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昉创作的仕女画，被人誉为“古今冠绝”。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御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画计二十八件，约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写武后真》、《明皇斗鸡射鸟图》、《杨妃出浴图》、《妃子教鹦鹉图》、《纨扇仕女图》、《烹茶仕女图》、《吹箫仕女图》等，既描绘了统治阶级上层如唐明皇、杨贵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层侍女的生活情景，这些题材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饱食终日，闲散无聊的生活本质。他的这些绘画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仕女画家。宋代诗人黄庭坚看了他所画的《美人图》后题诗云：丹青有神艺，周郎能独兼。
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
这可以说是恰切真实的赞美了。②① 《图绘宝鉴》卷二、《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② 《历代名画记》卷二。
③ 《唐朝名画录》、《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④ 参见金维诺《周昉》，《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1 期。
① 《唐朝名画录》。
② 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人文杂志》1982 年第6 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纨扇仕女图》是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作。在这幅仕女画长卷里，通过几组人物的活动，刻画了宫廷生活的某些侧面。
其中有一组为四人，坐着的妃子现出了日长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轻轻摇扇，二女侍已为她准备好了梳洗妆具。这里所表现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还在追忆着梦幻里的情景。那情态会使你浮想联翩：华贵的服饰，娇柔艳丽的风采，显示出她的恩宠；森严的宫禁消磨着她的青春，这只能使她依靠回忆、睡梦来消蚀她心头的郁闷。周昉不是简单地用愁苦的面孔来表现她的内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犹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现了妃子的郁闷心情，耐人寻味，这正是他颇具匠心的艺术手法所在。
周昉所画的仕女，是以体态丰厚，装束艳丽为特征的。张彦远说他的绘画“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采色柔丽”①。元人汤垕说：“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肥，有富贵气。”这种艺术风格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至为相关的。
周昉出生于开元末年，成长于天宝年间，出身于世代官宦人家的贵游子弟，经常出入于卿相之门，所接触的大都是贵族中的上层人物，很少接触闾里下层人物，这对他的艺术风格势必产生极大的影响，遂使他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宋代人也作过这样的分析：“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弊。此无他，昉贵游子弟，多见贵而美者，故以丰厚为体。而又关中妇人纤弱者为少，至其意秾态远，宜览者得之也。此与韩不画瘦马同意。”②这种评论无疑是很中肯的。
画佛像，也尤为周幹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①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②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③① 《历代名画记》卷十。
② 《宣和画谱》。
① 参见冯立《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② 《太平广记》卷二一二。
③ 《历代名画记》卷十。
周昉的人物画也十分出色，写实技巧相当高。他的作品气韵生动，妙于以形传神，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历（766—779）初年，尚书令郭子仪请人为他的女婿赵纵侍郎画像，先请著名画师韩幹，画完之后，大家都以为形象逼真，赞不绝口。又请长史周昉画了一张，大家又齐声称妙。二人当时都颇有名气，郭令公将两张画像并挂于墙壁上，反复比较，一时难以决定二者的优劣。这时正好赵夫人回家探亲，令公问她此画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是赵郎。再问她哪一幅画得逼真，她说两画都相似，后画者为佳。又问其所以，赵夫人说：“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仪才决定了以周昉画为优，当日送给锦彩数百匹。①这个故事说明，在人物写真上，韩幹只得其形似，而周昉却能得其精神姿质，画技更高一筹。它反映了周昉能够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灵世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周昉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的。在创作时，他反复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殆非积习所能致。故俗画摹临莫克仿佛”②。传说他任宣州别驾时，在禅定寺画北方天王，连日凝思，“常于梦中见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达到以形传神的境地。也正因为他的人物画独具匠心，其他画师临摹他的作品，都难以相仿。
周昉虽然画技超群，名气很大，但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虚怀若谷、认真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贞元年间（785—804），唐德宗召请他画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笔时，撤去帷幕，任凭过往行人观看。章敬寺在长安都城通化门外，行人颇多，贤愚混杂。观众有的称赞他的妙处，有的指摘某处还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评论其得失。周昉严肃地对待群众的评议，“随所闻改定，月余，是非语绝，遂下笔成之，无复瑕类，当时推为第一”③。章敬寺神像臻于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和他谦逊诚恳地对待群众的意见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还教授了一批弟子，传授自己的绘画技艺，培养和造就了一些造诣较深的绘画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荆州刺史，从小喜欢绘画，师从周昉学画，与赵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门生。周昉任越州长史时，程即拜他为师，从周昉学了二十年。周昉呕心沥血，悉心传授绘画技巧，“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师。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于文思殿画竹障。他画的竹子栩栩如生，跃然障上，文宗啧啧赞叹，赐诗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①程修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结晶。
周昉的绘画作品不仅在国内颇负盛名，而且蜚声国外，对东方某些国家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特别受到了新罗人的喜爱。贞元末年，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据说，至今日本还保留有周昉风格的仕女画。可见周昉的绘画艺术在国外影响之大。
周昉的绘画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绘画者学习的楷模。后来善于画佛画的吴筠，“天王笔法师周昉，颇臻其妙”，因其天①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宣和画谱》② ③《宣和画谱》卷六。
①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
王画能传神，到了元代，他的绘画别的已湮没不闻，“独天王传于世”②。善画仕女画的杜霄，也“得周昉笔法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丰脸之态，非风流蕴藉，有王孙贵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③。他也承继了周昉画仕女健壮丰肥的绘画风格。
周昉在绘画史上盛誉流播，往往见于名士诗篇中。晚唐诗人杜牧的《屏风绝句》云：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饶。①周昉的绘画艺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画史》中把他与晋代的名家顾恺之、南朝的陆探微、唐代的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② ③《图绘宝鉴》卷二。
① 《樊川文集》卷三。
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第一节李白①好任侠，喜纵横李白（701—762），字太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今属四川江油）青廉乡。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无文名。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十岁通五经”。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都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此后从江陵东下，历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较久。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期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于当涂。《旧唐书·文苑传下》、《新唐书·文艺传中》均有传。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皇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开元”之治，朝政相当开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积极用世。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大坏，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擅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鎛书》① 本节材料主要参考书为新旧唐书本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本） 和《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资料，不再一一作注。
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当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对于时局，已甚不满，忧时念乱，已经形诸文字。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尚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误将开元季世当作晚周战国。其实，时与世异，任侠、纵横，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这时又希望建功之后，退隐归山，排难解纷而不受赏，颇慕战国鲁连之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不为权臣所容，“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任华：《杂言寄李白》）。这时李白对于现实的认识，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为时甚短，对于朝廷、官场，虽粗知大概，而阅历尚浅，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似萧颖士、元结等人之忧时念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隐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东巡，他应征入幕，完全出于用世、报国之诚。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并称。
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积极用世，不恋荣名李白早年漫游期间，所作诗文，都充分表达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进之心。《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有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一封干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