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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对四库全书的编纂，做了大量事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此书的总主持人。此书是他亲自倡议并谕令编纂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他专门下达了“命中外搜辑古今群书”之谕：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钜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赎、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乡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等，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后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以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讲明了“搜辑古今群书”的原因、标准、范围，并就如何办理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不需多说，现仅着重对其编书的真实目的和客观条件，作些评述。乾隆帝所要编的这部丛书，可不是一般的几十卷、几百卷甚至几千卷的大中型丛书，而是“中外搜辑古今群书”，是要，“搜罗益广”为“研讨愈精”提供条件，不仅要动用藏书极富的内府存书，而且要收集天下逸书。具体来说，首先是要超过《图书集成》，因为此书虽然“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却系“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图书集成》为康熙帝玄烨命尚书蒋廷锡等编成，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共收书六千一百零九部，编成一万卷。这样多达万卷的大型丛书，尚不能满足乾隆帝的要求，可见钦编之书是何等的规格。
谕中“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的八个字，充分表述了乾隆帝对想编之书的高标准要求及其欲图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天下同文之盛”，指的是此时大清的“全盛之势”或“全盛之时”。这提他最近几年颇喜引述的常用之词。因为，经过他三十余年的励精图治，中国已经进入人们称之为“盛世”或“康乾盛世”的阶段，百业兴旺，府库充盈，平准定回之胜拓疆二万里。就在宣布搜辑天下群书之后的第十一夭，即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用兵金川说：“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朕实不欲其多聚，若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亦属调剂之一端。”［2］国库存银八千余万两，相当于两年全国总收入，在有清二百七十八年里，是空前绝后的最高数字，也是体现“堂堂大清势当全盛”的有力证据。这既使乾隆帝产生了编纂有史以来录书最多的巨型丛书的想法，“以彰天下同文之盛”，也为此书的编纂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国强才能“文盛”，国富也需有“文盛”来加以衬托，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
乾隆帝一定下编书的目标后，便极力促其实现。他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征集群书。他先后下达了数十道谕旨，督促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想方设法收集典籍，有功者奖，延宕者斥。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即颁旨之后的第十个月，他因各省督抚未曾进献书籍而颇为恼怒，予以训诫，责令他们立即抓紧征集文献。他谕军机大臣“前以历代流传旧书及国朝儒林撰述向来未登大内收藏书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抚会同各学政通行购访，汇列书名奏闻，再令廷臣检核，行知取进，迄今几及匝岁，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我国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余年，于今文治光昭，远暨山陬海澨、所在经（笼）书库，藏弃甚多，采掇本非难事。其间即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抄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为大吏者果能及时率属加意搜罗，自当有求必应，何至阅时既久，寂集无闻。……甚非所以体朕念典勤求之至意也。各督抚等其即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听侯甄择移取，仍将现在作何办理章程，及有无购得若干部之处，先行据实奏覆。”［3］
乾隆帝不止一次下谕，鼓励藏书家进献典籍。他闻听扬州商人马姓家内“藏书颇富”，便传谕两淮盐政季质颖，“令其就近妥协访问借钞”，商人马裕因“心存畏惧”，开始只呈报有书一百九十五种。乾隆帝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办理欠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又惮将善本远借”，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著该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感激帝恩，呈报并进献书五六百种。［4］不少藏书家遵奉帝旨，踊跃献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乾隆帝十分高兴，予以嘉奖。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他特降专谕说：
“国家当文治修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充策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送，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儿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书，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鲍世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鎣，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5］
经过乾隆帝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奖，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珍贵典籍，加上内府所藏，仅提供四库馆供编修之用需缮写之书，就多达一万余种十六万八千册，确系“卷帙浩繁”，数量巨大。这为编纂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奠定了雄厚的坚实的基础。
其二，委任编书人员。乾隆帝精心挑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高水平的编纂《全书》的班子。乾隆三十八年初开四库馆时，他委任兼管礼部、兵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为总裁，设纂修三十员及提调等职。同月刘统勋奏：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挂漏参差，请用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为总办（后名总纂），原派纂修三十员以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另外，郎中姚鼐，主事程晋、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派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即担任分校），“更资集思广益之用”。帝皆从其所请。他又以缮写之书太多，诸总裁校勘者少，特派皇八子仪郡王永璇、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及侍郎周煌等校书。这些总纂、纂修、分校，多系海内名流学者，尤其是纪昀、戴震等人更系学识渊博的大儒，他们专在四库馆中潜心选纂，对这部巨型丛书的较快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乾隆帝还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等军国重臣为四库全书总裁，而且又命画有《长江帆影图卷》的大画家并“兼通天算”的皇六子质郡王永瑢为总裁，乾隆帝还不时予以指授机宜，这样一来，使编纂四库全书所需的人员、经费，以及较好的工作条件，都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完成四库全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三，确定编纂方针、体例。乾隆帝多次下达谕旨，讲述编书的方针、体例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他降谕说：“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策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于朝”，又命词臣编校翰林署旧藏明代永乐大典，“芟芜取腴，每多世不经见之本，而外省奏进书目，名山秘籍，亦颇囊括无遗，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自昔图书之富，于斯为盛。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钞应存者，系以提要，缉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命为四库全书，简皇子大臣为总裁以董之，间取各书翻阅，有可发挥者，亲为评咏，题识简端”。［6］
其四，优遇能臣惩斥劣员。乾隆帝对编修《四库全书》的文臣，颇为厚待，尤其对学识高超及勤于任事之人更是格外优遇。象编修纪昀，被大学士刘统勋举为总纂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各省进献之书，编写《四库总目提要》，初擢侍读，再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文渊阁直阁事，进兵部侍郎，《四库全书》修成后，更历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总篡陆锡熊，由刑部郎中授侍读，后迁至左副都御史。编修陆费墀因任四库全书馆总校，授侍读，累迁至礼部侍郎。大学者戴震，仅系举人，久试未中，被总裁刘统勋推荐任纂修，乾隆帝从其请，并于乾隆四十年特命其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戴震于四十二年去世，乾隆帝读其所校水经注后，问其下落，才知已故，“惋惜久之”。
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是“以彰天下同文之盛”“嘉惠天下万世”之巨著，特别重视书的质量问题，多次亲阅、检查错讹之处，下谕训诫。他谕令都察院、吏部制定议处校书错误之官员的规定。都察院、吏部进呈拟议之法，规定对四库全书的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分校、复校罚俸一年。他阅过此折后，认为此法欠妥，特降谕减轻总校等员处分说：校勘载籍与部院衙门办事不同。部院事务由各司主稿，堂官总其成，遇有错误，司官处分自应重于堂官。至于校书之事，则总裁与分校、复校各官，“责成相等，其疏忽致误，过失亦同”，且分校、复校、总校等官，偶或讹舛，尚有总裁为之勘核，若总裁复掉以轻心，其误便无由改正了。“朕于进呈乙览时，信手抽阅，鲁鱼亥豕之讹，不一而足，然皆朕披览所及，其未经阅及者，讹误尚不识凡几”。“朕搜访遗编，嘉惠天下万世，总裁等理宜悉心校理，以襄右文之治，此而忽不经意，其过较分校等为重”。著令总裁罚俸半年，总校、复校、分校等官罚俸三月。［7］
正是由于乾隆帝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四库全书》这一巨著得以编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乾隆帝在这一伟业中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一些蠢事和坏事，那就是他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典籍和编纂《全书》的过程中，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了大量所谓“悖逆”和“违碍”的书籍。据估计，乾隆时被销毁之书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他还在编书过程中制造了几十起文字狱。
二、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君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继承了前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因此用以恐吓、威慑、镇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的两大文字冤案，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庄廷鑨署名编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词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议论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数百名有关人员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只有十三年，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敌，而掀起大狱，严予诛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静、张熙案。曾静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