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点亮理性之光-启蒙运动文学- 第15部分

　　《论科学与艺术》获奖以后，卢梭声誉鹊起。与此同时，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卢梭不得不同反动势力进行了一场论战。

　　1753年，第戎学院再次进行有奖征文，这次征文的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卢梭再次应征，虽然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出版以后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这就是卢梭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这部新作中，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论科学与艺术》中关于“文明”与“自然”对立的观点，通过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从政治和经济上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卢梭大胆地指出，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产生了“穷人和富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和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卢梭雄辩地论证了通过暴力革命椎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指出“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推翻他。”

　　卢梭这种惊世骇俗的激进思想，不仅使统治阶级恨之入骨，就连“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们，也因为见解不一致，转而反对卢梭。伏尔泰收到卢梭送给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之后，在致谢书中对卢梭进行了毫不容情的嘲笑，说：“还没有人为了要把我们描绘成野兽而运用过这么多的智力；当别人阅读您的作品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趴在地上爬行的渴望。但是，不幸得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已忘记了这种走法，而现在再学，我感到不可能了。”

　　马克思曾经这种称赞卢梭：“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卢梭不仅在自己的论著中表达了激进的政治思想，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表现出独立不羁、不与贵族阶级同流合污的清风亮节。1753年，卢梭创作的歌舞剧《乡村卜师》上演时，宫庭邀请他出席，卢梭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路易十五要亲自赐给他年金，卢梭为了洁身自好，拒绝接受。

　　卢梭对“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深恶痛绝，于是在1754年秋天，同戴莱丝一道回到他的祖国日内瓦，日内瓦国民议会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卢梭重新扳依了以前放弃的新教，恢复了共和国城邦的公民权。

　　从1756年，卢梭来到巴黎郊外的蒙莫朗西隐居。当时，一位税务承包商的太太埃皮奈夫人为他建立了一座林中楼阁，卢梭为它取名为“退隐庐”。卢梭在这里住了一年零八个月。由于卢梭身上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和敏感、多疑的性格，他同狄德罗、格里姆等“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对戏剧的见解不一，卢梭同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1757年，卢梭同埃皮奈夫人关系破裂，主人对他下达逐客令，卢梭不得不迁居蒙莫朗西森林附近一座简陋的房子里。不久，蒙莫朗西的领主、卢森堡元帅夫妇为卢梭提供了一座住所，卢梭在那里一直住到1762年。

　　在蒙莫朗西森林，卢梭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1758年，《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发表；1761年，长篇小说《新爱洛绮丝》出版；1762年，政治论著《社会契约论》和教育小说《爱弥儿》问世。

　　《爱弥儿》在荷兰出版以后，巴黎最高法院立即下令焚毁作品，逮捕作者，议员们甚至扬言：“光烧毁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

　　为了免遭迫害，卢梭匆匆逃往国外，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卢梭首先来到瑞士，打算在伯尔尼邦的小城伊尔东避避风。结果瑞士当局宣布要逮捕他，并且下令焚毁《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各国的反动分子对卢梭发起了围攻，卢梭曾经这样说：“全欧洲掀起了诅咒的叫声向我攻击，其情势的凶险，是前所未见的。我被人看作基督的叛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暴的野兽，一只狼。”

　　接着，卢梭来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埃，在那里隐居了两年。卢梭穿上亚美尼亚人的长袍，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1663年，为了抗议教会对他的迫害，卢梭发表了《致巴黎大主教蒙博的信》。接着，为了抗议“忘恩负义的祖国”，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公民权。1644年，卢梭又发表了《山中来信》，强烈控诉封建政府的迫害和日内瓦新教的伪善。于是教会发表文告，宣布卢俊是上帝的敌人，当地的牧师还煽人们对卢梭进行围攻和谩骂。

　　卢梭在莫蒂埃无法容身，只好来到伯尔尼管辖下的圣彼得岛，不久，伯尔尼当局下令，要求卢梭离境。

　　1766年1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卢梭动身前往英国。由于长期遭受封建政府和反动教会的迫害，卢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到了英国以后，卢梭同休谟发生争吵，最后两人绝交。

　　1767年，卢梭偷偷回到法国，改名换姓，在特里堡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卢梭完成了《忏悔录》第一卷的写作，并且出版了《音乐辞典》。

　　1768年，卢梭在惊慌中突然来到里昂附近的布吉安。在那里，卢梭同戴莱丝正式结婚，接着返回多菲内省的蒙曲恩。1769年，卢梭开始着手写作《忏悔录》第二卷。

　　1770年，法国政府宣布赫免卢梭。卢梭回到巴黎，定居在普拉特里埃尔街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以抄写乐谱为生，同时继续写作　《忏悔录》和它的续篇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

　　卢梭的晚年生活非常凄凉，一直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有时候，卢梭在街上行走，贵族的车辆故意去撞他或溅他一身泥。尽管卢梭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仍然拥有一大批崇拜者，科西嘉和波兰都曾经请他为本国起草宪法。

　　1778年5月，卢梭应他的崇拜者吉拉尔丹的邀请，来到巴黎附近一个名叫艾芒农维尔的城堡里。7月2日，卢梭在悲愤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卢梭病重期间，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曾经慕名前去拜访过他。

　　1794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根据国民议会的决定，卢棱的遗体被隆重地移葬到巴黎先贤祠，同伏尔泰的坟墓并列。

　　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

　　《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的第一篇重要的著作。1749年，第戎科学院举行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写下了《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前去应征，并且当之无愧地获奖了。

　　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第二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何以“有害”。

　　在这篇文章中，卢梭指出，维护和完善人的善良本性是人类进步活动的重要目的。卢梭把“文明”和“自然”尖锐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自然指的是没有被社会和环境歪曲、摆脱了习俗和偏见支配的人性，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纯朴、良知和善，从这个立场出发，卢梭全面否定了科学与艺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卢梭认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与艺术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引起了社会道德堕落和种种罪恶。在卢梭看来，“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得愈来愈坏了”，“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

　　卢梭表面上谈论科学与艺术，实际上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全部的封建意识。卢梭认为，在文明社会中，科学与艺术总是同财富、奢侈联系在一起，科学与艺术掩盖了社会的罪恶，在文明虚伪的面幕下面，是猜忌、恐怖、冷酷、戒备、仇恨和奸诈。卢梭认为，文明全部的作用在于束缚人们的精神，强迫人们遵循习俗而不是遵循自己的天性。文明“把花冠点缀在束缚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先天的自由情操”，从而“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这样，卢梭批判了封建文明的罪恶，深刻揭露了它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本质。

　　卢梭热情赞扬了劳动人民的纯朴和自然，他把保持了善良本性的劳动人民同虚伪的上层社会行了对比，指出：“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强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格格不入，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爱憎之情径渭分明。

　　通过对封建文明的批判，卢梭发现了人的“异化”现象。在卢梭看来，人类创造了科学、艺术和其它文明，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这种进步当中又孕育着一种深刻的倒退：文明使人腐败，背离自然使人堕落，于是人变成非人。卢梭对“异化”现象的揭示，表明了他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渴望。

　　但是，卢梭不仅仅批判封建文明，而是笼统地否定科学与艺术，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卢梭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寻找文化产生的根由，卢梭把科学与艺术视为产生社会罪恶的根源，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论证经常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1758年，卢梭写了《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当时，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加尔文新教禁止在日内瓦上演戏剧表示惋惜，建议日内瓦政府修建一个剧场。卢梭对此很不满，于是写了这封著名的信，表明自己的观点。卢梭完全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指出戏剧作品对道德风俗没有任何好处：悲剧刺激人们的感情，喜剧培养人们嘲讽的情绪。卢梭指责莫里哀不道德，因为他嘲笑了品德高尚的阿尔赛斯特，他攻击悲剧诗人鼓动人们的激情，替洋洋自得的恶人捧场。卢梭认为，一个城市如果有了剧场和演员，就不可避免地破坏居民的良好风俗，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卢梭对戏剧的见解同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和卢梭不同，伏尔泰认为，戏剧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加强人们的理性。卢梭同他们发生了一场争论，最终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破裂。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75）是卢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它标志着卢梭的思想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书中，卢梭通过对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的分析，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阐明了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自然状态”以及导致“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的因素，第二部分论述了社会状态中人类的不平等、政治奴役和道德堕落的发展。

　　从人类早期的“自然状态”出发，考察国家和法律的起源，进而构造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这是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及当时的许多其他思想家经常采用的一种抽象的历史分析方法，卢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假想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前曾经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当时，人类过着自由自在、离群索居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家庭生活，没有住宅，没有财产。那时的生产力还非常低下，但是由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要都很少，所以容易得到满足。人们没有相互攻击和掠夺的本性，只有怜悯他人和自我保存的天然感情，那时没有野心、贪婪、嫉妒、竞争等文明社会中常见的欲望和观念，没有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卢梭通过对“文明人”和“原始人”进行对比，把远古的黄金时代加以理想化，歌颂了人类的自然状态。

　　卢梭接着指出，人具有一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卢梭把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看作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由于长期的谋生活动，人类积累了许多知识和技巧，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人们开始结合成某种自由的团体，产生了某些简单的观念和情感。家庭的出现，增强了人类共同谋生的能力。工具的发明，生活资料的增多，使人们有可能征服别人。这些都激发了人的潜在机能，导致了社会状态的出现。“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卢梭用这段名言说明了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农业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谋生手段，而土地的耕耘，导致了土地分配，从而出现了私有观念和私有制。

　　卢梭把社会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社会逐渐产生了贫富差距，产生了“穷人和富人”。从此人类产生了许多新的欲望和偏见，道德急剧堕落。富人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往往采用掠夺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斗争，整个社会陷入了可怕的战争状态。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制定了法律，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随之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平等不复存在，代之以“奴役”和“压迫”，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富人和穷人订立契约以后，为了保障它的实施，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权机构，形成了贵族统治集团。这些“世袭的首领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倚仗权势，对穷人进行盘剥。权力的设立使社会产生了“弱者和强者”，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合法权力转变为专制制度。专制暴政使主人和奴隶的对立日益严重，暴君政治开始出现，人类的不平等和种种社会罪恶达到了顶点，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卢梭对专制暴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得出了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革命结论，大胆地指出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是完全合理的：“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推翻他。”

　　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说，包含着历史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