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牙牌，到了明朝，演变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谓“牌九”。据我研究官方所
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于《牧猪闲话》这段答案：
“凡戏具皆须纠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 或
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这类情形，
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 据五十三年八月十九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 欧美
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
准予公开买卖， 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
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
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
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三、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地民被淘汰， 有的
民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
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 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
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
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 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 又因为“麻
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
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
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
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
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
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
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 （Mah Jong ForBeginners） 里，
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 “中国的国戏”（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岂但
是“国戏”，麻将同时敢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
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
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
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
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
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
人人讲求卫生， 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 还
要把它跟卫生批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
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
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
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
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堂之阵的麻将军！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又继薛平贵之后，
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
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
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 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
“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
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
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
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
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 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
碰和” ，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
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
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下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 每
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
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
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
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
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
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
‘闲’ 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 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
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现在，三十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赌还
照样是我们的国赌， 可是黄帝子孙已失掉了二十三亿一千六百二十九万天的光阴。
后悔、懊丧又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还是目前如何应付这位麻将哥儿。硬禁当然
不是办法，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打麻将，而是不打麻将大家干什么？这个问题解
决了，麻哥儿才能解决。否则的话，“禁赌”“禁赌”，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四、赌能禁得成么？
既然谈到禁赌，顺便也不妨多谈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他是不赞成硬性禁赌
的。证据是孔老夫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
犹乎已。”这是明明指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
小棋。
可是，尽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们，总还觉得，博弈之事还是要
不得，还是禁掉的好。从陶侃把博弈戏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
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国暂行刑律、旧
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赌博罪”。……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串串禁赌的规定。可是事
实显示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赌风之盛，却“何代无之”！铁的事实总超过纸的
法律，历史的事相，经验的教训，都该使我们承认禁绝赌博，不是一个严刑峻法的
问题，也不该用严刑峻法的手段。用严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对象，不该用的地方
用，结果必然产生阳奉阴违的结果，除了制裁到几名倒霉鬼或替罪羊，绝难收到实
效。即以台湾目前禁赌情形而论，连“公布赌徒姓名”这一点，从五十四年吵到现
在，都无法雷厉风行，单此一点，就不难看出硬性禁赌只是一句口号，既无贯彻的
可能，也无贯彻的必要。
一九五一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十七次会议结论，正
式提出“赌博并非罪恶”的新观念，同时不承认赌博是罪恶之源，因为罪恶的来源，
并不如此简单。
我也听说过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这里打麻将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将，
在外面乱跑，惹事生非，岂不更坏？”说这话的人，我认为他已可写出英国皇家委
员会的结论了。
以“玩物适情”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适其情；以“玩物丧志”为观念的
人，可从赌博上面丧其志，可是，这两种人都不会去做恶，认为“赌博是罪恶”的
人，显然已把它看得太笼统了些。
笼统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谑像的认定。例如发行奖券一事，在法理上，并非不
构成赌博行为，因为同是以不确定的方法，以偶然机会定其胜负。且从公平角度来
看，奖券甚至比赌博更过份（赌博时双方都负担风险，可是奖券的发行者“政府”
却稳收余利，一点风险都不负担）！这种现象，试问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士将
作何想？雷厉风行去查禁“卫生麻将”的人，是不是也该斜风细雨去查禁“爱国奖
券”？
写这篇文字的人，是个早就“戒赌”的人，“戒赌”的理由并非有畏于管区警
察，而是觉得赌得赌太浪费时间，这是个最大的理由，终于使我连个小牌也不打了。
我如今已是个成功的不参加任何有赌的行为的人（当然包括买奖券）。但这一成功，
我始终认为压根儿与“道德”无关，也与“法律”无关，所以我也难赞成用“道德”
或“法律”的尺度，劝人或罚人。真正的关键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不赌大家干什
么？如果一群群的“赌君子”，从牌桌上硬被赶下来，到外面去做“不赌的小人”，
那岂不跟我一样了？到那时候，警务处长的头，恐怕更要疼了也！ 〖后记〗
这篇文章原登一九六六年“人人娱乐”杂志第五期；一九七九年，用“国赌史
记”题目，重刊在“时报周刊”第七十九期，都用顾乐的笔名发表。“时报周刊”
第八十期里有夏元瑜的“马后炮赌博奇文”有一段说
“我看了上一期顾乐先生写的‘国赌史记’，衷心的佩服。顾先生阅读得既多，
记性又好。他写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像我临时抱佛脚东翻西查的穷折腾。看他的语
气是一泻而下，毫无停顿之处。再看他的行文轻松活泼，我猜顾先生大概不是一位
板着面孔的职业历史家。真猜不透他是何方神圣，反正我对他钦佩无已。”
这证明了，好文章就是好文章，藏也藏不住的！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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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拾零
（摘自李敖著《笑傲五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ISBN 7505715364 凡是超过五十岁的外省人，谁不在台湾五十年？而李敖在台湾“连续”五十年一天也没离开过。他不但“连续”，还一路反国民党，一路骂不入流的愚人，一路讽妄图“台独”的浑蛋，一路神气活现的笑傲五十年。这本杂文集是李敖庆祝“祸台”五十年而编的，包括《笑傲五十年》和《第一流人的境界》两书。
人生可被玄化成一大堆哲学体系，我无意于此，我所了解的人生，多从零星而来，来自实例者多，来自玄虚者少，多多少少，也累积了一些心得，我也把它们信笔写下，并不介意遗漏什么；相反的，这些东西可能全是捡拾被遗漏了的，这才正是名副其实的“拾零”。（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书呆子跟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都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不学有术者
我过去看不起不学有术者，但他们有他们的大长处，就是实际。他们的“术”，根基在许多人的人性弱点上，故也有许多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先欺许多人于一时”，再设法从一时拖长时间，也不能否认不是自成一说。在外表上，他们虽然也有一些讨人厌的八股，但他们自己很少信，他们是实际到只相信naked power，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并没错。（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理论的迷惘
许多理论根基在许多美丽的假定上面，给基本人性（如贪生怕死、如现实、如残忍）添枝添叶，但许多都是理想，可行性太少太少（所以文天祥只有一个），有的人自我要求得太高太多，实际上却超出了个人所能负荷的，结果只有崩溃（如托尔斯泰的晚年）。聪明的好人绝不使自己中理论之毒，他有安全瓣来泄自己的气。（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失败的英雄
英雄是不能不以成败论的，因为成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失败了，即使是英雄，也至多得一二知我者敬叹耳，于实际有何积极补助？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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