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３３年７月，国民政府宣布将这些人编入新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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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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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起到１９３３年《塘沽协定》签订，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５０万人左右，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３０００次的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是东北人民伟大的爱国行动，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反抗。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失败了，但东北广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仍坚持战斗。有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的一部分，坚持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投降。他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英勇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都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东北民众爱国热忱之高涨、对敌斗争之坚决、群众发动之广泛、斗争环境之艰苦、牺牲之惨烈，在中国人民近代反帝斗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和人民高涨的声援活动，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国民政府统治营垒的分化。从１９３１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１９３２年第１９路军的上海抗战、１９３３年的长城抗战、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直到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和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无不受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的促进和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据文献记载，日本用于东北战场的正规军力量，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３年约有５万人，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７年约有４０万人（虽然这４０万人主要用于防苏）。从“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３年，日军被东北义勇军消灭的达１０５００余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战场上被打死、病死、战伤、冻伤者，共达１７万人以上。〔１７〕就连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１８〕
日本侵占东三省，同时也是对苏联作战作准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后来承认：“占领满州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就敏锐地感觉到日本的威胁，便加强了远东的防御。１９３１年，苏联远东军拥有３个师，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也有３个师团的兵力；１９３２年日本增加到６个师团的兵力，苏联则增加到８个师。１９３２年８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准备以东北为基地，用总兵力３０个师团中的２０．５个师团对苏作战。
但是直到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者始终未敢发动侵苏战争，这除了苏联做好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义勇军和尔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拖住了日军“北进”的后腿，使其侵略计划无法实现。对此，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指出：“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到了１９３４年，扫荡讨伐告一段落，便想转入对苏战争准备，但从此时起，满洲的抗日军队大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战斗性更加坚强，“日军不得不继续应付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波澜壮阔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到１９３３年大部分失败了，但是它为反对外来侵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其失败的教训也应该总结吸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有它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看，东北的抗日战争是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无援军、内无装备给养补充、完全独立奋战的境地。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蒋介石、张学良没给一兵一卒，马占山部在伤亡惨重、后援无继的情况下只好退出江桥。王德林、李杜、苏炳文等也多次向国民政府求援，但都未得到实质性的援助，使他们终于败散。
不仅如此，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此《协定》规定取消关内外一切抗日行动，不准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６月初，《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中，不仅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同时也动摇了部分抗日军民的决心，悲观失望情绪增加，少数意志不坚强分子公开叛变投敌，极大地削弱了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力。７月１０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等抗日组织，使抗日义勇军失去来自关内的后援。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等于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这都极大地挫伤和打击了抗日义勇军，直接、间接地造成了东北义勇军的最后失败。
导致东北义勇军失败的另一个客观原因是敌人异常强大，手段十分毒辣。为扑灭义勇军的抗日烽火，关东军急骤增加，到１９３２年９月已达６个师团、１５万余人，以后一直保持５个师团。如果加上伪军、守备队、宪兵队和特务警察队，其总数不下２０万至３０万人。日伪军不仅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强，尤其是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每次出动，均配备有装甲车、大炮，有飞机侦察、轰炸。而抗日义勇军除原东北军的部队有一些步兵武器外，民众武装使用的不过是长矛、大刀和猎枪。日军为在东北巩固其殖民统治，从１９３２年初至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以关东军为主，统辖伪军、警进行了１９次的大讨伐。在大讨伐中，日军采取定期、定点、定线方式，以分兵包围、篦梳山林、铁壁合围、陆空配合等战法穷追不舍，致使抗日义勇军遭受严重挫折。
从主观上讲，导致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首先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抗日领导核心，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东北辽、吉、黑三省及热河的义勇军作战基本上是在孤军奋战的状况下进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国民政府自动放弃了抗日的领导权。而东北的爱国人士和军警人员为了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援会”等爱国团体和组织，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奋斗目标。他们也曾煞费苦心，力图领导，并从军费上、物质上给予支持，但从全局上看，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他们不可能根据一省乃至全东北的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义勇军长期分散、各自为战、各自为政、缺乏协同配合的弱点，这就难免不被敌军各个击破。如辽宁义勇军攻打沈阳，吉、黑两省义勇军攻打哈尔滨，最后都是大的行动导致了大的失利。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这用于对东北义勇军失败的分析，也是十分中肯的。
抗日义勇军的广泛性，导致其成分复杂、派系较多。抗日义勇军中不乏抗战热忱高、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的人物。但在民族矛盾上升时，一些流氓、兵痞和一些富豪子弟一度参加抗日，一些“胡匪”也掉转枪口下山参加了抗日队伍，一时鱼龙混杂。这些人一方面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有的人重操旧业，掠夺鱼肉人民，这样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最后归于失败。
抗日义勇军内部不团结，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参加抗日义勇军的东北军官中的一部分人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来扩充实力、骗取人民的支持和捐款；有的人总想割据一方，因而互相闹成见，少数部队之间相互摩擦、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人在战斗中暗自保存实力，作为争名夺利的资本。由于抗战思想不稳固，他们一遇挫折或作战失利就出现“内讧”，当抗日处于低潮时甚至动摇、叛变。这都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最终导致失败。
从作战形式上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本乡本土进行战斗，地形、人情等非常熟悉，应该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采取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的作战方法，采取伏击战、偷袭战等战术，给敌人以杀伤。但抗日义勇军大多采取正规军所采取的正规战斗。如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辽宁义勇军进攻沈阳的作战，还有王德林、冯占海、李杜等进攻哈尔滨的作战等，采取的就是正规战，但敌人机动性强，装备好，义勇军都没能取胜，反而暴露了自己，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最后不得不退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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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二八”淞沪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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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沪的战略企图及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的兵力部署
1932年1月，日本为了制造所谓“满洲国”，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军事冲突，以便给国民政府施加军事压力，逼迫其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并转移国际，特别是英、美等国家的注意力，同时借此机会打击中国人民方兴未艾的抗日运动。
上海是中国工业、金融中心，也是英、美等国在华利益的重要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和国际影响非常敏感的地方。从地理形势和军事价值上看，上海濒海临江，是铁路、水运交通的枢纽，距离日本本土1000多公里，既便于日军发挥其海空优势，又便于支援联络；同时，上海距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很近，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施加军事压力易于奏效。
日本制造事端的目的，据参与制造事端的日本参谋本部人员——驻上海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事后交待：“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来了两万日元来。”于是田中隆吉便制造了日僧被殴事件。
1932年1月18日，日本僧侣５人行经引翔港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时，遭到田中隆吉雇用流氓的袭击殴打，使３人受重伤。随后日人反诬是三友实业社工人组织义勇团员所为。20日凌晨1时，田中隆吉又指使原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30余名日本浪人各持武器及烈性易燃易爆物，趁黑暗到三友实业社纵火焚烧，并打死中国巡警1人，打伤2人。当日下午1时，日侨4000余人集会，致电日本政府，要求“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活动”。21日，日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４项要求：市长道歉，惩办凶犯，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立即解散一切抗日团体。驻上海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也于当日发表声明，要求上海市市长“从速作出圆满答复并且付诸实现，否则，为保护帝国权益，决心采取认为适当的手段”。
就在盐泽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海军紧急向上海增兵。“大井”号轻巡洋舰、第15驱逐队、吴港特别陆战队以及“能登吕”号特务舰（水上飞机母舰）先后于23、24日驶抵上海；26日又派遣第1水雷战队（下辖3个驱逐队）驶向上海。均归盐泽幸一指挥。“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有600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2个大队又1个中队，共约1800余人。“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在上海地区及长江流域的海军第1遣外舰队所属部队有第15、第22、第23、第30驱逐队（每队编制4艘驱逐舰）及4艘轻巡洋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搭载水上飞机6架），旗舰号为“安宅”号；陆战队有第1、第2、第3大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卫戍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19路军第78师的2个旅和淞沪要塞守备部队及北站宪兵营。第19路军为陈铭枢的部队。1931年9月底，陈被任命为京沪卫戍总司令。10月间该军调至京沪地区担任卫戍任务，由蒋光鼐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第19路军军长。所属部队除第78师外，第60师、第61师分别驻防于南京、丹徒、江阴、无锡附近。第19路军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口号印象极深。“九一八”事变后又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体官兵在赣州就曾宣誓反对内战、主张抗战。调至淞沪后，又受到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直接影响，更加坚定了为中华民族求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日本在上海的不断挑衅和不断增兵，使他们判断出日军对上海的进攻难以避免，遂积极进行抗战的准备。1月23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决心“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当晚7时，第19路军指挥部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密令。其主要内容为：（一）日军有以武力威逼我政府取缔爱国运动之企图；（二）我军应严密戒备，如日军来攻，全力扑灭之；（三）第78师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各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守备部队（1个营）固守要塞，与附近友军确保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之黄团（即第1团）限明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其余沈（第60师）毛（第61师）各师为总预备队，原地待命；各区警察及保安团受各该地区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四）总指挥部及军部移驻真茹（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