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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我忽然不想死了，我还年轻。无数朋友都说郭宝昌你没死就对了，否则哪还有“大宅门”？我不知道那段受辱是光荣还是卑劣？我只知道翻阅过去的认罪材料，我依然脸红。当一个人拿起笔攻击自己的父母、家庭、朋友，这不卑劣吗？当一个人拿起笔诛伐自己视如生命一样的书，这不耻辱吗？我还保留着把书作为犯罪根源而写的认罪材料，这些材料是在给我平反时发还给我的。人事部门的同志劝我烧掉，以免以后看着心里不好受，我没烧，不好受就不好受吧，我还没脆弱到一提自己过去的“卑劣”、“耻辱”就讳莫如深的地步。
摘录几段如下：
这个时期我是陶醉在幻想中，而对现实越来越不满。当时文学课全部是古典文学，我从旧诗中寻求孤高脱俗的境界，并且外请了个清末老翰林讲解古文《诗经》、《左传》、《战国策》等，使我在文学上强烈地感到今不如昔，而且觉得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时代，随朝代的演变而一步步退化，到现在居然连老祖宗的话都看不懂了。我感到周围的人都是无知的，并对现代文学做了一概的否定，完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用说我没看过一本政治书，就连现代小说也没看过几本，在这个时期同时阅读了许多黄色书刊，《笑林广记》、《拍案惊奇》、《金瓶梅》、《雌雄剑》、《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竟把这些也视为国粹，使我很长一个时期精神萎靡不振、意志消沉。
……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作品，培养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的思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和《当代英雄》。这个时期也是我大、洋、古的文艺思想形成的时期，我要寻求新的动力，重新开辟所谓生活的道路。看完电影《梅丽小姐》以后，主人公皮巧林的形象给了我可以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生不逢时，精神空虚的青年，以寻求冒险为人生的乐趣，来刺激他空虚的灵魂。我找来原著反复地读，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感到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皮巧林使我振作起来，感到自己遇到困难时的灰心丧气是最没出息的，要有皮巧林的亡命徒的气魄，我有意识地专门吸取糟粕……
……
《红与黑》中于连的经历，又给我指出了个人奋斗的出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应该是不择手段的。只要你有个理想，那么不管用什么手段，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
《约翰·克利斯朵夫》更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主宰，我崇拜他的才华、清高、孤僻、个人奋斗的顽强意志……把书中的许多章节、段落背了又背，抄了又抄，并压在玻璃版下面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把个人奋斗看做是人的最高尚的品质……鄙视没有个人奋斗野心的人，他们简直不知道另外有一种生活，这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个人奋斗，这一条成为了我衡量一个人有无理想的标准，这种理想就是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的无止境的名利。
……
他说：“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选出一批心灵，把纯粹的和强健的抉择出来，使他们变得更纯粹更强健。其余的心灵却因失败而更快地崩溃，或竟丧失了生命的跃进力，在这一点上，‘失败’把一蹶不振的大众和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
这段话本来没什么坏的地方，但我却对它有极为反动地理解，而对失败的含意却是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所受到的挫折，我并没从中吸取正面的东西而舍弃糟粕，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优秀人物，就要屡尝失败的痛苦，而把“失败”看做乐事，化做个人奋斗的动力。
在这个时期，我个人奋斗的野心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我真是受害匪浅呐，从这些书中我吸收了最坏的一面，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则完全是反动的，但“名利”已完全迷住了我的心窍，我开始寻求在新社会个人奋斗的道路。
……
假如家庭给予我的个人主义影响是支离破碎的，那么通过这些书籍系统化了，全面了。我当时颓废的思想状态是极易接受书中一切坏的东西，我感到要成名，必须具备皮巧林的性格，于连的手段，约翰的才华，这三位一体的个人主义的反动的个人奋斗，加上《巨人传》中的反动格言“去做你想做的事”，便成了我大学生活对待政治、业务、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这就使我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直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我的准则势必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制度，我觉得有了名就有了一切，而惟一的障碍就是党、是人民，所以围绕名利，我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真叫人脸红！哪儿对哪儿就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和那些书挨得上边儿吗？什么他妈逻辑！要说“罪行”，对这些书籍的批判才是我的“罪行”——我曾经那么钟爱的书啊！可就那一句“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仍被批判为对封、资、修的毒害毫无认识！我实在是认识不了。
无书可读，社会能不倒退？从劳改队出来以后又下干校，一下就是四年。同队的小青年们无聊到快发疯了，知道我读过不少书，便把我弄到一个小黑屋里，锁上门，叫我讲故事，并起誓发愿不会揭发我。而且每次必有茶点、水果招待。我给他们讲《基督山恩仇记》，讲《悲惨世界》、《白痴》，这些可怜的孩子听得神魂颠倒，听的人越来越多，岂有不走漏消息之理？
我还做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去倒垃圾，竟然发现垃圾池里有两本书，一本下卷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没头没尾的《七侠五义》，破烂已极，污秽不堪，我却如获至宝。看看四下无人，揣在怀里捡了回去，偷偷地把书清理干净加上封皮，把卷烂了的书角一张张抚平，喷上雾水，压在床下，夜深人静躲在被窝儿里打着手电筒细读，爱不释手。
运动来了，抓“五·一六”。我劳改四年什么也没参加过，不知“五·一六”运动为何物，却被揪出来第一个挨批斗，罪名是宣扬“封资修”毒素，破坏抓“五·一六”运动，其实是杀鸡给猴儿看，以震慑“五·一六”分子。我是只死老虎，自然是随便可以揪出来斗。我突然想起拣的那两本书，当时批斗有个毛病，动不动就抄家，集体宿舍谈不上抄家但也可以抄床的，若抄出那两本书就要罪上加罪，必须立即消灭。苦于没有下手之机，我已在专人的监视之下，上厕所都要跟着我。老天有眼，第二天全连集合准备开我的批斗会，我被监押在宿舍，随时准备押进批斗会场。
会场上已唱起了“语录”歌：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
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可巧，监督我的聂××去上厕所。天助我也，焉能错此良机！我迅速抽出床下的两本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在了火炉里，怕烧得慢，不住地用火筷子翻捅着，火焰起来了，那叫心疼，一种沉沉的犯罪感涌上心头。烧书？我对不起老托尔斯泰。我一辈子只烧过这一次书，总算解除了后顾之忧。每天八个小时弯着腰撅着屁股挨斗，整整一个月，备受屈辱。造反派终于给连部贴出大字报，说放着“五·一六”不抓，斗郭宝昌是有意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我终于靠边儿站了。可我这人是属狗的那一类，记吃不记打，“风头”一过又来劲了。
由于有了捡书的经验，成了毛病，每路过垃圾池总要贼眉鼠眼，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看。我这人有洁癖，遇垃圾必要远而避之，可现在竟对垃圾也有了特殊的感情。老天不负苦心人，居然又捡了两本回来，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罗曼罗兰文抄》。大喜过望，大概是哪位老兄也怕挨批斗，没有烧，却扔了。书页都散了，我重新装订；书脊贴上牛皮纸，用仿宋体写了《猎人笔记》书名，压平翻角，放到褥子下面。这两本书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尽管已新书满架，但这两本垃圾堆里捡来的书，我舍不得扔，有感情，它和新书并排放在书架上。这两本书若会说话，一定会亲热地叫我一声“哥们儿！”我很后悔，斗了我一个月并未“抄床”（也许我不在时早有人翻过），否则，我就有四本书了！
一九七三年我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分到并不拍故事片的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了十平方米的一间斗室，依然无书可看，亦无书可买；就是有得卖，我也买不起。上有老、下有小，那点儿工资，糊口尚难以维持，还买书呢！改造了那么多年，我反动本性依然未改。
我经常做梦，梦见书，梦见回到我的书房，那份惊喜，那份激动……我惊醒过，哭醒过，方知是一枕“黄粱”！这梦还不能向外人说，一说就成了“变天账”、“还乡团”、“贼心不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没有书读，在家里住也是活监狱。没书读的寂寞，是灵魂的寂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书，我忍不住回忆自己的存书，分门别类地开了厚厚的一摞书单，就我记忆所及共两万一千八百册。后来我们厂的一位编剧看了，惊奇地说，不要说看这么多书，就是把书名全背一遍也够“牛”的了。每天把这些书名浏览一遍，那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啊！
“四人帮”倒台，上街游行，我喊哑了嗓子，三天说不出话来。一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夏，我突然接到北京“落实办”的通知，发还全部查抄书籍。我惊呆了、傻了、疯了！我哭，我笑！对政府的那份感激之情，无法用语汇形容。我没钱。从南宁到北京，硬座火车票也要七十多元，俩人的工资只够买一般张票。借钱也得去，借不到我走也要走到北京！
我借到了钱，朋友们和我一样高兴。我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两天一夜我只是坐在车上发呆，我只警告自己看见书不许哭，我一分钟都没睡。一回到家，妈妈知道我来领书，她十分兴奋。她估计查抄的金银财宝、全部存款也差不多该落实了。可我脑子里全是书。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请了几个人蹬着三轮、推着斗车、拉着平板直奔国子监。负责人拿着我的书单把我领了进去，一进大院，令我瞠目：院里人来人往，混乱不堪，四周的大殿里，从地下一直到殿顶全是书。国子监，那是文化圣地呀！真是充满了书香，我的心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叫我差点儿没得心脏病。
东廊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东城区。负责人把我领到殿门口，交代了一下就走了。殿内很多人在捆扎书籍。门口站着四个彪形大汉，光着脊梁，流着汗水，只看了我书单上的最后一行便高喊“两万一千八！”在殿内的一片呼应声中，一捆一捆的书像起猪圈一样地被扔了出来，不论薄厚，一捆都是四十本；于是有人喊数儿，有人记数儿，雨点般地从门口、从窗口扔了出来。四个大汉，明显地有使不尽的力气，头都不回地往背后扔书。
“一捆、两捆……十捆……七十二捆……”他们大声地吼着。
我心疼地想一捆一捆码好，可根本来不及，我忽然发现扔出来的书根本不是我的，有《高丽妇女史》、《内蒙古草原史》、《世界图书馆史》……肯定是一位史学家的书，书当然是好书，可都不是我的，也不是我需要的书。我忙大喊：“等等！等等！”几个大汉停了手奇怪地望着我，我说你们扔错了，这些书不是我的。
大汉说：“我们不管是谁的，不是两万一千八吗？我们就管数儿！”
我急了：“您按书单子找啊，我把人家的书拉走了，人家来了怎么办？”
“你要不要吧？”
“当然要了！我要我自己的，上边儿都印着我的名字呢！”
“没法儿找！要，你就拉走，不要我立马儿扔回去，要不要？要不要……”
大汉愤怒了，瞪着眼，歪着脖，声色俱厉，头上青筋暴露像审犯人逼供似的连珠炮一样地问我。我真懵了，有这么对待书的吗？有这么对待读书人的吗？国子监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自打有国子监那天起，也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吧？这落实的叫什么政策！我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我只好哀求再帮我找一找。大汉说没功夫啰嗦，要不要……要吧？我拉回去没用；不要吧？可能连这些书将来也得不到了。咬了咬牙，要！
“七十三捆、七十四捆……一百零五……一百八十六……”
一捆捆的书又雨点般地扔了出来，我哭笑不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是欲哭无泪啊！假如说劳改时认罪、服罪、深挖犯罪根源，是精神上的被“践踏”，那眼前这一幕却完全是形象化的“践踏”；文化被施暴，文明被摧残……受害者无能为力。大汉们是没错儿的，他们只负责月底前把大殿腾空。我垂头丧气地把书装车，临行时又要求负责人帮我找一找我的书，他说试试看吧，不一定行了，也许你的书早已被别人拉走了。
把书拉回家我又傻了，“文革”中我家被扫地出门，现在只住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