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10年的冤家，卡拉斯本来根本不必与他为敌的。这次交锋拖延了她在美国的首次亮相，直到1954年11月1日在芝加哥出演《诺玛》。卡拉斯轰动一时，宾也向这位变幻无常的歌星投降讲和，让她在梅特演出。
卡拉斯首次出演《梅蒂》是1953年在拉斯加拉，她生动的表演，使这部名气不大的歌剧取得巨大成功。理奥纳德·伯恩斯坦是当时的指挥，极其赏识她的才华，他评论她的表演：“全场心醉神迷，卡拉斯，她情绪饱满高昂”。伯恩斯坦成为她终生朋友和支持者。随后宾为玛丽亚签约，1956—1957年在纽约首演《诺玛》。卡拉斯是极富才气的，但并不限于她的嗓音和表演风格，伯恩斯坦说：“她不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但有动人的个性”。卡拉斯巨大的才气和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使她与众不同，让她改变了歌剧界。她的音带录制经理杰姆·辛顿承认了她的舞台生命活力：“那些只听她音带的人……无法想象她个性中全部的戏剧性生命活力，作为歌唱家，她极富个性，音质是如此不同寻常，难怪那么多人承受不了”（《最新传记》，1956）。
卡拉斯常说：“我着魔于完美”，“我不喜欢中庸之道”——要么一切要么没有是她的哲学。卡拉斯一直是个工作狂，她能说：“我工作，所以成为我”。她与抑郁的较量，往往由于神经紧张和身不由己的工作狂而精疲力竭，她不断为疾病和疲倦找医生看，考珀医生告诉她：“你很健康，你没有任何紊乱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用治疗。如果你真有病，那是思想有病”。
卡拉斯与身体不适的持续较量使她取消了许多表演，崇拜她但爱找茬的观众常常责难她取消表演。50年代中期，在拉斯加拉演出时，为了掩盖制作公司时间安排的错误，卡拉斯详称有病，英国报界因而贬斥她：“另一位卡拉斯退席了”。接着她又卷人拉斯加拉丑闻，因为她在首场演出后便称有病，而却与意大利总统一起露面，这导致了来自意大利歌剧界的一系列法律纠纷案。卡拉斯在几年后被证明为清白，但她的声誉却受到了损害。
卡拉斯不断受到骚扰和陷入法律纠纷，她实际上是个敏感的孩子气的女人，在面对职业纠纷时她便是如此。正是在陷入这些事业危机之中时，她首次决定将个人生活置于艺术生涯之前。由于生病，她取消了1958年9月17日在旧金山歌剧院的演出，剧场经理科特·阿德勒大动肝火，向美国音乐艺术家协会递上一份指责书，后者则起诉卡拉斯到法院听庭。这些持续不断的纠纷则增加了她这位强横的艺术家的名声，她像诺玛一样，不断与自己神圣的誓言及渴望爱情与崇拜的激情争斗。卡拉斯说：
那些晚上我们坐卧不宁，我可以不理它，但我的潜意识做不到……我
承认，总有一天我的一部分会被这种高昂的情绪氛围撕裂，但我不希望有
这时候，你开始感到被谴责……你的名气越响，你的责任也越大，你会感
到自我防护能力越差（罗尔，1986）。
1958年在罗马演出《诺玛》后，玛丽亚被介绍认识了船业巨头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介绍人是美国著名的报纸专栏专家，舞会主办人艾尔莎·马克斯威尔。卡拉斯和丈夫应邀到了阿里斯蒂德著名的游船克里斯蒂娜号，从那一刻起，她的事业让位于她强烈的爱情渴望。这位经不起诱惑的女人很快迷恋于追逐名利和女色的奥纳西斯，像梅蒂一样，卡拉斯毫不迟疑地牺牲一切满足自己罗曼蒂克的需求。在她跟了阿里斯蒂德后，1960年只在两个城市演出了7场歌剧，1961年仅5次。1965年，在被奥纳西斯弃之一边住在巴黎时，她最后一场表演的歌剧是《诺玛》。在阿里斯蒂德与杰奎琳·肯尼迪结婚后，卡拉斯在1970年同意为皮尔·帕索里尼出演电影《诺玛》。此片艺术成就巨大，但票房收入微薄。她最后表演的角色反映了自己内在受痛苦煎熬折磨的形象。帕索里尼选择她出演这一角色是有预见性的，她的痛苦制造者奥纳西斯已生命垂危，“这是这么个女人，从某一方面看是最现代的妇女，但在其灵魂深处又是个古典女性——奇特、神秘、神奇，内心争斗激烈”（帕索里尼，1987）。
气质：直觉—感知者
这位被激情驱使的女性，是以感情方式表达情感的内向型直觉者，她的生活充满激情，极富个性。她生活的激情方面是她舞台和表演中的财富，尤其是热烈火爆的场面处理，但对一位拼命寻求承认和爱的不安全忧郁狂来说，则是一个有害因素。卡拉斯以同样方法处理每种人际关系，这种在区别逼真的假象和现实生活世界方面的无能，使她在生活中遭受许多心痛的打击。情绪爆发和热情火爆的戏剧感只能在舞台上起作用，但往往不利于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处理。卡拉斯注定要为自己的情绪活着和死去。
在与贝蒂斯塔结婚时，她情绪极不稳定。贝蒂斯塔说她在家庭和在舞台上一样身不由己地受情绪支配，他在传记中说：“她在音乐作品准备时情绪跌荡、百般挑剔，家庭生活习惯也这样”。这种对完美和秩序的着魔，使她在每次表演前和严重焦虑时被恐慌所笼罩，过了之后是剧烈的头痛和严重的失眠。尽管她自己不认为如此，她实际上与撒切尔和梅一样是不妥协者。实际上正是她的急躁和对批评家的不容忍使她与众不同。一旦她觉得自己对任何争执是正确的，便决不退缩，会说：“他们认为我固执。不！我不是固执；我是对的！”
卡拉斯，一位内向的孩子气女人，是不安全而不稳定的女人，她整日在为驱逐童年未满足的阴影而持命努力，“我急躁而冲动，我着魔似地追求完美”。从她告诉新闻界自己不满足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上述现象：“我从不满意，我自己无法欣赏自己良好的表现，因为我会找到许多我应该做得更好的因素。”卡拉斯对完美的追求永无止境，她对激情的崇拜也是如此，“我是个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充满激情的人”。许多情况下，她有着奇异的预言性，从她刊登在意大利杂志上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她对生活和工作的哲学评述（1957）：
我是个简化主义者。有些人生就精致或变得复杂，我生就简单，变得
简化。我喜欢将问题简化成因素，这样我才能清楚地看到该怎么做。简化
问题已解决了一半问题……有些人复杂化是为了遮掩什么。如果你想简化，
必须具备勇气。
这是出自只受过8年教育的人口中的深刻见解。简化复杂问题是所有伟大创造、革新及其问题解决的本质，这是爱迪生和爱因斯坦用于伟大的宇宙探秘的原理。卡拉斯对自己直觉力量和弱点有极大的洞察力。她的直觉力使她深信玄奥世界，当土耳其巫婆告诉她：“你会较早去世，女士，但你不会遭受到痛苦”。她深信不疑，她实际上验证了巫婆的预言，较早逝世，在54岁时毫无痛苦地躺在巴黎卧房中去世。
卡拉斯有严重的近视，她7岁时便戴眼镜，18岁时几乎看不清东西，像其多数伟大创造天才一样，玛丽亚将弱点变成长处，因看不清指挥棒，她转而记下每段音节、每个字符。凭借这个，她成为完全灵活自由的表演者，在舞台上表演和活动，而不用注意指挥。她获得完全的自由，而这一点是那些视力好的表演者无法做到的。这位内向、直觉、感情型的女性取得了巨大成功。
家庭与事业
卡拉斯的姐姐杰基在传记中说：“我将自己的生活给了我的家庭，玛丽亚则奉献给了事业”，卡拉斯事实上是将生活用于补偿童年不满足和不安全的损失。她寻找幸福，终于通过实现童年唱歌的梦想而找到了它。她说：“我要成为伟大的歌唱家”，她洞悉到自己情绪功能不良，因而说只有在唱歌时她才感到被人所爱。这位受情绪驱使的女人，与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结婚，以抚慰自己的恋父情结，而更多的是给予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稳定感和认可性。像书中许多女性一样（玛格丽特·米德，艾恩·兰达，简·芳达，丽莎·克莱伯恩，麦当娜和琳达·沃切纳），她没有用麦内吉尼的姓，而一直用自己的，尽管乔奥万尼·贝蒂斯塔·麦内吉尼是她的代替父亲、经理、老师、爱人和急躁医疗师，她始终是以卡拉斯闻名于世。
麦内吉尼是个有钱的意大利实业家，他爱歌剧和玛丽亚。他竭力与家庭抗争，以娶到他们看来是分文没有只看重她钱财的年轻美国女郎。他放弃了公司的27个工厂，说：“只要与玛丽亚在一起，便足够了”，“他是位忠诚的丈夫，帮助她的事业，力图保护她免遭伤害。她一时冲动与他结婚。尽管她是希腊奉正教徒，他俩1949年在天主教堂结婚。这在11年后成为她的致命弱点，教会拒绝应允她离婚与奥纳西斯结婚。
在与贝蒂斯塔结婚的最初几年中，卡拉斯常讲起要个孩子，认为这也许能解除自己的精神疾病，看来她从没认真考虑过如何与这个年长许多的男人共同生活。当她最后决定牺牲事业生活，以有更好的家庭生活时，贝蒂斯塔已六十好几，而她只有三十多岁。她有些风流轶事，主要是吸引戏剧界人士，如导演鲁切纳＠维斯康提和里尔纳德·伯恩斯坦，这两人都是放荡者（鲁尔，1986）。当她遇见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后，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了，包括贝蒂斯塔，她说：“当我遇见阿里斯托，生活充满了生气，我成为另一个女人”。
卡拉斯第一次与奥纳西斯相识是在1957年9月的舞会上，艾丽莎·马克斯韦尔别有用心地充当媒人，让他们相识。艾丽莎是个两性爱者，没让玛丽亚就范，在多次遭到拒绝后，她通过鼓励这两个变幻无常的希腊人相恋，来发泄自己的报复心理（斯坦尼考夫，1987）。1959年，当医生建议玛丽亚呼吸海洋空气时，她和贝蒂斯塔接受了阿里斯蒂德的邀请，到他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娜号游轮上游玩。这艘船曾接待过邱吉尔、加里·考帕和其他名人。这次游玩标志着卡拉斯婚姻的结束。这两个希腊人在船上坠入情网，从而结束了各自的婚姻。当贝蒂斯坦走近指出她明目张胆的恋情时，一向孩子气的卡拉斯说：“当你看见我的不忠时，为什么不采取些行动呢？”就在遇见奥纳西斯的一年前，她还告诉记者：“没有他（丈夫）在场，我没法唱歌。如果我是歌喉，他便是灵魂。”现在这成为她对奥纳西斯的倾心表白。
根据贝蒂斯塔的说法：“玛丽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满足，她不停地跳舞，一直与奥纳西斯。她跟我说起风暴时大海很壮观。她和奥纳西斯相爱，每夜跳到深夜然后作爱。”奥纳西斯仅比贝蒂斯塔年轻9岁，她丈夫是百万家产的企业家，但与世界首富奥纳西斯相比，他简直算不上什么；贝蒂斯塔讲意大利语及蹩脚的英语，而奥纳西斯会流利的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他有上百亿元而贝蒂斯塔只有几百万元；奥纳西斯挥金如土，而贝蒂斯塔崇尚节俭；奥纳西斯在伦敦著名的道切斯特大酒店为卡拉斯举行红玫瑰点缀大厅的舞会，这绝不是她那保守的丈夫所能做到的。卡拉斯确实被这位国际级浪荡公子深深陶醉迷住了。
在那次注定倒霉的旅行之后，卡拉斯迁居巴黎寓所以与奥纳西斯厮守。他与妻子离婚，答应与卡拉斯结婚成家。她第一次表现得狂喜异常，在36岁时像少女般疯狂地热恋，她几乎停止唱歌，而专心奉献于纯真的爱情。然而，卡拉斯与贝蒂斯塔意大利天主教式的婚姻打乱了她的结婚计划，她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得以离婚。贝蒂斯塔凭其实力影响教会拖延离婚日期，直到奥纳西斯与杰奎琳·肯尼迪相识结婚后才批准（麦纳切尼，1982年；斯坦考夫，1987）。
卡拉斯牺牲了事业和婚姻，一心热恋奥纳西斯，而得到的只是在他和杰奎琳结婚前后一直保持多年的低贱的情妇身份。1966年她曾怀上他的孩子，那时她43岁，奥纳西斯的反应是：“打掉！”这是命令，起初她简直不相信这是真话，直到他告诉她：“我不想要你的孩子，我该如何处置另一个孩子呢？我已经有两个了。”卡拉斯被这打击震懵了，“它使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作出决定。如果我顶住他的压力生下孩子，那我的生活该会多么充实啊。”卡拉斯的朋友兼传记作家娜迪亚·斯坦考夫（1987）问她何以如此做，她说：“我怕失去阿里斯托。”也许是命运的嘲弄，当奥纳西斯的管家宣布他与杰奎琳·肯尼迪的婚期时，卡拉斯便预言：“记住我的话，上帝会报应你的，这是公正的力量”。她说中了，奥纳西斯唯一的儿子在卡拉斯流产后死于空难，他的女儿也在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不久死去。
玛丽亚在奥纳西斯与杰奎琳举行婚礼的当天告诉《妇女每日穿着》杂志：“先是我体重下降，然后是破了嗓子，而现在我失去了奥纳西斯”，卡拉斯甚至想在巴黎饭店自杀。奥纳西斯在与杰奎琳举行轰动性婚礼后，还不断向卡拉斯求欢，他还厚颜无耻地说要与杰奎琳离婚娶卡拉斯，而她也居然相信他。当奥纳西斯在1975年3月去世后，卡拉斯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因为没有了他，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像梅蒂一样为了她的希腊情人，牺牲了事业和家庭，也像梅蒂似的，卡拉斯失去了一切。她个人对家庭生活的需求和对倾心伴侣的追求都没法实现，她真想在巴黎寓所里与两个摇篮——她假想的孩子，一起结束生命。
卡拉斯在1970年2月8日告诉伦敦的《观察家》杂志，她生活中重要的事不是音乐，这一评述发表在她事业生活结束之后。她说：“不，音乐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沟通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这能使人们承受困境，艺术是一个人能与别人沟通的最深刻的方法，爱情比任何艺术成就都重要。”
这很奇怪，我们往往珍视转瞬即逝、无法获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