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联姻价值女人的册封，来掩饰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缔结这门婚姻的印记……苏醒过来，对于已成为皇贵妃的年氏，只不过是给了她一个继续梳理困惑的时间。
既然不能明白地活着，总希望能死个明白。
但要做到死个明白，对年氏也是个奢望。
其一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她无从得知；其二是，回光返照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许就在于命悬一线时竟然恢复了清醒，淤积在头脑中的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凸现了出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为什么同时被雍正弃之如敝屣？难道真的像雍正所说的“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怀二心……几陷朕于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凭什么在“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究竟是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骗了雍正，还是雍正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雍正为什么对藩邸旧人戴铎也要翻脸，斥责戴铎“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语……朕深知戴铎行止妄乱，罪实当诛……”戴铎同雍正的关系比同年羹尧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铎派到年羹尧那里去当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监视年羹尧之意。
“罪实当诛”的戴铎，究竟身犯何罪？是监视年羹尧不力，还是对雍正即位的内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为了怕落下“杀戴铎以灭口之名”，而不得不推迟对雍正泰陵（位于河北易县，称清西陵）戴铎的处置……年氏已经感到：雍正并不想把陵寝选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体现了康熙临终的意愿，为什么总想在易县另择万年吉祥地，而远离康熙的陵寝？以至乾隆即位后不得不兼顾遵化的孝陵、景陵与建在易县的泰陵，而做出今后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即清东陵）、易县（即清西陵）的规定。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贵妃的身心终于得到了解脱，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负荷也成为死亡之旅的重负。
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贵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终一起进入泰陵的地宫，同雍正合葬。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阴影……
雍正皇贵妃年氏虎死年家
皇贵妃的封号，并未能减轻年家所经历的灾难。
自从雍正让朝廷内外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之后，面对杨名时的“保全”之议，雍正就感到要处死年羹尧还存在阻力。
虽说提出此议的只是杨名时一人，实际上很多人未必不赞同“保全”，只不过没有杨名时的胆量罢了。
为了处死年羹尧，对符瑞兴趣盎然的雍正便想到了纬……于是精心策划的一幕在年贵妃去世后１３天发生了。
一只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达到朝阳门，入夜之后从东便门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来到了前门，之后就又窜到马路上，径直奔入年羹尧家，窜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闯进年家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门提督也率领士兵来到年家，在后花园中把虎给扎死了。
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在年家扎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种征兆。
雍正对此事的批示是：对“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朕惊喜之至”活脱脱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窃喜。
本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尽；年羹尧之子年富处死，其子孙１５岁以上者发配云南、广西充军；未到１５岁的在长到１５岁时发配，其子孙永不许赦回，也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产籍没充公。
至于其父兄均被革职，不再追究。
年羹尧的灾难还株连了一个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户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顺天（即北京地区）乡试而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革职。
汪景祺在３８岁中举（康熙五十三年），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四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
雍正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
雍正四年十二月，汪景祺被斩首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子俱革职，发配宁古塔。
汪景祺的人头被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闹市区，这一挂就挂了将近１０年。
因皇贵妃年氏兄长年羹尧所引发的雍正时期第一起文字狱，直到乾隆即位后才得到解决。
只不过，那一直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早就变成了骷髅……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嫡后去世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迫于太后的压力乾隆才册封了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
富察氏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同宝亲王弘历完婚，她是宝亲王的嫡福晋，因而当乾隆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后。
在史书上关于富察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一是“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一是“以鹿羔绒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旧制，示不忘本”。
身为皇后平时只是佩戴野花、绒花，这种简朴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仿照入关前的做法——用动物的皮革制成荷包进献给皇帝，以表示不忘祖宗开基创业之艰难，这在满洲权贵中更是非常难得的。
不要说满洲权贵，就是一般的八旗子弟在入关百余年后，已经变得安于享乐，早把当年的进取精神消磨殆尽，不会说满语、不擅长骑射者已经比比皆是，乾隆对这些忘本者已经采取严厉的惩罚，不精通满语骑射者不得袭爵。
在这个问题上富察氏同乾隆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后宫中，一种是“子以母贵”，另一种是“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讲的是在皇帝的众多儿子中，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在宫中、特别是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母亲的地位决定哪一个儿子能取得继承权；而“母以子贵”则恰恰相反，母亲在宫内的地位取决于儿子，儿子能即位，母亲自然就被尊为皇太后，顺治帝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帝的生母佟氏、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都是因儿子即位被尊封为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的。
乾隆第一次立储是在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所择立的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
永琏生于雍正八年，“聪明贵重，气宇不凡”，深受祖父雍正、父亲乾隆的钟爱。
乾隆即位不久立６岁的永琏为皇太子，并写好立储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内。
乾隆三年十月，９岁的永琏因病而亡，乾隆只得将秘密立储的谕旨取出。
乾隆在皇储永琏逝后一个月，颁谕公布了永琏的皇太子身份，赐谥“端慧”，以皇太子的礼仪安葬了永琏。
清朝统治者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像汉族统治者那样强调嫡庶之别，乾隆之所以坚持要立嫡子为皇太子纯粹是出于对皇后富察氏的感情，这就使得他极为看重嫡子。
在永琏夭折之后，一心要立嫡子为皇储的乾隆等了八年，皇后富察氏才在乾隆十一年生育皇七子永琮，乾隆便把立储的希望寄托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
不料永琮甫及两岁又因出痘早夭，时为乾隆十二年除夕。
但乾隆对立储皇七子只是一种意向，并未按照秘密立储的程序书写密旨，放到正大光明匾内，因而永琮还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储，其葬礼虽比一般皇子高，但不可能像已经被秘密立储的永琏那样享受皇太子的葬礼。
皇二子与皇七子的接连去世，对于一心要立嫡子为储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他曾颁谕特意谈及这一问题：“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即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
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在十三年二月首次去山东祭孔，富察氏陪同皇帝东巡。
皇七子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富察氏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她是带病去山东的。
病弱的身体禁受不住旅途的颠簸，谒孔庙的隆重仪式、登泰山的过度疲劳都耗尽了富察氏的元气，等回到济南已经一病不起，而在从济南赶往德州的船上她已乾隆陵寝裕陵地宫（与乾隆合葬的有皇后富察氏、皇贵妃高佳氏、皇后魏佳氏、皇贵妃金佳氏、皇贵妃富察氏）经气息奄奄，富察氏未能回到北京，就在德州病逝，时年３８岁。
皇后富察氏死在东巡的路上，并不像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乾隆韵事》中所描绘的死于南巡途中，乾隆在十三年尚未开始首次南巡。
乾隆同皇后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把富察氏的感情升华到人伦之首来认识的，在悼念皇后富察氏《述悲赋》的开篇，乾隆就提出这个问题：“《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人伦之伊始”，在这里乾隆明确提出夫妻是“人伦之伊始”。
这的确是对儒家纲常观念的挑战。
按照儒家的纲常观念排在第一位的是父子，第二位的才是夫妻，第三位的是兄弟。
但汉族是非常强调血缘亲情的，因而在民间所流传的口头禅则是“兄弟是手足，老婆是衣服”，手足是斩不断的而衣服是可以换的，实际上已经把夫妻挤到第三位。
从关外崛起的满族没有那么多的假道学，乾隆的高祖——清太宗皇太极，在攻打锦州时得到宸妃病重的消息。
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往沈阳赶，还未到沈阳就得到宸妃去世的噩耗，巨大的悲痛竟使得这位驰骋疆场的开国皇帝昏了过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
皇太极联想到当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去世时并未悲伤到这种程度，尽管他为此自责，但仍不能摆脱“不能自持”的状态。
他甚至对在宸妃丧期“作乐”的郡王阿达礼、公扎哈纳予以夺爵。
至于乾隆的曾祖顺治更是因董鄂妃的去世而情绪失控……上述种种都反映出夫妻在人伦中的重要地位，需要人们重新认识。
乾隆在《述悲赋》中虽然以诗的语言发泄着内心的悲痛，诸如“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与随”，“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夏日冬月兮复何时”等等不一而足。
过分的伤感使得乾隆情钦定《四库全书》绪反常，在他看来所有的儿子都应该痛不欲生，所有的大臣都应该呼天抢地。
当他感到２１岁的皇长子永璜、１４岁的皇三子永璋对嫡母去世“并无哀慕之忱”，“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时，怒不可遏，斥责他们“不识大体”，对嫡母仙逝“全不在意”。
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
……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兄弟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
”如此杀气腾腾的斥责，自然让两个未经过历练的皇子诚惶诚恐。
与此同时血淋淋的惩罚也在朝廷上接二连三地出现：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孝贤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在皇后百日丧期之内剃发的官员被赐令自尽的就有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而刑部尚书盛安只因未将违制剃发的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都司姜兴汉判处斩立决也被赐令自尽，刑部官员竟全部被革职。
实际上在大清律例中，对国服内剃发并未有明确的惩罚标准，在雍正去世时对违制剃发也未进行治罪，但这一切到了乾隆十三年竟成为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大问题。
在这种不正常的压抑与惶恐中，皇长子永璜在乾隆十五年郁抑而死，时年２３岁。
乾隆在皇长子逝后相当悲痛，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在乾隆十七年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入葬裕陵时，永璜生母的灵柩也随同入葬，乾隆也许是以此来表达对长子亡灵的一种慰藉。
逝者已经获得永久的摆脱，生者还要忍受不测的天威，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把皇三子永璋的心灵摧毁。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七月，皇三子亦撒手人寰。
永璋死后，被乾隆追赠为循郡王。
在两个皇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已故皇后的弟弟傅恒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的头衔，十一月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