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事。 对被捕和对劳改营的恐惧致使人身上所有那些恶的东西暴露无遗。这让人觉得，
坏人比重大于常人。人们之所以坚持不住，是因为他们面临万丈深渊。恐惧和不信
任在苏联社会中成了一种推动力。其结果是遏制了一切首创精神和自我承担责任的
意愿。
可是这些人能否选择另一种命运，不用害怕会消失在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呢？当
时的人们受到的判决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要知道，肃反人员要么执行命令，要么就
得死。如果一颗螺丝钉坏掉了，它立即会被另一颗所取代。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潘琴科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奴颜婢膝之徒和
走狗们说：‘时代就是这样。’时代总是不好的，而我们能否超越它这取决于
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仍然可以做个正派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敬
重的一位老师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说过：‘别担心，在任何最丑
恶的制度下都会给正派人留下两三个位置的。”’
还应当考虑到，对不少人来说，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卢比扬卡工作不仅给他们
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而且也给他们创造了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1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是几百万人，对于他们来
说，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存在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再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及其家
人也算进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对斯大林的迫害。对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国家安全
机关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国内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克格勃的将军，劳改营和监狱里有
多少监督员，多少侦查员捏造出多少命案！但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呢？他们长大以
后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谴责？咒骂？还是相反，赞颂他们？
没有这类书籍。谁也没有找到“卢比扬卡的”孩子，没有问过他们。这里需要
的不是小说，而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那种严肃的纪实性文体。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此类书籍呢？这是因为，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可怕，写起
来也可怕。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的才能看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
在苏联时期就问过他，为什么他再也不写东西了？他回答：“尝试过，曾经挖得深
了一些，突然惊叫一声，赶紧把坑填上，再用脚踏平。”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妻子的侄子，他编写了阿利卢耶夫斯大
林家的家谱，并撰写了《一个家庭的纪事》一书。
在他还是个3岁小孩时，他的父亲便被枪毙。过了整整10年，他母亲又被囚禁。
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只留下了诉讼案。母亲6年后被释放。她回家时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他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却保存着完好的记忆，这一点令人惊讶。对这位回忆录
作者来说，昔日子是后来才来的，那时已经没有人被枪毙了。
书中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对约瑟夫·斯大林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不成功的
婚姻的评价，家人对阿利卢耶娃自杀一事的态度，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斯大林不
幸的私生活。书中只缺少一点没有表现出对不幸父母的同情，作者也没有试图
去搞清楚父母先后被夺走的原因。
其实作者有答案。父亲是被贝利亚杀害的。抓母亲进监狱的也是他。贝利亚被
枪毙后，母亲又被赫鲁晓夫囚禁在劳改营整整一年。如今的民主派尼基塔·赫鲁晓
夫，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曾任捷尔
任斯基的秘书。1938年，列坚斯被派往哈萨克斯坦任内务人民委员，几个月后被逮
捕，他被指控为地主贵族国家波兰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毙。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写道：
“母亲费尽周折找到斯大林，请求他过问父亲的案子。‘好的，’他说，‘我
把莫洛托夫请来，你跟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来。他们会把列坚斯带来，我们
一起解决此事。’但祖父拒绝去斯大林那儿。于是母亲和祖母两个人去了他那儿。
祖父的缺席激怒了斯大林，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跟我母亲和祖母大吵一架，
根本没有解决事情，于是父亲的命运便被注定了。”
然而作者认为，他父亲的死既不怪斯大林，也不能怪那个令无辜的人被处死的
制度。制度是非常优越的：
“那个年代，商业部门运作良好，物价下降，有段时间食堂里的面包免费供应，
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不断改善……制度让人们过上了有保障的日子，国家在前进……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报纸还充斥着有关鞋子、电视机、冰箱滞销的报道。”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论断。尽管父亲被枪毙，无论未来的回忆
录作者，还是他的家庭，仍然可以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也可以去所谓的“病号
食堂”（通常被称作“小灶”）去就餐，还可以调用政府车库里的汽车林肯、
奔驰，战后则是“吉斯110”。住在沿河街上那幢有名的大楼里，五间一套的住
房，大约有100平米，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心满意足地回忆着。夏天在斯大林的
别墅度过。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的副官安排他进研究生班，并向国立莫斯
科大学校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作者也真的相信，“我觉得，我们那时的生活方式完全是民主的……
那个时候，过得比别人好的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让作者失去了父亲，但作为交换给予他的却是对伟人难以忘怀的认同感。
如果说书中也有英雄，那这个英雄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阿利卢
耶夫根本没有发觉他下面这句话听上去有多么奇怪：“父亲死后。我和妈妈在战后
非常喜欢上剧院。我记得，在大剧院里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包厢。”
未来的作者受到伟人关注的那一刻也令人难以忘怀。看到小阿利卢耶夫后，斯
大林对他母亲说：“好啦，就凭这样的儿子，我也可以不跟你计较了！”父亲已经
被枪毙了……
“斯大林当时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他常问我们许多问题，同我们开玩
笑，逗我们玩儿。昨晚饭的时候，他不断地给我的盘子加饼干、陈皮。我们嬉笑着，
不时兴奋地尖叫。”
最先记述在克里姆林宫的童年生活回忆的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
耶娃。她的文学水平迄今为止大概也是最出色的，她的书坦率而又严肃。不过，后
来问世的由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所著的一部书在我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这得益于该书构思巧妙的、几乎类似侦探小说的情节。
小赫鲁晓夫为辩解文学开了个头，那时“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开始维护父辈
的名誉。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在《关于我的父亲格奥尔基·马林科
夫》一书中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同迫害没有关系，相反，
他曾试图阻止贝利亚搞迫害。
父亲被枪毙后被迫改用母姓的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在《我的父亲
拉夫连季·贝利亚》一书中也表示相信，父亲只做了救人的事情。
对父亲的罪过视而不见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的书恐怕是第一部没有为自己那遇害的父亲进行辩护，而是为允许杀害父亲的人
说好话的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苏联战俘
对被敌人俘虏的红军官兵的不信任始于1939…1940年的芬兰战争。战事结束后，
芬兰人交还了5500名战俘。他们全都受到审判，并被送进劳改营。
1941年被德国俘获的红军官兵达200万，1942年为130万，1943年将近50万，19
44年是20万。
1941年秋，德国当局开始将占领区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迁往德国。战争期间
共迁过去500万人。其中大约有25万人是希望回到历史上的故乡的德意志族人。
1941年6月28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联合发布
《关于对背叛祖国者及其家庭成员追究责任的办法》的命令。
当俘虏被看作是蓄意犯罪。被俘者以叛国罪论处。突围出来的士兵被当作潜在
的叛徒。
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法庭共审判了约100万军人，其中15．7万人被枪毙，也就
是说，有15个师是被自己人消灭的。这些人基本上是突出重围或是被俘后逃出来的
官兵。
1941年12月27日，国防委员会发布关于审查“原红军指战员”的决定。
第二天，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下达了《关于为曾经被俘和被敌人包围的原红军
指战员建立特种劳改营》的命令，即第001735号令。该命令规定要在上述人等当中
揭露“叛国者、间谍和破坏分子”。
当时负责处理被俘红军战士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局。
也就是说，对待他们就像是对待敌军士兵一样。1943年，劳改营转归劳改营管理总
局管辖。
从1944年起，被俘后获救和突出重围的军官被作为普通士兵编入突击营。在受
伤和荣获勋章之后可以恢复军官职衔，但在突击营当中最后能活下来的并不多。他
们被派到最危险的方向发动进攻。共有25000名军官曾被编入突击营。这么多的军官
足可以用来配备22个师。
1944年8月，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针对从德国回来的人员建立审查网点的决定。
在被俘人员和被驱往德国劳动的人员经受审查的过程中，他们被用来从事最艰苦的
劳动。
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将被俘获救的红军战士和被遣送回国
人员送往工业企业工作》的决定。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伯朝拉煤田、诺里
尔斯克和乌赫塔的联合企业便有了劳动力。
1945年10月2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剥夺曾在德国军队、德国特种部队
服役的“弗拉索夫分子”和警察的军官职衔》的秘密决定。等待这些人的是劳改营。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德国人和日本人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里关押过160万名德国战俘和60万名日本战俘。
负责管理这些人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当
初是为管理被俘虏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
对日战争时间并不长，但驻扎在中国北部的关东军几乎全都成了俘虏。
1945年8月的行动进展神速，它确保斯大林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军事基地，使他能
够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进行监控，并收回了南萨哈林，获得了千岛群岛，还为苏联
军舰取得了一个自由出海口。
苏联坦克部队的侧翼迅速将关东军切断，于是日本人陷入旬围之中。他们已经
无路可退：他们的祖国在大海的那一边，而日本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1945年，英美军队也俘获了日本人，他们已经同皇军打了4年仗，不过在日本投
降书签字生效之后，日本战俘开始被遣送回家。到1947年底，他们全都回到了日本。
除了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战俘。
他们在我们这里面临什么命运呢？这一点可以根据其中一个名叫柳川成夫的战
俘的遭遇来判断。
1948年12月10日下午5点，他遭遇了不幸：被土埋在了下面。当人们将他掘出来
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
战俘营的医生在第143号病历中写下如下诊断：胸廓挫伤。一天后，医生给柳川
成夫做了手术。切除一根肋骨，切开蜂窝织炎：医生发现柳川成夫左胸有脓胸症状，
并且伴有心肌炎。手术无济于事，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后，这个原日军上等兵于1月1
3日死去。
l月15日，据他的个人档案记载，“对第117号战俘营的日本人柳川成夫的尸体
进行了解剖”。对外科医生没有提出异议。
1月16日，第1339号医院分院人事登记检查员、分院主管保卫和生活制度的副院
长以及物资供应局局长立下如下文据：
“柳川成夫的尸体埋于4号坟1室。坟上立有识别标志一根竿子，上面一块
木板，木板上的铭文用耐清洗的涂料写成。”
在涂料罐的说明上，这种油性液体的确冠以“耐清洗”涂料之名，但湿雪和雨
水很快便将这能够让人回忆起这名来自遥远日本的农民之子的最后的印记从地表冲
洗掉了。
不仅如此，就连医院殡葬队战士那已经习惯于抬死人的双手所设置的标准的小
竿子也没有竖立多久。这样一来，柳川成夫的父母永远不可能得知他们的儿子是什
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死去的，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找到他的坟墓。
这样的坟墓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共有6万多座。1959年，苏联当局只向日本政府提
供了4000名死亡战俘的资料，尽管6万余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知道的：他们
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建了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
理总局。
柳川成夫生于农村，没有上完学便开始做工，1945年应征入伍。他进入了关东
军，在独立通信营里任文书……
曾经审问过他的战俘营管理处高级监察员布罗夫中尉毫不费力地描述了他的长
相：身高165公分，黑头发，眼睛是褐色的，扁鼻子，典型日本人的大脸盘儿……
柳川成夫是1945年8月成为俘虏的许多日本年轻人当中的一员。作为营部文书，
他不属于战胜者决定好好惩罚的战犯之列。那么，为什么他和其他6万名日本人没有
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回到家乡呢？
那些记录着斯大林及其亲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文件不为人知。可以推测，斯
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