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字报，将一些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他，妄图使他屈服。对此，彭绍辉正气凛然地表示：“有真理在，我不怕！”
70年代初，“四人帮”见军队难以插手，于是别有用心地提出在我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增加“民兵指挥部”编制的要求，以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绍辉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坚持执行我军传统武装力量体制，拒不宣传“民兵指挥部”，更没有推广“上海经验”。对此，张春桥、王洪文向他兴师问罪，指责彭绍辉：“不抓路线，方向错了。”
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当着张春桥、王洪文的面，向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建设思路。张春桥、王洪文大发淫威，严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所谓的“经验”。但彭绍辉始终拒不表态，使张、王二人非常尴尬和恼火，可也无可奈何。
彭绍辉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多次公开抵制“民兵指挥部”的做法。1975年11月，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信分队组织训练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彭绍辉又明确要求：“会议所有文件，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一概不提‘民兵指挥部’。”会后，他规定，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只通知省军区、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参加，不通知“民兵指挥部”。
这样，“四人帮”一伙企图强制推行“民兵指挥部”经验、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
但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彭绍辉在战争年代饱受伤病折磨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1970年，解放军301医院发现他身患主动脉血管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于是给他规定了“六不准”，连弯腰、起立、咳嗽也不准用力。但彭绍辉却不以为然，照样坚持工作。
1975年，医院将彭绍辉的病情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副主席指示要他注意身体，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彭绍辉知道后对医生说：“我的病情，以后你们不要再向上报告了，军委首长工作很忙，不要拿我个人的这点小事去麻烦他们，再说你们不让我工作怎么行呢！”他顿了顿又对保健医生说：“再说，我身上的病有如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爆炸了，我要在它没有爆炸之前为党多干点工作。”
于是，他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很紧，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时常到深夜还不休息。疼痛发作时，就吃几片止痛片继续工作；血压高了，就把降压药加到十几片，把血压压下去，照样坚持工作；眼痛发作时，就让夫人或工作人员把待处理的文件念给他听，他提出意见，再让秘书处理。
周总理逝世后，彭绍辉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参加总理遗体告别时，彭绍辉当场失声痛哭，为总理的追悼会规格公开抱不平：“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悼念总理的群众，为何只安排这么一间小小的房子悼念？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从悼念会场回到家里，彭绍辉抱病和泪写下了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公开痛斥“四人帮”对总理的污蔑。由于悲愤过度，老将军再次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清明节这天，首都数万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彭绍辉还住在医院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听医生的劝阻，坚持要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他让家人做了一个花圈，吩咐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亲自坐车把花圈送到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看到悼念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在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四人帮”本来就想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要想叫人家开灯又岂是他这个独臂将军做得到的？
老将军嚎啕大哭，以表达自己对总理逝世的无限悲痛。警卫员见状，只得吩咐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他看了广场上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不停地对身边的秘书泣道：“公道自在人心啊！我倒要看看那些小丑能横行多久？”老将军说的“小丑”，当然是指的江青之流。
转眼到了1978年夏天，彭绍辉的病情开始有点好转，便要求出院。医生要他不要坐飞机，不能劳累，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坚持乘飞机前往胶东半岛参加总参谋部主持的一次业务会议。会后他又视察了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部队。其中有个连队在山上驻防，随行医生考虑到他的主动脉瘤发展较快，怕出危险，劝他不要上山。彭绍辉却说：“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战士们直接见面，既然已经下到基层来了，又怎么能再脱离战士呢？”说完，硬是坚持步行上山，全连战士深受感动。由于过度劳累，彭绍辉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一天下午，他又忍着血管瘤局部破裂引起的剧烈疼痛，参加空军作战会议，并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会后还看望了与会人员。可到了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医生给他检查时，他还一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住院，今天的文件我还没有处理完，明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开。”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彭绍辉同志就因血管瘤大面积破裂，猝然倒在了设在病房里的办公桌前，永远离开了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军队。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军队建设，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独臂奇将—晏福生化装改名
晏福生（1904—1984） 湖南醴陵。入党时间：1927年。受伤原因：1936年9月7日罗家堡战斗中右臂被炸断。截肢情况：1936年10月整条右臂被截去。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护送战友寻找毛泽东，化装改名晏福生。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最后率部随黄公略上了井冈山
成百上千煤矿工人喊着口号，群情激愤地进行游行示威。1924年的安源，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开始了。游行队伍要去找资本家讲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他叫晏国金，是工人推选出来的谈判代表。
这个晏国金，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晏福生。
晏国金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很小就被迫给地主家放牛，稍大一点后，又给地主家当了长工。
晏国金儿时伙伴陈化科的父亲从小拜师学武，会一些拳脚功夫，因此，从很小开始，他就和陈化科一起随陈父学习武艺。1923年春天，晏国金辞别父母，来到安源煤矿当了矿工。刚到矿上时，晏国金被分到条件非常艰苦的下士畈坑道当小工。工头唐文全是他的同乡，见面三分亲，加之他膀大腰圆，干起活儿来不要命，又会拳脚功夫，因此对他青睐有加，没几天，就升他为大工。他渐渐在一帮年轻矿工中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在晏国金来安源的两年前，也就是1921年9月，毛泽东来到安源，发动工人，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1月，党又派李立三来到安源，建立党组织，创办平民学校，开办矿工夜校。不久，刘少奇也来到了安源。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饱受苦难的矿工当中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由于晏国金在罢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且又会一些拳脚，罢工胜利后不久，就被党组织指派为地下交通员，负责路矿工人俱乐部、路矿工会与安源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以及来往人员的护送等工作。
1925年10月初，安源工人俱乐部得知敌人将对工人下毒手的消息后，马上向上级党组织和毛泽东报告。不巧，当时毛泽东去了长沙。为了让毛泽东尽快知道这一情况，安源党组织决定派地下交通员晏国金护送蒋先云到长沙去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商讨对策。可当时晏国金还不认识蒋先云，于是俱乐部负责人给他们规定了接头的暗号。
这天中午，晏国金穿上破烂衣服，头戴斗笠，脚穿草鞋，挑着装满了辣椒的小箩筐，来到街上，等候蒋先云一同去火车站。他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扯着嗓子吆喝：“卖辣椒！卖辣椒！”
晏国金来到街心饭铺前，放下挑子，忽见一个瓜子脸、大眼睛、白皙皮肤、肩背紫色油纸雨伞的青年向这边走来。
一定是他！晏国金连忙冲着他大声问道：“先生，买菜吗？”蒋先云停下脚步，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看着晏国金问道：“有茭白吗？”“没有，只有辣椒。”
“我只想要茭白！”蒋先云说完径直朝前走去。
晏国金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忙挑起担子尾随蒋先云向前走去。
他们一前一后快步走着，当快走出安源那条惟一的小街时，晏国金装做换肩，一扭头，从眼睛的余光中发现后面跟着两个“黑狗子”。
不好，有尾巴！他心中一惊，连忙又大声吆喝起来：“卖菜 口 来 ！卖菜 口 来 ！新上市的青菜！”一边喊着，一边快步冲出街道，闪身进了左侧的工人区。
蒋先云听到告警暗号，知道有情况，头也不回地拐进了工人居住区，七拐八绕，钻进了一个茅草棚。
“快，换上，迟了就出不去了。”晏国金跟进去三下五除二脱下自己的破衣衫递给蒋先云，又说道，“情况紧急，我掩护你，你出去后直接去车站，车站有人接应你！”换好衣服后，两人相继离开了茅棚。
为了掩护蒋先云，晏国金来了个调虎离山。矿警上钩了！晏国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始终同矿警保持着一段距离。突然，跟在后面的矿警扯着嗓子叫道：“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就开枪啦！”
晏国金知道，这些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忙喘着气止住了脚步。两个矿警扑了上来，一个脸上长黑痣的家伙恶狠狠地朝晏国金的背上砸了一枪托，然后把他的头朝面前一扭，仔细一看不由愣住了：咦？怎么不是那个人？嘴里骂骂咧咧地问道：“活见鬼，你是谁？那个共党要犯哪儿去了？”另一个矿警也上前踢了晏国金一脚：“我再让你跑！你跑个鬼！”“我怕，怕……”
“啪！”长黑痣的矿警气恼地朝晏国金脸上抽了一嘴巴。晏国金怒视着这个家伙没有吭声。
长黑痣的矿警绿豆眼一翻，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道：“你叫晏国金，在下士畈坑道做工！”
晏国金心中一惊，心想，黑狗子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看来我早被敌人注意了。他定了定神，灵机一动，回答道：“老总，你认错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国金是我堂哥，他老爹病重，让我来安源找他回去。”
“找晏国金？那你怎么到处乱跑！”
“我忘了他的住处了。”晏国金撒起谎来，“老总要是知道，劳你给指点一下。”
“去你妈的，老子知道也不告诉你这臭小子！滚！”
“老总，老总你……”晏国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黑狗子扬长而去，晏国金赶紧跑掉了。
晏国金在矿警面前“改名”晏福生，逃过了追捕，从此，索性就叫晏福生了。
1925年，革命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被迫解散。晏福生遵照毛泽东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的指示，回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回到家乡以后，正巧碰上唐生智的部队溃败，晏福生就与同乡好友陈化科等人，从溃军手中搞来枪支，武装自己。晏氏家族族长的三儿子是“挨户团”团长，这家伙狗仗人势，横行乡里，乡亲们敢怒不敢言。晏福生想，这家伙是发动农民运动的最大障碍，于是和几个农友一合计，把他抓起来杀掉了。族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又气又急，严令“挨户团”四处追捕，又四处张贴布告，悬赏100块光洋要晏福生的人头。但是，晏福生的人头没拿到，却被晏福生带着人马将他抓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从此他再也不敢找晏福生的麻烦了。
正当工农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军阀许克祥也跟着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霎时间，血雨腥风，乌云压城。此时的晏福生已经再次从家乡回到了安源，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拟定了举行秋收暴动的计划，接着又于8月下旬再次来到安源，成立工人纠察队，准备参加暴动。
9月9日，正值中秋佳节，秋收起义爆发了。参加秋收暴动的安源工人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占领安源以后，随即奉命攻打萍乡。晏福生参加完安源暴动后，按照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当地开展工作。他和同乡陈化科在醴陵和安源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并成立了工人赤卫队，1928年参加了醴陵暴动。随后，奉党的指示，率赤卫队在安源参加了黄公略带领的红军，几经转战上了井冈山。
独臂奇将—晏福生大难不死
追悼会上，王震沉痛地说：“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两次追悼会，晏福生大难不死。负伤掉队，千里乞讨追部队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荒无人烟的数百里茫茫草地，到达甘南。按原定计划，二方面军要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晏福生当时是红六军团十六师政委，师长是张辉。
10月5日，十六师在娘娘坝与敌遭遇，张辉英勇牺牲。10月7日清晨，部队向天水进发，晏福生率领十六师担任前卫。当部队前进到罗家堡时，突然遇到两路敌人的阻击。敌人利用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