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侠之负剑，我想恐怕还得从这条线索去理解。
“侠”和“兵法”都与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有关，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可大不相同。“兵法”讲究的是力量对比、机遇捕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全靠“可行性研究”，根本无道德可言。而“侠”可不一样，他讲究的是单挑独战，快意恩仇，甭说事关武士荣誉，就为一句话、一口气也能跟你玩命。
照理说，“兵法”既然是后世军事传统的主流，它与早期的武士传统关系应当更密切，但不然。我仔细研究兵法才知道，它是从古代军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现象，和古代战法是完全相反，放在早先，都是君子不耻。而“侠”，从表面上看，虽不属官方整军经武的范围之内，反而常常是严打狠肃的对象，但太史公和平原欣赏的那种重然诺、轻生死，复仇决斗的精神，却正是古代武士传统的嫡嗣正宗。
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史影绰绰仍见于许多断简残篇。如子元振万（跳武舞）挑逗文夫人，颇类欧洲骑士；子路结缨而死，也很像日本武士。特别是被毛泽东讥为“蠢猪”的宋襄公，更分明是中国的堂吉河德。他自称“亡国之后”（宋为殷后），死守古代“不鼓不成列”的决斗式战法，硬不肯乘敌“半渡”、“未陈”而击之，结果身死兵败为天下笑。据（非子·难一》，“兵不厌诈”正是针对这种过时的战法而提出。宋襄公可笑不可笑？以今天看当然可笑。但你别以为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在那儿抽疯。他那些战法都明见于《司马法》；本来正是君子必需遵守的竞赛规则，很符合fairplay。
在世界各地，武士传统的转型都是一个大问题。
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的衰落都非常晚，如塞万提斯写《堂吉河德》是在十七世纪初，日本武士大批沦为浪人也在这前后。他们的武士传统至今还很深入人心，一直影响到西方人“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和日本人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
同鬼子打交道，我的突出印象是他们太傻。古人不是说“物老成精”吗？那真是一点儿不差。中国文明太悠久，结果弄得哪儿哪儿都是“人精”。中国的武士传统变“堂吉诃德”那是二千六百年前的事，难怪近代的志士仁人要仰天长叹：中国太缺乏“尚武任侠”的精神了。
平原爱小说中的“侠”，我也同样。小时候，我最气不愤的就是，项羽力拔山、气盖世，怎么楞是让一论人品没人品，要武功没武功，满肚子花活，下流到“分我一杯羹”的沛县流氓给灭了。读到他垓下被围，乌江自刎，心里就堵得慌。后来大了，我才明白，人是两面派，实用的时候实用，理想的时候理想。干坏事，他玩得全是毒计损招，可听故事却乖得像小孩，又是替英雄下泪。又是替古人担心，没人会把权术兵法当文学欣赏，就连有勇无谋的戆汉，也比大奸似忠的“油条”更受读者青睐。
平原说武侠小说是通俗文艺，不必人为拔高，但既然人问总有不平，“侠”所寄寓的人类期盼和自由精神就永远是深刻主题。这种化俗为雅的理解对我也启示良多。
通俗文艺“俗”，“俗”到头大概要算“诲淫诲盗”。清初反精神污染，这两条都在查禁之列。我们汉人不像话，搞这些走火入魔，在当时是超一流的世界水平（搁到现在也不逊色）。这类书有煽情催欲的副作用，但不管你怎么深恶痛绝，它里面毕竟有人类的基本兴奋点（也可以说是弱点）。
“俗”而至于“庸”，不是打就是闹，不是搂就是抱，必然堕入程式化，让人起腻。因为你要看真正的武打即散手，那都是三八两下，立决胜负；床上戏也是要不了几分钟就得云散雨收。小说家要想拖住读者，就得因情设景，添油加醋，拉长篇幅；甚至借佛理以宣淫，寓造反于招安，故做波折。这些手法拙不拙劣？拙劣。可它里面也照样埋着人类的“永恒主题”。
人类的“永恒主题”都是植根于人性的基本冲动，酒、色、财、气一样不能少。特别是“色”和“气”，更是主菜。它们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两大主题。你可以说“烂醉如泥”是“俗”，“玉山倾倒”是“雅”；“皮肉烂淫”是“俗”，“儿女情长”是“雅”；“赌徒心理”是“俗”，“企业精神”是“雅”；“好勇斗狠”是“俗”，“见义勇为”是“雅”。但专家不也承认《红楼梦》和《金瓶梅》有密切联系吗？现在国外害怕小孩学坏，有给影片定级一法。脱，脱到什么程度；吓，吓到什么水平，从 G到 PG到 R到兄 中间有一系列过渡。我想，通俗文艺和高雅文艺，从主题到手法，仔细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其“变形”。
古人说“任侠使气”，如果假装内行，妄谈“类型”，我就把它归入“气”这一类。人们说爱情是“永恒主题”，体育是“人类精神”，其实推而广之，不平就想出气（哪怕是摔盆打碗），又何尝不那么“永恒”呢？特别是中国人有“造反”癖，隔上一二百年就要“出上口鸟气”。王侯将相，他不信有种；神佛仙怪，他也太少虔诚。靠得全是一股浑不论的精神。
“复仇决斗”曾是原始的公平原则，说古老那可是真古老。可是现在美国也还照样在演《超人》、《蝙蝠侠》，声光化电之下，主题还是老一套。
最后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后世还有“侠”吗？
平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游侠文学中的侠客形象虽颇掺入作家的想象，但往往还是可以折射出其创作时代的真实存在。
为游侠文学的“三大期”找原型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不过我总怀疑游侠小说中的“侠”与生活中的“侠’”怕有相当距离。尽管太史公早已为我们区别了真侠与“暴豪”，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也是正、邪不能两立，但我揣想，普通人拿眼能瞅见的多数还是黄金荣、杜月笙或黑手党之流，武德高尚的技击家不是太少，就是远在天边，急了够不着，还得花钱请流氓照应。文学家的想象，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正如没有清官盼清官，越不爱国讲爱国，也是属于没啥想啥。想多了就有人提倡也有人效仿，而矫情的提倡或效仿，流弊是“假”。
我曾问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类型，《儒林外史》中的“假侠’是不是也值得研究？
一九九二年七月写于北京蓟门里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读《剑桥战争史》（1）
——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但近五百年来，天下所行者却不过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一世纪初，有哪位欧洲哲人说过，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近半个世纪，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还是来自大国），已经好久没有世界大战了，这是太大的意外。现在，当“新帝国主义”论借全球化的西风重新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五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战争仍威胁着整个人类。
一、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书刊发行会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老人家举例说，比如西方人，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海湾战争就是靠《孙子兵法》才打了胜仗。这样的说法，咱们这边有，台湾那边也有（我在台湾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而且有人说了，这可是人家美国报纸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信。这就像过去大家说的拿破仑读《孙子兵法》，悔不当初（此说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类似故事还有威廉二世读《孙子》），我很怀疑，它是咱们中国人捕风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戏。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读《孙子兵法》，顶多就是看着玩。在汉学译本中，《孙子》地位高，仅次于《老子》、《易经》，当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传统，轮到动粗，他们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剑桥战争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讲西方靠什么打仗。整个一卷书，从头到尾讲下来，不但不谈《孙子兵法》（只在第9页夸了一句，说孙子早就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主张），就连中国都没有几句话。我记得，许倬云先生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图本的历史书可谓大行于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读这类书，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剑桥史”，它们的共同点是很能反映西方观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看法。它们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特别是拿西方汉学当国际学术。我认为，研究中国，只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学者的研究，加西方汉学的研究，加“亚汉学”的沟通介绍，勉强可叫“国际学术”。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们还是天经地义地认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普遍原则，那就是西方的原则。而且，在这个所谓“普遍原则”下，对这个“原则”是必要补充，他们还有纯属个人，千姿百态，只有白马黑马没有马的自由意见，真可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比如前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寄我一本他们出版的《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林、王晓泰译，2000年），它说，“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前言005页）。虽然，因为考古发现的遍地开花，它对世界各地都得说上几句。但它是说话人的历史，不是被说内容的历史；是考古学的历史而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从记录主体活动的角度看，它理所当然要把这部历史看作西方的历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历史。他们对世界上的国家，向分三六九等，着墨多少，尺度宽严，都有固定想法。讲苏联，绝少不了恶评；讲亚洲，日本肯定在中国之上。它就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为自豪的考古发现，到他们笔下却几乎等于零。在这本书里，关于中国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国还有个西安，西安还有个秦俑坑（302－303页），即西方旅游者来中国的必到之处。另外，在年表中，它还提到1921年发现北京猿人，1953年发现半坡遗址。几句话而已。
和《剑桥考古学史》相比，《剑桥战争史》对“普遍原则”讲得更突出，线条也更为明快。本来这些历史，它们统统都是世界史，然而它们都只标“剑桥”，不标“世界”，作者讲得很清楚。世界史总得讲世界吧，但作者觉得，要讲战争，那我们是胜利者，这个历史当然是我们的历史。他们讲起话来真是坦诚相见，什么酸文假醋都没有，干脆就是拿西方战争史当世界战争史，一点都不脸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对了解西方战争史有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在之所谓“国际学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像拿北京话当普通话，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凑，也不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皇帝在哪儿，哪儿就是普通话。
现在讲中国的军事传统，我们当然可以关起门来讲，说我们有《孙子兵法》，老子天下第一。但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相信，真正的西方文化，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是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回事。就是讲客气话，肯定也是点缀（在很多场合下，还是保护）。而且，我完全同意，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确实很有理由。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也比我们眼界宽广，更了解天下大势。要讲世界，他们比我们有发言权。
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最难。学习西方文化，首先，我们得了解其心理特点，不是个人心理，而是文化心理。研究心理，军事是个入手处。作者说，“西方的历史，无论是本国的还是海外的，都是以强硬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们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争为中心，在竞争中，残忍者、革新者和果断者取代了自满者、模仿者和优柔寡断者”（590页），他们的特点是居高临下、恃强凌弱、吃硬不吃软，不相信眼泪和感化（战时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高”与“强”，即“彼可取而代之”的一整套制度和观念（我们确实没有），他们当然会问：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这就像在没有新鲜空气和干净水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拒绝呼吸和饮水。他们的道理确实是“硬道理”。
在近百年的文化争论中，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气短，原因就在，我们不懂他们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老想和人家较劲；刚学一两招，就想把对方放倒，不知道人家这500年的功夫是怎么来的。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收入《华盖集》）。
二、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