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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纸上谈兵（3）
意大利的汉学家石施道（Krzysztof Gawlikowski）教授说，西方的军事传统是来源于“决斗”，和这一传统有关，欧洲，特别是拉丁民族，有一种“男子汉”的概念，西班牙语称为“Macho”（见所著《孙武和中国的军事传统》，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一九九二年）。我觉得如果能把中国的“男子汉”和西方的“Macho”做个对比，这对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和军事传统将会很有帮助。
近来，“男子汉”在中国非常时髦，女人到处找，男人到处装，唯有王朔一语道破天机，说这是老娘儿们下的套，专让男人往里钻。中国现在的“男子汉”形象，标准是有棱有角，胡子拉茬，沉默寡言，透着冷硬，大概都是从外国电影里搬来的。但中国人本来的讲法可是另外一套。他们打心眼里最瞧不起的是屁事憋不住火的“匹夫之勇”（如项羽、张飞、李逵之流），看重的是忍耐力和气量（如刘邦、刘备、宋江之流）。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都可反映中国的“男子汉”是什么意思。老百姓讲，天下好汉有两条，一条叫“不要命”，一条叫“不要脸”。但归根结底，“不要命”得服“不要脸”。《水浒传》讲火并王伦，王伦为什么不行，就是小肚鸡肠，容不得人。梁山泊什么人没有？既有逼上梁山的林冲，又有鸡鸣狗盗的时迁，没有“宋大哥”式的人物，怎么笼得住。Macho是贵族骑士，放在中国要算“君子”。中国古代的“君子”也有过决斗式的战法，如被毛泽东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究的就是这类战法。但中国从很早起就破坏了贵族传统，也废弃了fairplay。战国以来，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兵不厌诈”其实是“小人战术”。“小人战术”在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中渗透极广。它的优点是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法国 PaulValery曾说，一般西方人对我们这“既东而又西，既左而复右”的民族实在捉摸不透（为盛成《我的母亲》所做的序），但我们中国人从不误解，“大闹天宫”的和“西天取经”的是同一个孙悟空。
中国战法是勾践式的战法，“忍”字当头，“狠”在其中。卧薪尝胆，心上一把刀，滋味不好受。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古代世道艰险，老百姓不读兵书，常在“窝里斗”，也一样能学到兵法。就连悍妇都懂得“哀兵必胜”．必要时先哭上两嗓子。
没办法，《孙子兵法》竟成了“装孙子”’的“兵法”。
“悍妇”和“男子汉”常常是对称的两极。如刘邦厉害，他老婆也厉害。男人和女人“斗法”，也与“兵法”有关。古代房中术总是称女人为“敌”，如所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医心方》卷二八《房内》）。很有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味道。
Macho的特点是爱女人，特别是爱“求之不得”的女人，比如朋友的妻子。而中国的“男子汉”，视“妻子如衣裳，兄弟如手足”，根本没这个“浪漫”，绝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中国也曾是个典型的男性社会，但何以照样会有“阴盛阳衰”、“雌雄颠倒”和“怕老婆”呢？中国的男性退化有两种类刑。一种是达官贵人，地位高，脸皮薄，忙于外，疏于内，被女人从内部夺了权，弄得呼奴奴不听，唤婢婢不应，财物财物不清，消息消息不灵，并以“首长健康”为由，吃、喝、拉、撒、睡全包，感情放债，使男人的一切生活能力丧失，再捏住点花呀草的把柄，就差拿枪顶着当人质，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傀儡。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爹是一代枭雄，儿是可怜阿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也是被女人宠得没有一点男人味。
男人的最大弱点是爱女人。女人常常没法直接征服世界，但她可以通过征服一个“男子汉”，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枪一弹，就全面占领他征服的世界。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战术（以柔克刚，名符其实的“阴”谋）。
中国的兵法，固有其阴毒之一面。但学兵法的并非都是坏人，坏人也不是兵法能教出来的。相反，它往往带有防身的性质。司马迁曾慨叹，以孙膑、吴起之善于用兵，何以竟不能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这事也是说着容易做着难。
“君子”吃了“小人”的亏，若恕道未修，咽不下这口气，非报仇不可，常常会有一种两难的选择。你要收拾“小人”，就不能“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身”。因为“小人”也懂躲避“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制服“小人”，必先化为“泼皮’。但悲剧可能在于， 这是“小人”逼“君子”犯错误：即使“君子”在战术上成功了，事实上被消灭的也并非“小人”，而是“君子”。因为“君子”已变成了更高明的“小人”。
一九九二年六月写于北京蓟门里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侠与武士遗风（1）
说 明
一九九二年，人民文学出版杜出版了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类型的力作《千古文人侠客梦》。观作者代序，可见他以文人”自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好托“梦”于“侠客”的伤感与自嘲。这对了解作者后来提倡的“人文关怀”大概很有帮助。作者以书相赠，并耐心解答我所关心的问题，使我这个热心读者学到不少东西。但有负作者的是，我这篇读后感，正像他讲一般武侠小说读者的话，大概也是属于“各取所需”、“不无好处”的“误读”吧？
“梦”在中国可不是好词，可平原对“侠梦”却独有深爱，“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照样“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
平原有平原的伤感，我不好谬托知己，陪他慷慨。但“侠”与“兵法”有关。从“兵法”读《侠梦》，我觉得还挺有收获。
如果我没说错，平原对“侠”本身的关心似远不如它的“梦’。他对“侠”的历史存在只是在第一章中略略提及，一旦把背景摘开，进入正题，七八章下来，全是“梦”的天地也许是隔行如山又太实用主义，不知怎么，我对此书的精彩之处和重头戏（游侠文学的“三大期”和其叙述语法的“四句话”）老是眼花缭乱，注意力反而在它的一头一尾。平原的兴趣是作为文学现象的“侠梦”，而我关心的却是这“侠梦”的历史依托。
记得十年前，有位“其志不在小”的老兄曾说：“历史有屁用，考来考去，还不是说人也长着个猴尾巴骨”。我知道“猴尾巴骨”对富国强兵肯定没用，但既然干了这行，咱们也犯不着自轻自贱。我倒宁肯相信，古人思考的大问题很多今天也还困扰着我们。
最近几年，与平原精研武侠小说的同时，我也正在埋头兵法。前一阵写篇文章，我自以为得意的是，对“兵法”作为“枢轴现象”（即雅斯贝斯描述的“文明一大坎”）好像深有体会。但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一旦旧的军事传统被老滑头式的“兵法”取而代之，它是不是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呢？
读了平原的书，我才发现，根本不是。它至少还留了条“猴尾巴骨”，这就是作为武士遗风的“侠魂”。研究古代武士传统与“侠”的关系，这不仅对弄清武侠小说的背景很重要，而且对探讨 “兵法”的来龙去脉也很重要。
“侠”在成为文学现象之前，曾先还是一种历史现象或文化现 象。读平原的书，我老想弄清的一个问题是，“侠”到底是怎样一类人？
讨论“侠”的起源，现在材料太少，只有《韩非子·五蠹》和《史记·游侠列传》等少数几条，平原已经一网打尽。太史公说“古布衣之侠，廉得而闻焉”，可以考见的只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一类养士的阔人，再往上追溯，恐怕就连此等“阔侠”也找不到。可见“侠”也是一种“枢轴现象”。汉代的“侠”眉目略微清楚。太史公对当时的“侠”有严格界定，只限修行砥名、德义可称的“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反对把他偿与那些狼狈为奸、仗势欺人的“暴豪之徒”混为一谈。但可惜那时的群众眼睛好像并不雪亮，楞是常常把“义士”当“流氓”来取笑，惹得他老先生叹惋不已。
对于“侠”，干原看重的似乎只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如重然诺，轻生死，蔑视王法，救人厄难。至于武功．他认为那只是行侠的手段，即使没有，也并不妨碍其为“侠”。例如在他看来，《游侠列传》全无一字讲“侠”的武功，道理就在这里。他还推论“侠”的功夫见长是唐代小说家的创造，早些时候未必擅长技击。但这样一来，韩非说的“侠以武犯禁”，那其中的“武”字时就成了问题。平原说这个“武”字大概只是“‘动不动就想打架’或者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谓也。我想，早期的“侠”功夫如何，确实已难查考。不过，如果“侠”只是想打架而不动手，或爱救人而不拔刀，那游侠精神将何以体现？你只要一动手或一拔刀，高了不说，对付一般流氓的水平总得有一点儿。
我理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二者同属“游士”的大范畴，背景都是原有贵族传统的大崩溃。旧的贵族传统是由武士教育所培养。那时的“士”都是允文允武，在庙堂之上是谦谦君子，而在战阵之间则是赳赳武夫。官学破敝，儒、侠并出，各代表了旧传统的一面，“侠”和“武”还是分不开的。虽然《游侠列传》中的朱家、剧孟、郭解都很有“君子之风”，但这都是在他们成了“知与不知，皆慕其声”的老牌大侠之后。在这之前呢，情况却是两样。比如你就拿郭解来说吧，年轻时，他心毒手狠，不但杀人如麻，还造假币，挖古坟，什么都干。等年纪大点，开始学好，“折节为检，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但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卒发睚毗如故”。特别是他手下那些“客”，别说等他放话或丢眼色，哪怕就是听说有谁敢跟他叫板犯横，马上就让你伏尸街头，干完了都不让他老人家知道。这不是“武”又是什么？
太史公的书可不是什么人都入得。资历太嫩的“小玩闹”不用说，就是拔份有脸的一般“火爷”也不够格。入传那都得够得上“教父”一级。
“教父”当然可以“动口不动手”，但“以武犯禁”毕竟是他们这一行的绝活。
“武”肯定是暴力手段，但不一定限于高超的武功。①（私下同平原讨论，他认为侠与刺客、绿林、会党均有区别。刺客是官府收买的工具，虽有武功而人品低下；绿林是啸聚山林的农民武装，活动中心不在城市；会党有严密组织，很少单挑独战。但我觉得，侠既然养士，则并非全无组织；若再养死士复仇，也包含刺客；还有同官府作对，也和绿林有相近之处。）
“侠”与“武”有不解之缘，这一点还同“剑”有关。平原归纳的叙事语法，第一条叫“仗剑行侠”。“剑”是行侠工具，正是“武”的象征。
平原考“剑”，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侠客为什么不扛大刀如关羽，或持双斧如李逵，而偏偏要背一口轻飘飘的宝剑呢？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侠与武士遗风（2）
对这个问题、平原推测，大刀、板斧虽比宝剑更利于实战， 但“扛大刀或持双斧实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于杀气腾腾”，不像“‘负剑’形象美观大方，也不失壮士风度”，除去易于佩带，似主要着眼于其美学效果。
剑在武侠小说中被写得神乎其神，当然有作家的渲染和创造，但其中仍有史影可寻。
中国的冷兵器，戈、矛、剑、戟、弓矢都起源甚早。戈、矛、戟是车右所执，弓矢是射手所执，都是车成中的主要兵器。这些是长兵。剑是短兵，只能用于近战格斗和平素贴身自卫，不是主要的实战兵器。但古代兵器除用于作战，还有随身佩带，用来标志身份的意义。如西周时代的官爵册命，所赐舆服常见甲胄弓矢，而后世舆服制度也有刀剑。中国古代的剑，早期出土都是匕首式短剑，长度只有十多厘米到二十厘米左右。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有长一点的剑，长度也只有五十厘米左右。发展到八十、九十厘米到一米左右，那是秦汉时期。长剑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武士佩剑的风气亦始于此，故这一时期的出士兵器是以剑铸造最精，装饰也最考究。宝剑对于男人就像钗簪之于女人，也是一种贵重的“首饰”。战国时期，由于野人当兵，旧的武士制度衰微，带剑之风也下替。例如《史记》载秦简公六年“初令吏（下层官员）带剑”（《六国年表》），次年“百姓初带剑”（《秦始皇本纪》），就是反映这一点。等到韩信“好带刀剑”那阵子，佩剑就滥了。
佩刀剑在全世界到处都是武士的象征。西方人说亚洲缺macho（男子汉），只有日本和马来半岛还有点味道，他们就是好带刀剑。我国只有某些少数民族还带刀剑。这些都是武士之风的孑遗。美国西部牛仔改玩手枪，那绝不是正宗。
对武侠之负剑，我想恐怕还得从这条线索去理解。
“侠”和“兵法”都与中国古代的武士传统有关，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可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