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红军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以便继续北上。然而左路军中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强令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十二军）掉头南下，数万红军再遇草地之厄。
艰难的草地，对任何军队都是残酷的险阻。据在松潘草地边缘拦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统计，他们虽然供应条件好得多，几个月时间里也减员半数左右。失去后方，衣食均缺乏来源的红军，面临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红军不得已插牌借粮
1935年9月，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严令下，调头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粮食供给更为困难，不少人又倒在泥泞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川康边苦战十个月，无法建立根据地，难以得到人、物补充，部队人数减至4万多人，干部战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张国焘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北上，于是两军又经过草地向甘肃前进。
女红军李伯钊回忆说：“我曾三次过草地。那是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过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红军二、四方面军最后一次过草地时走的路程最远，时间花费也最多，约有一个多月。若加上前两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红四方面军走过草地的路程最为漫长。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更长，是由于不能再走松潘地区，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由于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
红军停留的藏区本来产粮就不多，经几万大军往返，筹粮更感困难。红军发动藏、羌族僧俗群众，许多群众积极把存粮卖给红军，一些寺院还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小寺院往往有几百斤，大寺院则有成千上万斤。在德荣县龙绒喇嘛寺，赠送红军的青稞达15万斤，成为当时记载捐粮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宝贵，肉可以吃，皮子拿来做背心、坎肩，穿几个眼还可做皮鞋，走起路来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区，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逃避一空，红军只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后将所收数量和原因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领回银元，称为“插牌借粮”。毛泽东曾把这说成是红军的唯一“外债”，全国解放后还专门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的领导向藏民做补偿。当年红军留下的欠条，由人民政府加倍偿还。这些欠条现在成了珍贵的文物。
过草地的“三怕”与“三难”
红军过草地，有“三怕”和“三难”。
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如果抢救方法不得当，救人者和被救者都会被污泥吞噬。后来人们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挣扎，只能斜躺着蹬草兜，往浅处翻滚移动，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者腰间拉上来。
二怕下雨——因为这时脚底下的草甸会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体虚弱者经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战士倒下。下暴雨的时候，河水猛涨，不少人被大水冲走吞没。
行难、食难和宿难，也是草地中的杀手。
行难自不必说。食难一是没有粮食，二是有了粮食也很难吃。携带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很难下咽，且口渴难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连人尿、马尿都喝过。
在草地行军时，指战员们体力消耗大，多数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将炒面吃光，断粮时只好吃所有能充饥之物指引红军过草地的“草地设营地图”——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神仙土”、粪便中残留的粮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带分几次熬汤供数人喝。后来首长们的坐骑，也成了战士们的食物。
草地上夜宿也难，有山丘等比较干一点的还好，在草地露宿往往要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为避免睡着滚到泥沼里，有时还要几个人轮流值班。夜晚的寒冷常常会夺去战士的生命，他们甚至至死还保持着熟睡的样子。
尝野菜“上演”《生死牌》
古戏文中有《生死牌》一出，委实决定不了谁生谁死的时候，只有抽签决定。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了真人实事版。
这一故事的主角是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七个人。他们过草地时，由于路荒无人烟，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选出一人先尝，鉴别出无毒野菜供大家充饥。
会上，四名党员要求先尝，三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要尝，年老的要尝，年轻的也要尝，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生存留给别人，场面感人至深。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最年轻、身体最好、抵抗力最的陈云开先尝，理由是他能抵抗住野菜的毒性。不知名的野菜，苦、酸、麻、辣、涩，味道俱全，当他品尝到第七种野菜时，终于中毒晕了过去。
故事结尾是：陈云开经战友们抢救未有大碍，而战友们吃了无毒的野菜，最终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红军三大主力牺牲多少人？
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死亡的确切数字，一直很难准确统计出来。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这里死去的人，比长征以来在其他地方牺牲的人要多。
1935年9月4日，周恩来曾致电一军首长林彪、聂荣臻称：“据三军收容及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那些消失在沼泽中的人，显然还不在上述统计中。
红三军团到达班佑时，军团长彭德怀在望远镜里看见班佑河对面还有好多战士没有过来，便命四师十一团政委王平带部队去接应一下，过去后才发现这些人都是死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根据战史上的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草地时死亡的数字，还是可以大致推算出来：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过草地之前统计共有近2万人，过草地之后剩下13万人（其中在左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5000人，中央纵队和一、三军8000余人），损失约6000人。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原二、六军团14万人，又补充了红三十二军2000多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10月间三大主力会师时为11万人），过草地损失约3000人。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以第三次过草地统计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
过草地损失的上述人员中，只有少数是因忍受不了艰苦而逃亡（多是入伍不久的当地人）或掉队失散，其余都是因冻、病、饿而牺牲。这些死者，战友来得及掩埋时就在简陋的坟前立上死难者的拐棍，刻上他的名字。来不及掩埋的只能暴露于野，更像是凝固在草地中的一尊尊雕像，在岁月的侵蚀之下慢慢消失。
【点评】巨大牺牲换来广阔空间
红军以过草地的巨大牺牲，换来的是纵横驰骋陕甘地区的广阔发展空间。此后，“爬雪山，过草地”几乎成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红军长征精神的两个行动。
党史专家石仲泉曾经为红军过草地总结出六条经验：“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阶级的友爱，革命的情谊，严格的纪律，乐观的情绪。”这六条不仅是红军战胜草地的经验，也是整个长征胜利的经验。
第六章 单衣出发（1）
——红军抵御恶劣天气之谜
红军长征中，除了要克服地形险阻，还要克服烈日、风霜、雨雪、冰雹等恶劣气候条件。红军长征期间经历了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但各主力红军出发时穿的都是老苏区带出来的单衣，沿途没有根据地，很难补充服装，适应气候变幻成为征途中的严峻考验。
寒冷成为各支部队共同的敌人
中央红军长征经历了一年时间，红二、六军团历时也将近一年。红四方面军在征途中因曲折往返，用了一年半时间。过草地前调到左路军随四方面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以及随其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则走了两年。这就意味着，参加长征的红军都经历了一年四季的雨雪风霜。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从苏区突围前，每人发放了一套新军装。出发的时候正值秋季，南方天气冷热适中，比较适合行军。12月初进入五岭地区，尤其是翻越老山界时，人们首次感受到了“瞬间有四季，几步不同天”的气候，指战员们单薄的军衣已经难御寒冷。
1935年元旦，雪花纷飞之际，红军来到乌江边。在寒风刺骨中，突击队员们赤膊短裤，乘着半截浸在冰冷江水中的竹筏，冒着对面射来的枪林弹雨强渡，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突破乌江一周后，红军占领遵义。此时经过近三个月转战，军衣多已磨损。在休整的十几天里，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在四渡赤水时才勉强保障了抵御严寒的需要。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向伏牛山区转移的时候，部队也身穿单衣。这时正值11月下旬，遇到突然南下的寒流，豫西地区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大都冻僵，有的枪栓也被冻住。这时部队偏偏又遇到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抡起大刀，以白刃格斗杀退敌人。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红军忍受着极度寒冷、饥饿和疲劳，顶风冒雪脱离险境。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建立了根据地，靠发动群众征集布匹和棉花，为部队解决了棉衣，才能在秦岭南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红二、六军团部分领导合影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沿途让各部队自己解决衣物以适应气候变化。由于在西南地区难以找到灰布，二、六军团的军服多以当地的黑布制作，以至三大主力会师时，许多人找二方面军的人就以黑色军装辨认。
夏装越雪山脸盆挡冰雹自己织毛衣
气象条件往往是地形险阻的放大器，越是在地形条件复杂之处，气候就越恶劣。长征中最大的自然险阻莫过于雪山和草地，那里特殊的地形地貌加上恶劣的气候，造成很大的伤害。
中央红军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进入云南，气候一时转好。但到了金沙江畔，阳历四月底的天气已极炎热。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就遇到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山下温暖如春，山上却雪花纷飞，上得越高雪下得越大，冷到零下一二十度，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雪山上的气候非常奇异和危险，经常风雪交加，狂风吹动厚厚的积雪一堆堆地倒塌，把人深深地埋在雪底。有时山上又骤然出现晴空丽日，雪上的强烈反光把一些人的眼睛刺成雪盲。在夹金山上，红军还遭到了冰雹的袭击，大雪夹杂着鸡蛋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砸来，一些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但靠着顽强的毅力，穿着夏装的红军终于战胜了雪山。
红一、二、四方面军过草地，都赶在秋季，丰沛的雨水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彻底成了漫漫泽国。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曾回忆说：“草地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当地气候变化无常，人称“一天四季”，一昼夜就等于内地一年的气候变化——先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温度可达摄氏40度，热得人全身是汗；一到下午往往黑云密布，雷电交加；到夜晚气温会降至零度左右。草地还经常出现冰雹，大的像大碗那样大，不仅是人，即使是皮糙肉厚的骡马也会被砸死。这时，人们就会把脸盆、菜盆、铁桶、背包等举在头上，抵御冰雹的袭击。
红军各部队在当地很难找到布匹制作棉衣，指战员主要用羊毛和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前，四方面军领导考虑到这支部队缺乏御寒物，便要求全军动手，为兄弟部队每人织一件毛衣或毛背心。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各部队有穿布衣、有穿皮毛衣，颜色杂乱，绝大多数人却仍戴着一顶象征世界革命的“五大洲”红五星八角帽，显示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中少有的幸福时刻
在长征途中，沿途宿营方式只能因地制宜。进入有村落的地区，部队通常分住民房，不论如何疲劳仍要求指战员保证缸满院扫净，多年后在各地群众中还留下一片赞誉。到了较大的镇子里，红军为避免扰民，便尽量找官府办公处、逃亡的土豪官僚的住宅或学校、祠堂等公共场所作为宿营地。
红军长期占领的最大城市是遵义，城内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修起的外形别致的二层豪华住宅成为中革军委的办公地。当时红一师进驻遵义北面的桐梓城，也是黔北繁华之地，已有电灯，来自农村的战士们还是头一次见到，认为是开了“洋荤”。在这种难得的条件下，红军能在入冬后得到十几天休整，是长征中少有的幸运时刻。
进入人烟不多的山区和草原后，能在遮风避雨的房子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就成了一种奢侈。没有避寒之处，战士们只能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一些草叶铺在湿地上。战士们总是祈望不要下雨，然而十天露营总有九天下雨。面对上面雨淋，地下水浸，全身湿透的红军战士只有几个人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来取暖。这时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早点天亮，因为渡夜如年。战友间互相依偎温暖的后背和篝火，成了战胜气候和暗夜的法宝。
关于草地篝火的描述，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有的回忆以乐观情调为主：“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簇簇篝火，飘动着红色的火焰，映红了夜空，映红了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在有的回忆中，生篝火又是难事。据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回忆，草地上没有树木，烧柴比较困难，主要燃料是牛粪。牛粪基本上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