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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爱闲逛和聊天，但他是个例外。我们可以整日聊天，说累了，就各干各的。饿了，随便弄点什么，将就着吃。困了，找个沙发猫一下。再不然，就在阳台上看景。街上有什么好看？只有汽车穿梭，呼呼驶过，但他看得津津有味。有货车从楼下过，工人在煤堆上打牌，或干脆作大字形，仰面朝天，睡在车箱里，我是司空见惯，但他会惊呼，说美国看不到，也根本不允许。
有一次，我和他到王府井，顺道去看住在筒子河边的唐复年（唐兰先生的儿子），什么事忘记了。那个时期，电话还没普及，上人家都是直扑其门。天热，开门的唐先生只穿一条裤衩，他见我旁边立个外国人，十分尴尬，赶紧掩门。我说，没事没事，都是熟人，你千万别拿他当外国人。
我还记得，从唐复年家出来，我们坐在夕阳西下的筒子河边，台阶下面，波光粼粼。他说，他特别喜欢刚才的访问，“紫禁城的黄昏”，真美，可惜没带照相机。
上面是知人论世，现在言归正传。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读《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2）
我想就马克梦的第二本书说两句话。这本书和他的第一本书一样，也是讨论广义的“男女之事”。我国的“男女”有双重含义，不光指男女交接之术的“性”（sexuality），也指性别研究的“性”（gender），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male…female relations）。“性”是日本人造的怪词，不能曲尽其妙，还易滋生误解。此书是研究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题目很清楚。《老子想尔注》说“男女之事，不可不勤也”，现在的流氓也说“cào一cào，十年少”，这类兴趣，我们都有，但窄了点，不能概括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他跟我说，他为什么研究这类问题，主要还是生活中的困惑。我也一样。人类只有两大类（当然，严格讲还不止两类），这一半了解那一半，简直就是哲学问题，一辈子都琢磨不透。特别是，这类问题，还有他在第三本书里讨论的问题，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序言里，他说，他很遗憾，他妈妈没看到这本书就去世了。前年在香港教书，他特意来会我，我说，我妈妈刚去世，“梦里依稀慈母泪”，勾起他对母亲的回忆。他说，他收拾母亲留下的遗物，难禁伤心；他是在单亲家庭中由妈妈带大，母亲的去世给他打击很大。
波黑战争那阵儿，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还有他太太带来的女儿。他的第三本书，序言最后是感谢他女儿，感谢他太太，书就是献给他太太。也许是通过他妈妈，他妻子和他女儿，他说他对妇女有了更多的同情，发动战争到处杀人的都是男人。没错。
我们都是举一反亿。
和马克梦的第一本书相比，这本书为“男女之事”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含义。虽然他是通过文学来透视社会，他所透视的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部分。
他的第一本书是写于80年代。那个时代，是中国的又一次启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对比色。当时，国内讨论这类问题的人，主要关心的是所谓“性解放”。他们都以为，传统就是性压抑，现代就是性解放，或中国就是性压抑，外国就是性解放，就像民主和专制，富裕和贫穷，古今中外之间横着一道线，天差地别。
在高罗佩的笔下，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他说，中国本来是个性文化特别发达也特别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朝，为什么清朝突然又缩回去了呢？我想，我们翻译的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当时会引起轰动，原因就在，当时的阅读环境基本上是笼罩在一种“性压抑”的气氛之中。读者需要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只要鼓励开放，他们就热烈欢迎。
然而事实上，人类在性问题上的禁与弛，一直是互为补充，从来没有绝对的禁，也从来没有绝对的弛，两者的关系是，这里禁一下，那里弛一下，此时紧一下，彼时松一下。如我们一向以为十分开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性问题上就充满禁忌，宗教束缚很大，中国人体会不到，比如信仰不同，没法结婚，堕胎问题，他们可以闹到开枪杀人。同样，咱们中国，过去是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与纳妾逛窑子并行不悖。如今，也是五讲四美、打非扫黄与卖淫嫖娼互为消长。“三陪”、“二奶”，全都转回来了，还压什么抑？怎么形容呢，这就像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彼此分不开。江晓原教授说，“考虑到‘性压抑’理论的明显困难，我尝试用一个定名为‘性张力’的新概念来取而代之”（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他说的“性张力”（sexual tension），是个洋词，听上去有点费解，其实也就是俗话说的“绷着劲儿”的那个“劲儿”。“绷不住了”，当然也就“性解放”。
马克梦的《诱惑和克制》也是讨论“性张力”。但角度有点不同。明晚期，中国的色情小说特别发达，皮肉烂淫，描写非常露骨，各种细节，充满诱惑。但其叙事方式，却是以克制为一头一尾，即推始于戒淫，继之以宣淫，然后又回到戒淫。作者的逻辑是，戒淫必须宣淫，宣淫才能戒淫。一方面煽风点火，一方面危言耸听，把读者的胃口吊起来，再劝之以善恶果报。归根结底，还是强调克制。这当然是文学手法，但马克梦对这种手法兴趣很浓。比如他的第一本书，前面有幅画，是表现隔墙偷窥，上面有诗：“只因一幅香罗帕，惹起千秋长恨歌”。隔墙偷窥，他说，就是很有意思的概念。我们对西方是隔墙偷窥，他们对我们也是隔墙偷窥。这就是双方的“诱惑和克制”。
这种讨论方式和当时的我们有某种相似性。大家关心的问题，主要就是“绷得住”、“绷不住”。我们读潘绥铭的研究、李银河的研究、江晓原的研究、刘达临的研究，都能感受到这种气氛。
我对“性”的研究非常业余，始终不能下定决心，死心塌地研究“性”，因而和上述专家保持着距离，基本上也是属于“隔墙偷窥”吧。
《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现有中文译本（王维东、杨彩霞译，戴联斌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戴联斌邀我写书评，我没写。我从来不写书评，只写读书笔记，读书感想。后来，江晓原教授写了，登在《书城》2002年的9期，请参看。这里，我想说点我自己的感想。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它并不是《诱惑和克制》的续篇，虽然两者讨论的对象在时间上是前后相接。1990－1992年，马克梦翻译过我论马王堆房中书的文章，并且经共同讨论，加以改写，最后联名发表于Early China的第17期。我知道，他对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对色情小说中的床笫之欢，兴趣未曾或减。但在他的新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已突破了“性张力”的概念。他更关心的已经不是sexuality，而是gender，并把sexuality和gender纳入了更大的话题。
我们都还记得，高罗佩曾强调，中国的性行为和性观念，必须纳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即其特殊的婚姻形态和男女关系才能理解，无论说好说坏都离不开这个前提（当然他是说好，比别人更正常），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他们有情妇，有妓女，但没有小老婆。这是我们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地方。马克梦也讲过他的经验，他说，他上课，学生最好奇，就是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因为这样的东西，他们没有。中国的房中术，其实是围绕这类东西。一个老家伙，妻妾成群，怎么对付？可比情妇、妓女麻烦多了。“普降甘霖”，皆大欢喜，那是谈何容易？里面的学问大了去。男生听了，自惭形秽；女生听了，倍感鼓舞。他们简直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度。春画上的小老头，枯瘦如柴，浑身是火。这种干柴烈火的想象，真是太有趣。
此书选择的讨论对象是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即明清小说经常描写的中国上层社会的家庭。这种家庭结构下的男女角色，男性家长和他的妻妾，还有这些妻妾的孩子，夫与妇，妻与妾，父与子，母与子，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三角关系。他有一个很有启发的总结：假如一个男性家长，他处于一夫多妻制家庭的顶端，如果不能量入为出，过分慷慨和挥霍自己的精气神，还有感情和金钱，则他的妻妾必然是泼妇，小孩必然是败家子，家庭必败。反之，家庭才能安定团结，维持不坠。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提起，东汉方士甘始、东郭延年和封君达“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后汉书·方术列传》），他对“爱啬精气”四个字连声称妙，并且开玩笑说，他自己就是吝啬鬼。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读《吝啬鬼、泼妇、一夫一妻者》（3）
尹吉男有本书叫《独自扣门》，我说，他是“独自抠门”。真的，马克梦确实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这不是批评，而是赞美。
我是山西人。现在讲晋商，主要是美化儒商，好像读点孔子学点文化就能致富，那是没有的事。其实，致富是靠抠门，全世界如此。抠门是经济学的本质（economy的本义就是节约），它的意思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什么都精打细算。“大红灯笼高高照”，后面就是抠门。
我们得说实话。
我常常喜欢拿美国地图套中国地图：西雅图在新疆，加州在西藏，芝加哥在内蒙古，纽约、华盛顿就是天津和北京。但怎么比怎么别扭。别的不说，光是气候就大不一样。我第一次到美国就吃过这个亏，西雅图是四季如春，明明已是阳春美景，芝加哥却大雪纷飞，赶紧找人借衣服。
马克梦的书是在堪萨斯写的，大概是在河南、湖北吧，我这样想。他屡次跟我说，你到美国，就上我这儿来玩吧，这里和东西海岸可不一样，特点是有大片的庄稼地，他喜欢的小麦、玉米和大豆，浅山溪流，河谷中的森林，极目望去，到处都是绿色或黄色，还有就是龙卷风。他送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就是龙卷风。龙卷风确实是当地一景。他总说，这里是个小地方，耐不住寂寞的人不会到这儿来。
马克梦的第三本书是写鸦片。那一阵儿，他也是兴味盎然，特意上潘家园，买过一杆烟枪。序言中，他说，毒品的问题其来尚矣，中国和西方打交道，这是开端，贸易把它变成世界性的大问题。这类问题，现在很多，比如美国的私人枪支和全球军火贸易，同步的中国怎么样？我们躲在家里搓麻，他们是公开设赌，将来会不会走一块儿？写完鸦片写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酒色财气黄毒赌，暴力和赌博你没谈，何妨一试。
最近，他在读《姑妄言》，并且对中国文学中的“奇女子”发生浓厚兴趣。《姑妄言》是近年发掘的俄藏本，花样最多，篇幅最长（近百万言），堪称中国色情小说之最。台湾的本子有十大本，前年在香港，去年在北京，他总是抱着一本，走在外面，有空就读起来。
我盼望他有新书早日问世，并有新的中文译本和读者见面。
2005年1月1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天不生蔡伦（1）
——说中国的厕所和厕所用纸
这是个带假设语气的话题，但却不是“反事实分析”的游戏。我是把它当中华文明的缩影，故先从“四大发明”说起。
一、纸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中国被欧美和日本侵略瓜分，备受欺凌侮辱，1943年，李约瑟论证“四大发明”，曾经在抗战中起过鼓舞人心的作用（培根和马克思也讲过“三大发明”，去除重复，是“四大发明”）。50年代，举国上下，非常强调爱国教育。当时的历史课本，特别喜欢强调，即使在科学技术上，我们也曾先进，落后只是近一二百年。人家洋人都说了，咱们中国有“四大发明”，让他们受益无穷，我们当然很自豪。我还记得，当时发行过几套邮票，都叫“伟大的祖国”，每套四张。其中一套就是“四大发明”。
这“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我印象最深是“指南针”。其标准图像是已故文物专家王振铎先生复原的“司南”：铜方盘，中有圆池，上置铜勺。盘是仿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铜式，勺是仿朝鲜乐浪出土的漆木勺。为了说明自己的复原，他写了很长的文章，有人认为缺乏考古依据（如罗福颐）。但这一图像经反复宣传，写进小学课本，好多人都以为是出土实物。
中国的“四大发明”，按用途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火药和指南针，是武科学，或者更严格地说，原来并不是科学。前者是炼丹的产物，后者是用来看风水，原来都是迷信。迷信变科学，主要用途是杀人。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都是用于杀人。杀人是最先进的科学，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里面。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把这两大发明传播给西方，是我们的礼物（罗盘，也有人说，是各自发明，这里不必辩论）。来而不往非礼也。“船坚炮利”是什么？就是他们把这两大发明重新改造，揉一块，做成炮舰，给咱们还礼来了。鲁迅说，中国虽发明火药，却只会用来放烟花炮竹；发明罗盘，也是用来看风水。这是故意泼冷水，叫我们不要狂妄自大。其实我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