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的囊中之餐，当然其中大部分都进了指挥官的肚子里。我们也对船具进行修理，第三桅杆被换上一个新的顶部，还有和杆顶部一起的横桅索、支索和后支索。船上装载的货物重，吃水深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必须一直不停地抽水，木匠们在圣卡塔·海连娜为船做填堵工作，但似乎并不顺利。
离开圣卡塔·海连娜岛后，我们又在紧靠赤道南面的阿森松岛停泊。这儿遍布着一种神奇的动物。这种动物身体包着一层硬壳，从硬壳里伸出一个脑袋和四只令人联想到海豹脚掌的脚。当它受惊时，会把四条腿和头收缩进硬壳内，这样的防身可以用来抵抗强劲对手的攻击。
我们捕捉过这种动物，它们大得需要有两个人抬。一个晚上，我们来到海滩上，在苍白的月光下我们找到这些动物，并把它们翻个身。当它们被置身于这种毫无希望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弄到船上。传教士称这种动物为海龟，并一再强调这种动物与鳄鱼截然相反，是一种温和的、吃草的动物。我们用这种硬邦邦的海龟做汤喝。由于当时我们靠近较冷的纬度，有汤喝，可算是其乐无穷。1745年9月6日，“哥德堡”号和“骑士馆”号一同驶进了多佛尔港。
满载货物的“哥德堡”号返航（2）
我们在这儿停了两天两夜。船上的粮舱得到了补充，我们找好了在英吉利海峡领航的领航员。夜里一些船来到我们这儿，大批的茶叶箱，丝绸料子被卸下船。我认出了两位先生，我最早在弯角杯酒店里看见他们和塔布朵先生在一起。这时，我本人也被卷入到这场阴谋中。有人提供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对所看见的事保持沉默，我发誓永不提及此事。起初，我把得到的金币缝在衣服里，后来又把它们藏在鞋跟里，然而我总不能把它们安心地藏起来，这些钱总使我烦恼，使我良心不安。几天后我偶然看到船长的航海日记，在航海日记中记载了我们在多佛尔港只停留了一天一宿。
我们起航了。11日我们向挪威西海岸的耐斯特驶去。我们航行经过马士特郎德岛和维嘎岛航海浮标。领航员上了船，我们向哥德堡驶去。领航员和船长、塔布朵先生在舱里待了很长时间。当他来到甲板上时他已喝过酒，兴高采烈。我知道了，尼尔斯是领航员的小儿子。
触礁沉没
当我们扬帆驶向艾尔夫堡的防御堡时，所有的人都来到甲板上。船上的人都刮过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买鸟和长尾猴的人用一条链子将它们拴住，放在肩膀上或者抱在怀里。大班们、船长、大副们和传教士站在艉楼甲板上。塔布朵先生身穿一件镶金边的深蓝色背心，外面套了一件黄色丝绸外套。他肩上站着那只鹦鹉。它在航行中已经长得像只公鸡一般大。塔布朵先生对他的这只有羽毛的动物非常自豪，到家时，他要把鸟送给他的夫人。
在后部甲板上，尼尔斯站在舵盘旁。那天他身穿蓝色的上衣和蓝色的裤子，头上带着一顶黑色的三角帽。帽子是他在多佛尔买的。我们本应该航行驶过浑勒波荡，那块在新艾尔夫堡旁令人不愉快的暗礁，然后鸣礼炮八声，防御堡将立即回炮鸣礼。我仿佛听见一声微弱的哨声。领航员大声地向舵手发出指令，就在此时此刻鹦鹉离开了大班的肩膀，不安地飞向后部甲板并消失在艉楼甲板下。没有多久尼尔斯跑了出来，那只巨大的鹦鹉站在他的头顶上。它用爪子抓他的额头，尼尔斯大声地喊叫，他似乎像是毫无希望地设法赶走鹦鹉。领航员高声叫着，然而船开始慢慢地离开了航向。领航员又高声重复着指令，此时尼尔斯正在与鹦鹉搏斗，无人知道谁在掌舵。
一阵可怕的震动穿过船体，后部甲板上的人前俯后仰，乱作一团。主桅杆断了，并慢慢地倒向一边。我们撞在浑勒波荡暗礁上，我摔倒在甲板上。
我看见大班的鸟站在前樯上。这时我想起豪尔木的钱袋，就走下甲板，底下空无一人。
我刚刚打开豪尔木的箱盖，发现有人在我背后。我跪在箱子旁，感到有东西滴在我的脸上。我转过身看见尼尔斯那张满是鲜血的脸。他的手挥向我，豪尔木的钱袋从我手里又掉进了箱内。我的一只耳朵上肯定挨了一记木头楔子。周围一下子变得漆黑一片。
当我醒来时，我正俯卧在豪尔木的木箱上。船倾斜的厉害，箱子已经开始在船板上滑动。我头顶上方的甲板上传来可怕的叫喊声，我听到滑轮和吊货的滑轮车的响声，明白人们正在设法放下在黄埔港造的单桅船。我在箱底翻弄了一阵，钱袋不在。我的脑袋发出阵阵疼痛，我爬上甲板，在甲板上我看见塔布朵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正和四大副一起下到单桅船上。尼尔斯坐在摇橹的位子上，四大副发出划桨的命令，小船便向新艾尔夫堡的防御城堡方向快速划去。几只船从防御堡向我们划过来。船体非常厉害地倾向一边，在前樯上站着大班的那只绿色鹦鹉，它一直不停地叫道：“准备改变方向。”第一艘单桅船很快从新艾尔夫堡到达“哥德堡”号。传教士、船长和我属于那些最后一批上单桅船的人。
全体船员在新艾尔夫堡的堤坝内看着我们那艘撞在浑勒波荡的船。很多人大声地抽泣起来，大班也是如此。不过他的哭泣看上去有点儿假惺惺的。一个身披羽毛的家伙高高地站在屋顶上正时不时地喊叫，它的叫声比它的哭声还要高。这家伙迎风喊着，所有的人都听到它不停地喊道“准备改变方向”，“准备改变方向”，“准备改变方向”。大班难以忍受它的叫声，他先是高声招呼这只鸟，用果仁和杏仁引诱它。然而鸟儿却不愿意下来，仍然站在塔楼上的风标上。然后塔布朵先生要了一支来福枪。枪取来了。当塔布朵先生举枪瞄准时，这只鸟大笑起来，张开翅膀，飞到塔下方的后部，接着消失了。唯一能表示这只鸟曾经存在的纪念是尼尔斯脸上的抓痕。我看见尼尔斯下到一艘船上，这只船马上就要去哥德堡城。几小时后，我本人也到了城里。
尾声
我在城里无处可去，随着传教士到了他姐姐家。她在河边有一栋房子，随后的几个星期我都住在那儿。城里沸沸扬扬地议论沉船事件。一天下午传教士把我扯到一边，语气庄重地告诉我沉船的原因是鹦鹉进攻尼尔斯。他如此不嫌麻烦地向我重复，我明白他也被牵扯到这项阴谋中。
我对在多佛尔拿钱之事一直有一种罪恶感。有一天，我口袋里装着钱来到尤塔河边，在夜幕降临之前，我把金币一个一个地扔进了褐色的水中。
在进行受审的其中一个晚上，我作为证人被传讯上庭。我来到法庭的酒店。酒店里的那些还未成年的姑娘们正在上啤酒和葡萄酒。在吧台和桌边可以看见许多从“哥德堡”号来的船员。船员门都被那些眼里流露出贪婪眼光的有钱人围住，这些人想知道有关沉船及当时所发生的事。
我喝着啤酒，看到了尼尔斯坐在一张桌旁，一个姑娘坐在他的腿上。他大声地笑着。我看见他用手指抚弄着一个皮制的钱袋，钱袋与豪尔木箱子里的钱袋神奇般的相像。我不由得火冒三丈。我手里拿着一个啤酒瓶子来到他坐的地方。没等他转过身来，我把瓶子打在他的头上。他站起身，一副害怕的神情。有人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看见尼尔斯飞快地向门口跑去，我赶紧追上去。
刚一出门，我抓住了他的两个衣袖，给了他一拳。他挣脱后跑到了街上，没有注意从街的拐弯处有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子正全速的驶过来。尼尔斯根本没有机会躲开。那四匹马被惊得跳起来，马车猛烈摇晃。当车子驶过去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时，尼尔斯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石头街上。
我跪在他的身边，从几扇窗子里透出的光线中，我摸到那个用一根线挂在他脖子上的硬币。我扯断线后，把硬币塞进口袋里。就在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的东西，这是豪尔木的钱袋。我一把抓住钱袋。当一位有钱的先生从马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时，我正好站起身。他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一个“哥德堡”号的水手喝醉了，不幸躺在车轮下。很明显，他已经死了。
第二天，我去马斯特户格。在那些简陋的房屋和店铺中寻找豪尔木的寡妇，傍晚时分我找到了她。她白发苍苍，正坐在炉子前。我告诉她我是谁，并把豪尔木的钱袋放在她的手中。她打开钱袋，钱袋里有相当一大笔的金币。寡妇说豪尔木在前几次中国航行中，曾做过几笔好生意。他带的这些钱本应该用来买茶叶和瓷器，然后打算在他的出生地哈朗德买一个农庄。
正当寡妇叙述时，从门口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孩。最初我没有认出她来，然而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年轻的女孩就是在迈塔姑妈家干活、半年后离开的女佣。她所遭受的毒打使她不能再待下去。我明白她是豪尔木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昂娜。我脖子上挂着豪尔木的带孔的硬币。她一看到硬币，就告诉我她小时是如何玩这枚硬币的，她的父亲开玩笑地说：“有一天你将和那个得到硬币的人结婚。”
海难事件的调查开始了，人们叙述船的航向是如何指向浑勒波荡，如何做好等待的准备，鹦鹉怎样飞到舵手的脸上，船是怎样在那时搁浅的。没有人对这次事故负有责任，领航员所负的责任也是微不足道的，不久就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对我的同伴进行一番观察。事情很明显，我们都受贿，而且还定了攻守同盟。调查后我羞耻得像一条狗。第二天，昂娜·豪尔木领我在哥德堡城里看了看。一个星期后，我用从传教士那儿借来的一点钱买了一个小戒指。然后我出发去看望我母亲。我沿着海岸线向南走。我听到松树上传来一种熟悉的声音，这是大班的鹦鹉。我大声招呼它，它立刻飞来站在我的肩膀上。“准备改变方向！”鸟叫道。“准备改变方向！”我应道。
在秋高气爽的秋天，我和这个有羽毛的伙伴一边走一边这样交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的右边是波浪起伏、哗哗作响的大海；左边是来自广东的伙伴。它不时地叫道“准备改变方向”。
附录 瑞典的东印度公司（1）
在欧洲，很久以前就有来自东印度和中国的调味品、丝绸和具有异国风情的商品。这些商品被长途跋涉地运到西欧，主要是给意大利的商人和富人。
自从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海路之后，这些商品就越来越普及，需求量越来越大。第一个东印度公司是由葡萄牙人于1587年建立的。瑞典17世纪时就计划建立一个相同的贸易公司，然而军备和战争阻止了这项计划。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两家最大的东印度公司，建于17世纪初。这两家公司在本土都垄断着与东印度地区的经商权力。
因此那些想在东印度买商品，却未能在公司取得席位的商人们，试图在其他国家建立东印度公司。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是由一位极其富有的商人考林·康拜尔与亨瑞克·修尼，尼科拉斯·沙尔格廉一起提议创建的。亨瑞克·修尼与国会和当地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此外，他还是瑞典人，这一点是取得特别许可的一个条件。
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在国会和在社会的讨论中引起了强烈的抵制。人们认为瑞典应该自力更生，尽可能减少进口外国货物。此外，很久以来对“奢侈和过分富裕”就有禁令。现在国家最重要的产品如：木材、铁和柏油要被卖掉去换取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奢侈品。人们相信这将毁掉瑞典国家财富。而且从各种角度来看都是充满危险。
但是亨瑞克·修尼指出，正是这种贸易，才使其他国家得到发展。通过把大部分货物转手卖给其他国家获得高利润，国家将可以收集到资金，建造许多新船；瑞典的商人和海员将会获得丰富的贸易经验，将在大海上航行。
尽管瑞典在17世纪是一个强国，然而，在18世纪初期，与欧洲那些文化领先的国家相比，它还只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在南欧和西欧，用来发展文化和科学的资金都是通过与外国文化贸易获得的。当瑞典政府意识到他们可以加入到这种能使国家繁荣的贸易时，就不惜一切地为外国富商在瑞典经营这种贸易提供方便。
五个经营贸易特许状
1731年6月14日“亨瑞克·修尼&公司” 得到可在好望角海峡以南地区所有港口经营贸易的特别许可。许可的条件十分优厚：15年内可以与印度和中国独家进行商业贸易。上交给国家的费用是每1来斯特付100道尔的银币，加上每1来斯特重的货物付2道尔的银币。（1来斯特重2。5吨） 。
所有的船都要尽可能地在瑞典境内建造，所有的远征也应从哥德堡出发。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应该是瑞典公民。国家极为热心地支助这个企业。康贝尔和其他的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成为瑞典公民，这样他们就能够帮助经营公司。
瑞典东印度公司在持有5个特别许可状的情况下一直经营到1815年。一个特别许可状为一个周期，在这个时期内，公司可以垄断，也就是说有独家经营的权力。每一时期长达15年或者20年。当一个周期结束后，东印度公司将建立一个新的公司，组建一个新的董事会以及得到一张新的特别许可状。
在前三个许可状时期，贸易辉煌繁荣。在第三个许可状期间，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战争使得英国、荷兰和法国三家最大的竞争对手，全身投入于战事之中。此时，瑞典可以向整个欧洲供应低价买进的茶叶，获得了高额的收入。
公司的赢利是建立在把运回的货物出口给其他国家的基础上。7/8的商品转手出口给英国和荷兰，而这两个国家本身的东印度公司比瑞典要大得多。这是一个脆弱的基础，只要这些国家一旦改变他们的贸易政策，就足以摧毁这一切。
在第四个许可状时期，贸易开始崩溃。此外，国家对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