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北大复兴，严寒的北国兴起了中国教会属灵运动 。加拿大传教士顾约拿单（Jonathan Goforth ）是这次复兴的中心人物。在义和 团之乱平息后，顾约拿单返回河南北部传教，这里反教气氛相当浓厚，戴德生 曾嘱咐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无论大小事情，除非 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贸然行动。此时，他正不断地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 中寻找复兴的线索。1907 年，他经水路到朝鲜，适逢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三周后，他返回中国，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了大复兴的见闻。次年春天，他再往东北领会，在各教会传讲的信息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 章6 节），带来了东北 教会的大复兴。据统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 年的1500 人骤增到1908 年的3500 人。东北大复兴的影响蔓延到中国其它的地区。其后 的山东大复兴带来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
二、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然覆灭的命运。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念都在觉醒。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帝制，缔造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有杰出表现。《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法律保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割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督教会）、巴色会（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人。继道济会自理？？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湾支堂，1911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礼贤会自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控制国会 ，通过祀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康有为写信给黎元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会的反击。1917年，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数据。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抬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些教会学校里，教育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恒切祷告。传教士们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为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的真正光景——遵守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交给主；并积极教导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时，一定需要大量熟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不为不正当的营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 （Frederic 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领事企图强占天津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对抗。次年，雷鸣远以？旖蚪虆^副主教的身分支持中国民众。10月，法国士兵强行驻进老西开。雷鸣远与天津爱国士绅共商对策，建议天津租界的中国人联合罢工罢市，使租界陷于瘫痪。法国政府不得不归还老西开。为此雷鸣远被法国主教逐出教区，1920年被遣返回比利时。1926年他再次来华，次年加入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中国信徒180人组成救护队，救死扶伤，转战于 抗日前线。1940年6月，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归 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是他一生的目标和实践，他是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先驱。
1917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达264所。同年，“中国基督教博医会”和“中国医学会”在广州举行联合会议，总结前几年的医疗工作，并积极推行预防传染病、禁止吸食吗啡鸦片、提倡清洁运动与公共卫生的事业，取得不凡的成绩。
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开始对中国基督教及有关中国国情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研究，各差会负责人及150多位通讯员参与其事。1921年 完成了大型报告书《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1922年2月出版。该调查报告包罗了中国在20世纪前20年中 的全部国情，是一部了解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中国国情的详尽资料。
1918年，在华的教会学校计有幼儿园15所，初级小学5276所，高级小学575所，中学233所，大专院校28所，师范院校56所，神道学校31所，职业学校40所，孤儿院49所。中国著名的13所基督教大学，均早于1917年前成立。
1918年，蔡苏娟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派遣华人宣教士进入云南、黑龙江一带传福音。
1918年，？浇绦陆探掏綇？1901年的8万人增加到35万人。这一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大增；仅美国通过“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就达2500余名。1901年有传教士1500人，1914年激增至5400人，至1919年新教共有传教士6636人，遍布各省693个传教点。57％的传教士分布在沿海地区，27％分布于长江流域，17％分布于其它内陆省份。天主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信徒从1900年的74万人增长到1920年的199万人。1920年，外国神父达1500余人，中国神父增加到1000人。
1919年，五四运动。它使1917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出现新的格局，完全否定传统儒家作为重建中国的基础，希望以科学和民主来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体系，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科学、教育产生新的转变和改革。新文化运动排斥基督教，却将西方众多的人文主义思潮引入中国，试图从中寻找出路，社会仍然一片混乱。同年，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1920—1921年学会展开宗教问题的讨论；其定论是科学万能，宗教是反科学的，现代社会不需要宗教。此时，知识分子反基督教就不仅仅因为它是“洋教”了，而且更是因为它“不具有科学性”。这场讨论因为它的时代背景而意义重大﹕新文化运动的初旨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明，但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无视中国主权，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悲愤、失望，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转而寻找更为激烈的救国之路。1919年7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s。社会主义思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反基督教被认为是反帝反资的一部分。于是，另一场非基督教的教难便不可避免了。1921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顾子仁曾作出如此的述评﹕“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击，将是困难的。”但基督教界对此时代的思潮并没有潜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自利玛窦起即有以传播科技为传教之媒介的传统，而基督教及它所办的文教事业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反对不平等、不自由和禁锢人个性发展的思想。这一切不正是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相符吗？但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要群起而反对基督教呢？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救亡的迫切任务压倒了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中国基督徒也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受了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的洗礼。二是当时的国际思潮如科学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等方兴未艾，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对科学的迷信和对暴力革命的向往。三是人们没有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而是因中国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意，认为反教是救国的行动，造成了历史的误会。四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的本色化尚在草创阶段，从整体而言中国基督徒主持教会事务为数极少，基督教还没有脱去“洋教”色彩，在社会上少有认同。
1919年夏，有“基督将军”美誉的冯玉祥邀请顾乔纳单到他的军队中布？馈？11年前，冯玉祥和他 的军队都是信假神的，后来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军队中很多人也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军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经过街上时唱着圣诗，老百姓称之为“天兵”。顾乔纳单在冯玉祥将军的军队里工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
1919年12月，中华续行委办会召集全国中西教会领袖117人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基督教会如何最有效地协助中国？”会议一致认为建设中国必须依赖基督教的灵性力量，有基督教灵性力量的投入，建设新中国当更完美。于是，会议发起“中华归主运动”，作为教会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中华归主运动”的主要措施是“布道远方”。次年，超宗派的“中华国内布道会”成立，与“中华归主运动”相呼应，推动全国性的布道工作。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原称“北京证道团”），其成员有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 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响应，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
1920年，石美玉在上海组织伯特利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17年之久，她主持伯特利 医院的护士训练，闻名全国﹕她亲自带圣经班，给训练班灵命与知识并进的教育，希望护士离院时都成为传福音的护士。
1920年夏，王明道撇下做政治家的雄心，毫无保留地顺服神的旨意。他不再用“永盛”一名，改称“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他以“明道新民”为己任，盼望成为一位“人心改革家”，复兴中国教会。1921年初，王明道听居留北京的瑞典信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介绍因信称义的道理，使他明白救恩之道不是依赖行为， 乃是接纳基督牺牲代赎的功劳。他明白信徒的善行不是救恩的根，乃是救恩所结的果，这个神学上的次序是永远不能颠倒的。从此他对救恩有了把握，他的信仰“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经历了圣灵更新、洁凈的作为，王明道成为优秀的解经家、新生命的先知和严格顺服神话语最高要求的信徒。
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