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守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池”之过，“令其效力，带兵赎罪”。从柴大纪固守诸罗以后，乾隆帝便对柴大加褒扬。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纪奏报于二至四月多次打败林爽文进攻，杀死义军数千名，而降谕嘉其保卫郡城、固守诸罗，“始终奋勉出力”，命交部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谕：“柴大纪自驻守诸罗以来，屡次将贼击退，实属奋勉可嘉。柴大纪著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30］七月十二、十三日，他又两次下谕嘉奖柴大纪“自剿捕贼匪以来，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杀贼，一切调度，深合机宜”，授柴为参赞大臣及壮健巴图鲁名号。［31］不久他又因诸罗“城内义民帮同官兵，奋力守御，保护无虞”，谕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俾阖县良民倍加奋励，以昭奖劝”。［32］
特别使乾隆帝感动不已的是柴大纪拒离诸罗。由于义军长期围困、猛烈攻击和将军常青等怯战畏敌不敢进援，诸罗县城粮尽援绝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决定让官兵退出诸罗。八月二十七日，他谕军机大臣：“诸罗被贼攻围紧急，柴大纪督率兵民，竭力捍御，甚属奋勉。万一贼匪猖撅”，援应之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匮乏，火药不给，实有难支之势，则柴大纪当酌量情形，竟率领兵民，出城力战，“将贼匪乘势剿杀，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见，固守勿去，“致有意外之虞，既于体统有伤，且转足以长贼人之气，于事无益。柴大纪务须审度机宜，完师整旅，方为两全”。［33］
按常情而论，当诸罗处于这样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时，皇上没有漠视将士黎民之安危，不责令守臣盲目死守听其灭亡，而是下达完师突围之旨，这对于围城之中官民来说，尤其是对负有守城之责的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官柴大纪来说，简直是绝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样，定会急急忙忙设法突围，摆脱城破人亡死于敌兵刀下之祸。但是，出乎皇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之外，柴大纪却拒绝离城出走，呈上奏疏，宁愿与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纪的奏折于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面前。柴大纪奏：
“接到常青札称：昨已有旨交柴大纪，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见，设遇紧急，即带兵杀出县城，再图进取，等因。惟思诸罗地处台湾南北之中，其县城四面堆土，种竹作围，本难为守。前此克复后，环营开沟，并堆短墙，安设炮位营盘，甚属坚固，若一旦弃之而去，则城池营盘大炮均为贼匪所据，恐贼势益张，盐水港、笨港两路之兵，均难驻守。且城厢内外住居百姓，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有四万余人，至今协力守御，并捐助军粮，急公向义，实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现在恒瑞驻盐水港，普吉保驻元长庄，距诸罗俱不过三四十里，三方鼎峙，声势壮盛，惟有竭力保守县城，以待援兵齐集，并力进剿。”［34］
乾隆皇帝读过此折，万分感动，立即下达长谕，对柴百般褒奖，厚加封赏。他说：
“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之下，为之坠泪，前因新改嘉义之诸罗，屡次被贼滋扰，……惟恐柴大纪激于忠愤，坚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义，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纪酌量情形，如力有难支，不访率领官兵整队而出，并因该处义民帮同柴大纪守城杀贼，甚为出力，……（令柴）务将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妥为捍卫，先行送出。……而秦大纪以县城一切守御事宜，久经布置周密，且因县城内外居民甚多，不忍将数万生灵委之于贼，立意坚守，以待援应。是其保护合县民人，与朕轸念义民多方爱护之意，适相吻合，所谓我君臣各尽其义也。柴大纪力捍围城，且能乘间杀贼，已属奋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师而出，亦系遵旨而行，未为不可。而柴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柴大纪在台湾剿捕贼匪，劳绩最著，即守城一节，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后优加封赏，今伊如此系念民生，忠良激发，为国家出力，尤堪嘉奖，柴大纪著即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著浙江巡抚琅□赏给伊家属银一万两，用示朕轸念勋劳锡爵酬庸之至意。”［35］
此谕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认为柴天纪力守危城忠肝义胆，是功勋卓著之忠臣名将，故予格外重赏，擢封一等伯。这是罕有的优遇。照说柴大纪从此会步步高升荣任大帅了。谁知，事出意外，此谕下达之后，不过两个月，柴大纪便被皇上降旨革职拿问，过了半年，更被斩首于法场。为什么皇上对柴大纪的态度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由他钦封的忠臣名将贬低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识破柴之伪装面目，还是听信谗言误杀栋梁之臣？从历史事实看，从乾隆帝有关柴大纪的数十道谕旨看，柴大纪确实不是有罪当戮，而系含冤去世。
柴大纪之被害，根源在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义县城解围时，他未曾巴结将军福康安。《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载称：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好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载：“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櫜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福康安第一次弹劾柴大纪的奏折，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发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恒瑞、鄂辉四人联名发出，一共讲了四个间题。其一，大军即将进攻斗六门。其二，恒瑞并非“有心畏葸”，故意迟延观望，不援诸罗，而系“过于持重”，且招集“义民，五十余庄，以清后路。其三，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无出城杀敌之事。其四，诸罗被围数月未失之原因是“众民一心奋勇”，“柴大纪人本诡诈，甚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驻诸罗，将来事竣入都，自难逃圣明洞鉴”，请将普吉保调任台湾镇总兵。［36］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不相信福康安领衔之折，于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长谕，予以驳斥。他谕军机大臣：昨据福康安奏柴大纪、蔡攀龙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确实一节，“朕因此事反复思之，竟致彻夜不能成寐”。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祇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此次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保危城达半年之久，虽其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有所虚报，但其“困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柴大纪设果如福康安所云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降旨，谕令柴大纪如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柴大纪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藉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于奉到前旨后，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内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朕阅其奏折，为之坠泪，岂福康安目击情形，尚不心存悯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柴大纪前奏会党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进攻，现福康安奏称夺敌大车二辆，敌之“大炮鸟枪遍地遗弃”，可见柴之所言，确有其实。即言台湾之乱，是由于地方文武官员贪索扰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据实上控，焉能叛逆。“况官吏骚扰池方，剥削百姓，自系文职为多，至武职所辖，不过营伍兵丁，并不经管地方事务，纵使从中婪索，较之地方文职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岂得以此归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看来柴大纪、蔡攀龙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累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并无确据，岂可转没其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37］
乾隆帝此谕，讲得有根有据，理由充足，阐述清晰，对柴大纪之忠和功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对柴是一片深情厚意，还批评了福康安，言其不应因柴礼貌不周而心怀不满，呈上这样颇不公正的弹劾奏折。
照说，皇上下了这样明确表彰柴大纪功勋的圣谕，此事就应如此了结了，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形，其他大臣不会再次劾柴，柴大纪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结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乾隆帝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目，乾隆帝谕军机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办完差务返京，遂向其问及柴大纪平日为官声名如何。德成奏：风闻柴大纪自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黩，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林爽文起事初，会党人数不多，因存营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时搜捕，故越益发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贪激变之处，著传旨严行申饬，令据实上奏。闽浙总督李侍尧对柴大纪“有心瞻顾徇隐，实属辜恩负良”，若即将柴之劣迹“严查密访，据实参奏”。［38］
过了两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完全相信并重复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状，并强调指出：“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竟由柴大纪酿成，则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之罪，断难轻贷，将伊按例正法，亦所应得”，著福康安、李侍尧查明其罪后，拿问治罪。［39］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谕，列举柴大纪贪婪纳贿、卖放兵丁、畏敌不出等罪，将柴革职拿问。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赖”，经帝亲讯时，仍呈诉冤曲，激怒了皇上，原本议定监候免斩，乾隆帝改为“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40］
与此同时，曾经拥兵四万余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几乎使全台尽失的原闽浙总督、大帅常青，却因权相和坤庇护，巧言欺骗皇上，乾隆帝便下谕，将这位真正惧敌畏战、严重贻误军机的庸帅，誉之为“伊已年老，尚能临阵杀贼，将郡城保护无虞”，“调度尚属有方”，将其调任福州将军，办理台湾善后事宜。后虽因常青对“柴大纪贪默不法一案，徇隐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职，令其来京交部治罪，但随即以其任总督之职不久即有征剿无暇查访柴之劣迹，且“带兵驻守郡城，保护无虞”，“功过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为礼部尚书、都统，卒后还赐谥恭简。［41］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参赞、水师提督、一等嘉义伯柴大纪，被横加欺君狡诈大罪斩首示众，而庸帅常青却安然无事荣任尚书，甚至连被帝多次斥为胆小怕死、要求增兵六万、贻误军机的参赞、福州将军宗室恒瑞，虽曾一度议斩，但随即免死戍伊犁，并很快就复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任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将军、西安将军等高官要职。
两相比较，乾隆帝确是犯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损朝廷威严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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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2。
［2］《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5、6、7。
［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2、13、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5、16、17、18。
［5］《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5。
［6］《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6。
［7］《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8。
［8］《清高宗实录》卷1290，页7。
［9］《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10］《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35、36。
［11］《清高宗实录》卷1286，页1。
［1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2、3、4。
［1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8、19。
［14］《清高宗实录》卷1289；页12、13。
［15］《清高宗实录》卷1289，页19。
［16］《清高宗实录》卷1291，页3。
［17］《请高宗实录》卷1293，页20、21。
［18］《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19］《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1、22；《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圣武记》卷3，《乾隆三定台湾记》。
［20］《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3。
［21］《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5、29；卷1295，页21、33、40；《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清史列传》卷26，《福康安传》。
［22］《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3、44。
［23］《清高宗实录》卷1296；页29、30。
［24］《清高宗实录》卷1298，页2。
［25］《清高宗实录》卷1298；页2、3。
［26］《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9…24。
［27］《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0、21。
［28］《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1、22、23、24。
［29］《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30］《清高宗实录》卷1281，页2；卷1283，页1、2；《清史列传》卷25，《柴大纪传》。
［31］《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20、22、23。
［3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0。
［3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22、23。
［34］《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