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七月，皇三子亦撒手人寰。
永璋死后，被乾隆追赠为循郡王。
在两个皇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已故皇后的弟弟傅恒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的头衔，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前往金川，指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金川之战。
傅恒在出师前夕，乾隆亲自祭祀堂子；而在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随同傅恒出征的还有乾隆派出的三万五千名将士。
第一次平定金川的胜利奠定了年轻的傅恒的宰辅地位，傅恒担任宰辅２０余年，直至去世。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翻惹无端
乌拉那拉氏生于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二月初十，比乾隆小７岁。
她的父亲是满洲佐领那尔布，乌拉那拉氏在雍正年间入侍乾隆于藩邸，被封为侧福晋。
乾隆居藩邸时，由雍正做主纳过四位福晋，其中一位是嫡福晋富察氏，其余三位是侧福晋，这三位侧福晋一位姓高佳，一位姓富察，第三位就是乌拉那拉氏。
在乾隆即位后，册封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封侧福晋高佳氏为贵妃，封乌拉那拉氏为娴妃。
生育皇长子及皇二女的侧福晋富察氏，因死于雍正十三年，未得晋封。
在藩邸的福晋中，乾隆最敬重皇后富察氏，最宠爱贵妃高佳氏，最容易被皇帝忽略、冷落的就是乌拉那拉氏，就连纯妃、嘉嫔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乌拉那拉氏，纯妃接连生育皇三子、皇六子以及嘉嫔接连生育皇四子、皇八子，就反映出这一点。
后宫中的妃嫔，如果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就连“母以子贵”的幻想也破灭了。
对乌拉那拉氏来说，惟一的慰藉就是她同太后特别投缘，也许正是由于太后的好感，她才得到娴妃的封号。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十月娴妃乌拉那拉氏同纯妃苏氏一起被晋升为贵妃。
三年后皇后富察氏在东巡途中仙逝，奉太后懿旨，乾隆在十四年（１７４９年）晋封贵妃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
在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后不久，乾隆就写下“六宫从此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的诗句，看来皇帝对此很不情愿。
一年后乾隆又在太后的敦促下，删封３３岁的乌拉那拉氏为皇后，实际上皇帝对此更不情愿，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乌拉那拉氏在当上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乾隆对她依旧相当冷漠。
乾隆对富察氏的思念，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就像他在悼亡诗中所描绘的：“忍诵关睢什，朱琴已续弦”，“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不堪重忆旧，掷笔黯伤神”，诚所谓，“制泪兮，泪沾襟，强欢兮，欢匪心”，“醒看泪雨犹沾巾”。
乾隆在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时，还是要绕过济南，不忍心再进入让他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正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这种刻骨铭心的真情，是不会被岁月带走的，虽然乾隆有一大群如花似月的妃嫔，但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在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孝贤皇后三周年忌日那一天，乾隆在悼亡的同时，竟然对长期被冷落的第二位皇后流露出些许歉意，所谓“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即此之谓。
正是由于乾隆开始注意到乌拉那拉氏的存在，皇十二子于次年降生（乾隆十七年），紧接着乌拉那拉氏又生下皇五女（乾隆十八年），皇十三子（乾隆二十年）。
从表面上看，皇帝同第二位皇后的关系日趋缓和，实际上却是外松内紧。
乾隆对乌拉那拉氏的长期疏远，已经伤透她的心；而皇帝对她那种近乎怜悯的情感，也只持续了五六年，当她接近４０岁时，皇帝的注意力就已转移到一批年轻妃子的身上。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贵妃魏氏
魏佳氏就是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一位妃嫔，她比乌拉那拉氏年轻９岁。
魏佳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１７２７年），乾隆初年入宫充贵人，比乾隆小１６岁。
魏佳氏的祖先原是汉人，隶内务府包衣。
换言之，魏氏的先人在清初是被掠为奴的汉人，编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魏佳。
在乾隆的后妃中像嘉贵妃金氏、皇贵妃高氏都出自内务府包衣，编入满洲八旗，分别赐姓金佳、高佳。
后族抬旗赐满姓（原姓加“佳”），这并非乾隆首创，而始于康熙初年。
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关于魏佳氏的身世有如下记述：“有记载说，琰（即嘉庆）之母孝仪皇后原为苏州女伶，乃是掌管宫中娱乐的衙门升平署（该衙门当时还称之为南府，一直到道光七年才改称升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佣者。
有人断言，升平署院内有一座小庙，供奉着一尊女神喜音圣母，圣母脚前一度立有琰及其子（即道光）庙号和谥法的两座牌位。”乾隆在十年册封贵人魏佳氏为令嫔，十四年册封她为令妃，二十四年册封她令贵妃。
从这一系列的册封中，可以看得出魏佳氏愈来愈引起乾隆的重视。
在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这位还比较年轻又深谙宫中礼仪的妃嫔正好弥补皇帝心灵上的缺憾，颇受宠幸。而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一年，魏佳氏接连生下四子二女——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育皇七女，乾隆二十二年七月生育皇十四子，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生育皇九女，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生育皇十五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生育皇十六子，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生下皇十七子。１１年的时间生下六个孩子，这本身就反映出魏佳氏同乾隆关系的密切。
皇九女就是被乾隆许字兆惠之子的和硕公主。
出于对兆惠的怀念，乾隆把六岁的皇九女许字扎兰特，并在八年后——乾隆三十七年为皇九女和硕公主与扎兰特主持了婚礼。
乾隆四十五年，皇九女病逝，时年２２岁，赐谥“和恪”，额驸扎兰特在乾隆五十三年去世。
魏佳氏频繁的生育，反映出从乾隆二十年起，乌拉那拉氏基本被皇帝遗忘了。
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皇十七子出生的年份同皇十六子之间相隔了五年，而在此之前魏佳氏几乎是一年生一个（只有皇九女同皇十五子之间相隔两年），何以会出现五年的间隔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和卓氏的入宫，及其所带来的西域风情极大地吸引了皇帝，让乾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别说乌拉那拉氏了，就连魏佳氏也被撂在一边了。
也就是说从乾隆二十五年起，皇帝已经又有了新欢。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香妃”之谜
在乾隆的４０余名后妃中，并没有“香妃”的封号。
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的和卓氏出现在京城的皇宫。
流传在新疆的传说，对香妃的“香”字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她的教名是希帕尔汗，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香得很”，另一种则认为“由于她保持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习惯，头上爱戴沙枣花，身上有一种浓郁的沙枣花香”。
最先揭开“香妃”的面纱、指出香妃即容妃的是孟森先生。
关于容妃的家世，孟森先生认为：“自必出于和卓之家，但若为旧和卓之女，则与大小和卓为兄妹；若为大小和卓之女，则亦不能定其究为大和卓之女，抑小和卓之女。”至于和卓氏入宫的时间，在清代的官修史书中并未记载，孟森先生认为当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盖两和卓由准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妃以回部女子至中朝，为自古不通之域，高宗不以置之后宫，特营西苑中一楼，以为藏娇之所”。
总之在孟森先生看来，容妃同大小和卓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
但《“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一文作者肖之兴却认为，和卓氏进宫在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而于善普从故宫档案中摘取的资料则证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而且还赏赐和贵人朝珠、金项圈、金手镯、东珠、正珠、红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坠角、蓝宝石坠角、万寿如意簪、花簪、葫芦簪、莲花簪、龙面簪、东珠耳坠。
在纪大椿的《喀什“香妃墓”辨误》及肖之兴的《“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里都认为容妃的家族是和卓家族的另一支，大小和卓“是十七世纪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后裔”，容妃的父兄却是“阿帕克和卓的弟弟喀喇码特和卓的后裔”。
这两位作者一致认为喀喇码特的儿子是墨敏，容妃是墨敏的孙女。
在墨敏一支中有爵位的四人，他们分别是玛木特（墨敏长子木萨之子）、图尔格（墨敏三子阿里之子）、额色尹（墨敏第五子）、帕尔萨（墨敏第六子），问题的关键是容妃的父亲究竟是墨敏的哪一个儿子。
一种说法认为容妃是墨敏第三子阿里之女，一种说法认为是墨敏第六子帕尔萨之女。
关于容妃父系的说法尽管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墨敏的子孙都反对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至于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后容妃家族究竟迁往何处、以何种方式参与平定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也是说法不一。
《喀什“香妃墓”辨误》及《“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都认为容妃的亲属迁居到布鲁特人地区（即柯尔克兹族），而当清军援助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黑水营的兆惠部时，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攻喀什噶尔，分贼势”。
参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参赞大臣舒赫德在奏报中也提到这一点：“将军兆惠带领大兵抵达叶尔奇木（即叶尔羌）地方时，哈什哈尔（即喀什噶尔）一闻此信，大和卓木（即大和卓）带马兵三千，步兵二千往救叶尔奇木（即叶尔羌）。
小和卓木（即小和卓）带马兵四千，步兵六千，会同大和卓前来打仗，将我兵遮围三十余日。
因闻哈什哈尔所属英阿萨尔（今新疆英吉沙县）城市突被布鲁特抢掠，两和卓木俱仓促出营商谋堵御布鲁特之计。
是日晚间将军（指兆惠）带兵夺取和卓木等所筑围地方……两和卓木议称：看此情形，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我等难以兵力相取，不如与将军议和，或可少息三四年。
“大小和卓所说的“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其实就是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对清军解黑水营之围的策应。
“大和卓木因哈什哈尔现在告急，只留兵二百名，其余兵丁全行撤回”。
为兆惠从黑水营突围、进而摧毁大小和卓提供了有力的援助。
而于善普的《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香妃像、香妃墓、香妃其人》中一再重申容妃的哥哥因反对大小和卓起兵反清把全家也迁到伊犁，“到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闻知清军征讨霍集占（小和卓）已进抵叶尔羌，容妃的五叔额色尹偕同图尔都及其堂兄玛木特，配合清军作战，平息了这次叛乱。
不管容妃家族是避居布鲁特还是迁到清军占领的伊犁，这一支和卓子弟坚决反对叛乱并参加了平叛的军事行动，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和卓氏及其亲属随同凯旋的兆惠一同前往北京，翌年二月抵达京城。
和卓氏的亲属被安排在西安门外及东四北六条“现有官房二十二间”。
他们的居住区也称作“回子营”，所谓回子营实际是隶属正白旗的回子佐领。
为了照顾跟随和卓氏入京亲属的宗教信仰，乾隆特在北京他们居住地区营建一座华美的清真寺，其建筑风格融合维汉。
和卓氏生于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年）九月十五，到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二月初四被封为贵人时已经２６岁。
如果和卓氏入宫前未婚，在盛行早婚的年代，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和卓氏到２６岁仍然待字闺中？这的确是个谜。
如果和卓氏结过婚，那么她的第一次婚姻情况，也是一个谜。
据孟森先生考证，乾隆因和卓氏“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乃不与诸妃聚居，特隔于南海最南之地。
其地又临外朝之外垣，得以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与妃居望衡对宇……”乾隆把和卓氏安置在建成不久的宝月楼（即今新华门），乾隆在二十八年就以宝月楼为题写了以下诗句“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
宝月昔时记（自注：向作宝月楼记粘壁），韶年今日迎。
屏文新绿，镜影大光明。
鳞次居回部（自注：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
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安西系远情。”此后乾隆经常以宝月楼为题写诗。
还有一种传说，皇宫内的浴德堂曾是和卓氏的沐浴场所。
浴德堂在武英殿的后面，在浴德堂的西侧有一座井亭，井口的北侧有一个水槽，水槽的北面同架起来的石板砌成的水渠相连，水渠长数米，从浴德堂后面的墙壁穿进。
在浴德堂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个低矮的方洞，据故宫的朋友讲可能是为水加温之处。
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诵经前都需要沐浴，而且沐浴的水应是流动的，从石渠流入的水当然属于活水，的确符合穆斯林的标准。
但如果容妃住在南海的宝月楼，每天都要到宫内的浴德堂来沐浴也不现实。
更何况武英殿在康熙年间已经成为修书处，系外臣经常出入之地，再把毗邻武英殿的浴德堂作为后妃的沐浴之处也的确不合适，诚如孟森先生所指出的：即使是“昏秽淫乱之君”也不会“以爱宠就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