十二月十七日当多尔衮的灵车回到北京,经孝庄的筹划顺治与诸王大臣身穿缟素到东直门外迎接已故摄政王的灵柩,举行哭祭;十二月十八日孝庄通过顺治下达对多尔衮“合依帝礼”的命令,并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当“太宗文皇帝(既皇太极)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的丰功伟绩;十二月二十五日对多尔衮的追尊达到了极点——追尊已故摄政王为成宗义皇帝、而在次年的正月十九又颁布了义皇帝的牌位“同太庙”的诏书,再次肯定了多尔衮“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的历史地位。    
    这位在事实上统治清王朝七年之久的摄政睿亲王不仅得到皇帝的称号,而且得到“同太庙”的待遇,得到皇帝所享有的所有哀荣。    
    对多尔衮的尊崇,消除了两白旗大臣的忧虑,他们不仅拒绝了阿济格的拉拢,而且明确表态要“依皇上为生”,并把阿济格的种种阴谋活动及时向朝廷汇报。    
    而多尔衮集团的骨干额克亲、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人还在护送摄政王灵柩回京途中,一举将心怀叵测的阿济格父子抓获。    
    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对阿济格图谋摄政一案的审理,顺治八年正月初六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阿济格做出终身幽禁、籍没家产的判处。    
    对顺治亲政构成最大威胁的阿济格被清除,孝庄皇太后的以退为进避免了政局的动荡。    
    两白旗大臣的确有“依皇上为生”之意,但多年来形成的结党营私很难立即清除。    
    孝庄清醒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很快她发现御前大臣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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