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只想利用晋商的银子维持它的统治，使它的权力扩张更有资源支持，清政府并不想利用晋商的钱去推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
票号先是为山西商人经营丝绸、盐，提供方便安全的金融支付，后来与清政府的军饷支付联在一起并开始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晋商向政府无息放贷，目的是换取政府的银子向外放贷赚取更多的利润。
给清政府放贷他们不得与官员打交道，这为他们获得更多的政府业务打开了通道。为提高自己与官员交往的地位，晋商还捐资买一个虚官，以虚官的身份与政府打交道他们觉得更加方便。晋商的骨子里存有深厚的官本位思想。
晋商的票号与清政府联在了一起，一旦清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损失惨重。为了结交官员，晋商不得不向清政府的官员放贷，拿到银子的官员能买到更大的官，以官赚到更多的钱，这样，晋商放给官员的贷款也能收回，以官员的资本赚取更多的利润。
由此，晋商票号的主要业务维系在清政府身上。清政府从道光1823年就走向衰落，从清政府的衰退到民国1932年，这100多年是晋商在中国金融业最辉煌的时代，他们的放贷对象主要是工商富户，以及有钱的老百姓。
将资本与王权连接并从特权中获取更多超额利润，这看似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结果他们成了清政府利用的工具，清政府的灭亡就是他们衰退的开始。
利润的迅速上升使山西商人的资本大量增加，平遥22家票号的分号出现在中国60个城市。由于当时没有国家银行，山西票号为国内的商业贸易打开了通道。
人多地少的山西农民人均不到一亩地，现实逼迫晋商走上了商业开拓之路。在帝王的权力还没有渗透商业中时，晋商通过他们的经验创造了适应金融发展的规则，使商人在帝王的权力之外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随着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的爆发，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之中，有钱的商人更需要票号来降低他们的金融风险。
清政府的灭亡使山西票号的放贷大部分没有收回，辛亥革命后他们的损失更加惨重，有些票号只能勉强维持，有些票号为了应付挤兑，不得不将自己的家财变卖以维持自己的信誉并图东山再起。
到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银行，西方的大部分银行也急速涌进银行业还处于空白状况的中国，外国金融扩张及金融势力已经影响到民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晋商失去了清政府的支持后又没有与新政府建立联系，而民国政府也不需要他们已经处于没落不适应现代金融的票号。
对山西票号更为不利的是，民国政府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银子不再流通使票号失去了它生存的市场，这给了山西票号致命的一击，独占中国金融市场的山西票号开始结束它的使命。
打开中国金融大门的外国银行使经济转向了沿海，山西作为一个内地省份更加失去了它的优势。饱受损失又不能与新的金融市场融合的山西票号商人，不得不带着对过去辉煌的回忆与失落回到老家。
靠继承祖宗传下的经营理念而一成不变的山西商人，自以为是地进行着他们的票号放贷，却没有主动地去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对接，他们深处偏僻贫困的乡村，从内心里排斥海洋文明。清政府的灭亡与民国政府的成立，起因于海洋文明对中国发起的挑战，山西商人被动地去应对挑战，甚至放弃接受挑战的机会。
奇怪的是，山西商人的票号开到了全中国及世界一些国家，遍布各地分号应该能传递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信息，他们精明的头脑不会不被这种信息刺激，但现实是，经营分号的人并不掌握票号的决定权，他们被动地听从总号传来的命令。
由于票号的大本营处在封闭、保守的乡村，掌握票号权力的东家长期生活在原始耕种的农村，他们接触不到外国银行是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中国金融市场，甚至对这些洋人开的银行不屑一顾，认为洋人的经营是无稽之谈。东家们仍用顽固的封建硬壳坚守并企图抵挡外部力量对他们的挤压，以维持他们已过时的经营。
个人的信用体系随着战争的摧毁使他们这层看似坚硬的外壳不攻自破，旧价值体系的崩溃要求金融市场建立新的信用制度。军阀混战导致个人与国家都未能建立新的信任关系，山西商人的票号就是在这种信用的危机中，变得不堪一击，他们对西方银行的到来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随着旧王朝的灭亡与新政府的建立，晋商没有将经营战略转移到沿海地区。封闭的乡村与小农意识阻碍他们打破他们旧有的经营模式。而历史呈现给人们这样一幅景象，山西商人衰退时，正是江浙商人崛起之时。
晋商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民国政府里没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代言人，没有通过财富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到了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他将私人资本一步步地吞并，私人资本在他庞大的官僚资本面前，不是节节败退就是被他吃掉。
把经商致富看作是一种维持自下而上生存手段的山西商人，继续着养家结婚生孩子并在老家继续繁殖后代的理念，这种小农观念使他们将分号赚取的银子运回老家，盖房子，买地及家庭消费，在乡村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将银子投入到新的产业中，以获取更大规模的利润。
运回到老家的银子在家族中进行分配，财富被一次次分割缩小。不像西方的商人将资金以股份的形式合在一起经营，以寻求财富的扩大，晋商将银子层层地分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手中。财富分流到每一个人手中后，他们每一个人掌握的资金都很有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分到财富的后代们是在小范围内过着安稳的生活，他们已经没前辈们那种冒险创业的动力，除了坐享其成以外他们的整个灵魂也日益腐朽。
山西商人将他们从外地赚回的银子运回老家，只是建了几所气派的房子，买了几亩地，供自己的家庭消费，没有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乡村的公共建设，如教育、医疗、技术等，更没有推动中国的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晋商的没落似乎已经注定，而此时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却在国内市场上掀起了扩张浪潮。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从不平等的贸易中败下来 时代没有让山西商人了解到西方资本家是如何以他们的资本推动机器工业革命的到来的。如果说西方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业文明的进步，都伴随着资本的投入和利润的增加，那么山西商人只是单纯的放贷积累资本，而资本又是在简单的手工业领域循环，没有向新技术转移更没有对中国的工业进步产生实质的影响。
他们的公益活动是捐资建寺院和祠堂，这些是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并和没落的封建统治紧密地联在一起。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一个中产阶层，追求法治、民主，推动技术创新的群体的出现作出贡献，相反，他们的后代继续封闭在没落的传统道德中无法吸收科学与民主的营养。
时代似乎就给了晋商这些机会，他们的财富不能用到帮助村民摆脱无知和贫困走向新现代文明，当他们的资本用来修建寺院、祠堂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帝王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佛教与封建道德有巨大的市场？为什么洋人的大炮能轰开这个沉睡民族的国门？为什么统治者要利用商人的资本更好地为其服务，而老百姓却不能从晋商的资本中分享到更多利益？
没有成为推动工业文明进步力量的山西商人资本，反而成为了帝王实施封建统治的工具，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一个小小的平遥县出现了22家票号，规模宏大遍布全国，汇兑了千万两白银，不可谓不辉煌，而它不可避免地衰败，沉重的悲哀又说明了什么？
沉重的反思使我们看到，经历了启蒙运动，产业变革的西方资本家，将他们的资本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并在贸易上主导中国市场。他们的资本及现代机器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占领中国市场，而国内的手工产品不但成本高而且质量也无法保障，获取利润的速度也就无法同洋人飞速运转的机器相比。
如贩运茶叶的山西商人利用的交通工具是木船、牛车、骆驼等极为原始的工具，而俄国商人利用的是机动船和铁路，俄国人用现代交通工具迅速抢占了山西商人的市场。
这种差距还可以从资本的独立意识中看出来。当西方资本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拓市场获取利润时，山西商人的资本却与清政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山西商人不仅通过向清政府捐款为自己谋求一个官职，还为已经去世的父亲、祖父以及下一代捐款谋求职位。
清咸丰二年至三年（1852—1853年），山西商人就向清政府捐了160万两白银。将大量的银子用于官场而不是不投入到新产业扩张中，使他们后来在洋人的机器面前不堪一击，这同样可以说明为什么打开中国大门的洋人，将资本投入到一个又一个产业中，而山西商人还在原始的交易与小农意识中漫步。
清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年），中国经过俄国恰克图输出的茶叶价值大约800万卢布，山西太谷曹家大院的主人是该项贸易的商家之一。他们在长江一带收购、加工和包装茶叶，经自己的商号运往俄国，这为曹家带来了大量的收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无力抗击外来强大力量处于没落的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条约，如《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从而使俄国商人获得了打开中国市场的特权。
取得了特权的俄国商人很快打入了由晋商控制的长江茶叶市场，其销量迅速超过了晋商，而晋商还受到清政府许多限制，仅限陆路运输，税金比俄国人高出10倍。
运输不便成本又在上升，使晋商在与俄国商人的竞争中处在很不利的环境。他们开的茶叶行数量也急剧下降，清政府不但不支持，而且还以名目繁多的税收进一步压得晋商喘不过气来。
随着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全线开通，俄商凭借先进的机器便利的运输工具，进而控制了由晋商主导的长江茶叶市场。税金高于俄商交通又没有俄商便利的晋商，在国内与国外的双重打击下，从经营了200多年的茶叶贸易中败下阵来。
茶叶贸易被俄国商人控制后，晋商的茶叶行不得不跟着倒闭、破产，曹家的茶叶行就是在这种双重打击下蒙受了巨大损失，他们设在俄国的商行也跟着出现亏损，最终不得不关门回国。
1912年，外蒙古宣告独立，俄国乘此机会与蒙古签订了《库伦通商协议》，俄商取得了无税贸易自由特权。晋商与俄国商人的这种贸易特权相比几乎没有什么竞争优势，面对俄国商人的贸易特权与强大的资本，晋商面临的损失更加沉重。
如果说外国资本是伴随着他们国家征服清政府的炮声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那么，无能的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对晋商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将承受这种不平等贸易下带给他们的损失。
《中英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为这种不平等条约支付的代价大约是12亿两白银，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就是在这种不平等条约中流入到外国人手中，一个国家的资源就是这样受到了巨大的削弱。
打开了中国大门的外国资本家，利用他们的资本与先进机器，在中国兴办了一个又一个产业。借助不平等贸易，中国的资源变成了他们口袋中的财富。晋商在受到巨大损失后不是向他们学习，而是退回家乡躺在炕上抽大烟，以祖宗留下的财产为荣耀，并继续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以显示他们的尊严。
山西商人尽管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他们却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认为教孩子识几个字会打算盘就可以了，不像江南的商人以巨资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新教育。他们按传统的商业道德培训孩子使后代没有走出他们阴影的包围，去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洗礼。
曹家虽然请先生给孩子上课，但那散发出古董味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能给后代什么智慧？这种离现代工业文明那样遥远的教育，只能培养固守小农意识的地主，却不能产生走出农田跨过大海的企业家。
日升昌的主人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走完了自己的商业历程，他创立的票号却在平遥的旅游中每年带来滚滚收入，利益之争再次在日升昌这样的老票号展开。这些票号成了旅游景点后有些已被平遥的私人买下，导游每天在向游人重复着晋商是如何将票号开拓到中国各地并取得了巨大辉煌的故事。
这些票号原来由平遥文物局管理，每个票号还成立了博物馆，由文物局统一经营管理。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有些人想取得一些文物景点的经营权。一位管理票号的人说，县政府批准让某公司来经营这些老票号的旅游。
某公司来了以后，先前管理票号旅游的私人不再掌握卖门票权，他们只能打扫卫生，至于门票卖了多少，一年有多少收入他们不知道，某公司除了将几个由政府管的旅游景点拿去经营以外，还通过行政干预将由私人经营的老票号旅游景点强行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中。
原来私人开的旅游景点自己出售门票，收入由自己掌握，可某公司将他们出售门票的权力也纳入到自己控制之下，由某公司制定一张80元的统一门票，游客拿着这张门票可以看到上面指定的景点，私人经营者只能按某公司的规定从卖门票中提取一些收入。
某公司霸道的举动引起了私人经营者的不满意。他们指出，自己投资办景点，为什么要由你来管？2003年私人景点门票收入分成比率被某公司降低后，10多家私人经营的景点联合起来，不向某公司卖的门票开放，他们的抵制使某公司不得不向私人妥协，将私人的利润提成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