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方法上来讲，《红楼梦辨》是胡适之外另一种研究典范的样本，它将考证与艺术分析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考论兼备，可以说是对胡适研究方法的补充或修正。这种方法更为契合《红楼梦》研究的初衷和实际。
也正是因为俞氏可贵的艺术眼光，他才有可能及时发现自传说的疏误，并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也许是胡适影响太大的缘故，俞平伯的这一研究趋向未能在学界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积极的回应，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考据之学取代红学研究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红学史上的一大缺憾。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对《红楼梦辨》的修正
由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开创的新红学在经过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论战之后，基本为学界所接受，成为居主流地位的红学流派。不过也不能否认，新红学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憾。针对这些缺憾，一直有人进行批评，相关情况，前文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外界的批评、指责之外，新红学阵营内部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和修正，这一工作是由其代表人物俞平伯来完成的。
《红楼梦辨》一书出版不久，俞平伯就开始对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反思，决定修正原先较为偏颇的看法。他曾撰写《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一文，宣布自己“对于《红楼梦辨》有点修正的意见”。
其后，在与王南岳的一封书信中，他再次谈到这一问题：
我近来对此书之意见渐异从前。……
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
稍后，俞平伯专门撰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介绍其红学研究的新观点，其中修正最大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他指出：
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
这个中心观念是由胡适提出的，并在社会上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俞平伯经过思考后，发现了其不合情理之处。
不过，他并不是要推翻这个观点，而是要对其进行修正，使其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和弹性。因此，他专门对“修正”一词进行了解释：
所谓修正，只是给它一个新解释，一个新看法，并不是全盘推翻它。
毕竟，自传说还是有其合理因素在：
《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
他首先从小说兼具叙实和虚构成分的文学原理和创作实际出发，指出自己在《红楼梦辨》一书中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
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
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
俞平伯根据文学创作的原理进行分析，指出自己和胡适等人的研究方法与旧红学索隐派“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要想跳出旧红学的“樊笼”，“彻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
在文章的结尾，俞平伯还对胡适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点的索隐派的“红学”。
俞平伯的这种修正和调整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用一些简单的文学常识来观照《红楼梦》，但当局者迷，胡适本人终生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修正自己的观点。俞平伯发出了上述清醒的声音，其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俞平伯对新红学的修正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更体现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其对自传说的反省其实已经包含着这层意思，显然他已经认识到考证派在方法上的缺憾所在，即《〈红楼梦讨论集〉序》一文中所说的：“过于认真。”在该文中他认为《红楼梦》固然有“作者之平生寓焉”，但“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并由此体察到考证派与索隐派在方法上的相似之处。
令人遗憾的是，俞平伯对新红学观点的修正和调整只限于其本人，未能影响到其他研究者，并进而改变这一学派的基本研究格局。就俞平伯本人的学术研究而言，这一修正和调整是十分重要的，它标志着其红学研究从历史到文学的转变，他的有关见解更为灵活，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俞平伯后来还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
同时还要说明的是，在《红楼梦辨》完成后的几十年间，俞平伯的精力主要放在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很少再撰写红学文章，直到建国后，才重操旧业。但谁也想象不到，此举给他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不仅改变了其人生道路，也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十分苦涩的一页。
在20世纪的众多红学研究者中，很少见到像俞平伯这样不断对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修正者，其可贵的反思精神和学术勇气堪称后学者的典范。
《风起红楼》 第三部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兼说两人的友谊
《红楼梦》自面世、流传之日起，围绕该书的争论可谓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并且还曾出现邹彛凇度杪侍浮分兴杌娴挠腥宋盗钟笛Α耙谎圆缓希煜圉傣梗富永先钡南肪缧猿∶妗２还友跏返慕嵌瓤矗谝怀【哂醒跻馕兜暮煅д刍故怯Ω么硬淘嘤牒手涞目贾ぁ⑺饕闫稹Ｕ獬≌垡蛩缴矸荨⑹被奶厥猓丫胶煅ё陨恚晌泄执跏飞弦桓黾呦笳饕庖宓谋曛拘允录！ �
先前学界的关注点多在二人学术观点的差异和交锋，对蔡、胡红学之争的前因后果、具体过程，特别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以及这场争论是否影响到两人的友谊，一直缺少必要、足够的探讨，以致出现不少讹传误判。这里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对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归纳，以期澄清和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风起红楼》 第三部分蔡元培对胡适的赏识和提携
蔡、胡二人相互知悉对方的具体时间目前还难以确考，以情理而言，身为晚辈的胡适应该早闻蔡氏大名，蔡元培知道胡适则要稍晚一些。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记载，胡适本人曾这样回忆蔡元培和自己的初识：
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那时我还在美国。
不过两人正式交往却是从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胡适受聘北京大学期间开始的，时间是在1917年。聘任胡适的直接经办人是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
陈独秀此前与胡适曾有书信往来，两人在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方面有着诸多共识，引进胡适无疑为自己增加了一位极有份量的同道与帮手。这一年年初，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此事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他事后在《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一文中回忆道：
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胡适受聘北京大学，开始了与蔡元培的交往，特别是胡适参与学校管理事务后，两人的交往更为密切，除了面谈外，相互间亦不断有书信往来，彼此相互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两人往来的一些书信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如胡适在1919年6月22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先生现有胃病，并有寒热。我们见了，都很关心。
蔡元培对胡适的才能很是欣赏，大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进。1918年8月，他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一书作序，从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称赞胡适“心灵手敏”，“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同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蔡元培晚年回忆在北京大学的往事和经历时，总爱提及胡适，显然他将引进胡适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如1934年1月1日他在一次名为《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的演讲中，曾这样评价胡适：
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成就了胡适，胡适也成就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成就胡适的过程中，蔡元培的提携之力是不能忽视的。
蔡、胡二人虽然在提倡白话、管理校务等方面立场接近，且私交甚密，但在红楼梦研究这一问题上却缺少共识，观点截然对立，直至最后成为论争对手。
《风起红楼》 第三部分针锋相对的论战
有关蔡元培、胡适研究《红楼梦》的具体情况，本书其他章节已进行了专门探讨，这里不再赘述，重点考察两人的红学论战。
俗话说，不破不立。鉴于蔡元培的特殊身份及其《石头记索隐》在社会上的较大影响，当胡适等人着手创建新红学，开始对先前的旧红学进行清算的时候，拿蔡元培来做靶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胡适这种批评对象的选择并非如有人所说的借此成名之类，两人之间的红学论争自有其必然性，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步骤。
由于两人身份特殊，同为公众人物，自然容易受到关注，其影响超出了红学范围。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楼梦》展开的论战，不仅是红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还意味着新、旧学术的一次正面交锋，在现代学术史上极具象征意义。
对胡适、俞平伯等人而言，他们所创建的新红学能够迅速为学界普遍接受，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并带动整个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这固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所营造的良好学术氛围有关，与胡适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重要地位及其大力提倡有关，但这种接受和主流地位也并非一帆风顺，它必须在与其他红学流派的交锋辩难中获得。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他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
两人虽然私交不错，但胡适的言辞相当激烈。文章写成后，他还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据胡适1921年9月25日的日记记载：
与蔡先生谈话。前几天，我送他一部《红楼梦》，他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当为索隐——笔者注）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
正如蔡元培信中所言，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属于索隐派中“之谨严者”，对胡适的批评自然不服气，要撰文进行反驳。
稍后，蔡元培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篇序文有一个标题，名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在该文中，他表示对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一方面，他表明自己治学态度的审慎和研究方法的可靠：
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
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另一方面，他又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驳。他承认胡适“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同时又表示：
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同时他还列举了一些中外文学的实例，确认考证情节的必要。
针对胡适的“笨谜”之说，蔡元培认为这“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并以《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为例进行说明。
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进行了批驳，他指出：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多许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消与？
针对胡适的《红楼梦》自传说，蔡元培认为：
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数中所叙之事为真。
他还举出一些曹家家世与小说中贾家事迹不符的例子加以说明。
最后他坚持认为：
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有趣的是，他在坚持己见的同时，也部分地接受了胡适的意见。
两相对比，胡适对蔡元培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对胡适则是部分否定，主张索隐与考证并存。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