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摩而已”①。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①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①。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①。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刻凭ハ嗯浜希糯虬苤鞗佊肜罨彻狻Ｐ嗽辏�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① 《新唐书》卷五○《兵志》。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第四节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败，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专政局面也是这样形成的。
太宗的时候，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宦官的人数增加，品级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绯者（五品以上衣绯，三品以上衣紫）还为数不多。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②。开始在政治上有所影响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呼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①。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随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长安时，已是肃宗执政，他才不能再干预政事。
肃宗时的李辅国（本名静忠），因随肃宗到灵武称帝而成为有名的宦官。肃宗还京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府县政府处理问题，“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长安，居兴庆宫，后来他对玄宗不满，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极宫。上元二年（761）八月，他做了兵部尚书还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肃宗没有答应。代宗即位后，他更加专横，他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虽然也怒其不逊，但因其掌握禁军，也只好“乃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①。
接替李辅国掌权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权。代宗以他为判元帅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又加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由于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进攻长安，他不及时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狈不堪，出奔陕州。代宗“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②。可见宦官专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鱼朝恩在安史之乱中即掌握重要军权，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他是最高统帅；代宗逃往陕州，他有救驾之功，因而更受重视。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因率宦官随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军。宪宗虽然是奋发有为的皇帝，但最后也被宦官陈弘惠所害，继位的穆宗也为宦官所立。这更进一步说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来愈大的作用。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元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
第五节“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③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①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①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论》。
第九章唐皇朝的没落（元和末年以后），唐末农民大起义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第一节唐皇朝的没落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