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闭多年的西安钢铁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庞大的身躯掩埋在一片杂草丛生之中，那一台台沉睡了近10年的机器，谁知道它们在沉睡之前吞吃掉多少资源却将一身债务抛给了社会？私人资本的进入使那些因钢铁公司倒闭回到农村的工人又来到了它的旁边，希望获得微薄工资养家糊口。回到破旧的厂房试图重新启动机器的工人，脸上是一副冷漠、无精打采的表情。
他们在飘浮着灰尘的车间里，清理着停产后留在炼钢槽里沉睡了多年的废渣。私人资本企图将这些早已倒下蒙上了一层厚厚灰尘的机器上油以后重新运转，以从它身上榨取最后一点利润。
下班时，穿着油污的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家里走去，他们看上去显得有些疲倦，那无神的眼光里看不到市场竞争的热浪在闪动。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缺乏一个独立开拓的私营阶层 尽管西安也建立了国家级的科技园区，但企图从豪华的办公大楼上就能看见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并爆发出巨大的财富，那似乎是一个幻想，因为技术的每一次向产业化转换，都是伴随着资本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实现的。
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科技园等，都与寻求利润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他们用资本的力量释放了科技所包含的奇迹。被庞大国有重工业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笼罩的西安，还没有培养出一个独立探索、冒险开拓的资本家阶层。
即使产生了一些科研成果，没有资本的推动也只能是一些科研者获奖的工具，而进入科技园的私营企业还没有成为一个主体，倒是那些国有企业借科技园转换了身份。由科技创新带来的大规模产业发展的神话未能在西安科技园区出现。
地域上的劣势也限制了高科技人才流入西安，相反，它的科技资源却在向外面流失。西安的周围没有相互能融合的产业群体，要启动一个新兴的产业不仅投资巨大，而且缺乏相关的产业支撑。
国有企业只是在一个固定的群体里释放财富，能获得利益的人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陕西国有企业走向了亏损倒闭，庞大的工人阶层却仍然不愿意离开，他们幻想着继续占有国有企业留下来的一切资源，如住房、医疗等。而东南沿海私营企业崛起的地方是在农村，它们的就业群体首先是农民，农民从这种由私营企业推动的工业化中分享到了一定的利益。
私营企业群体分布在江苏、浙江等地，周围形成了产业分工，配套的产业链越长生产的成本也就越低。如浙江的私营企业生产的领带、服装、鞋、玩具、打火机、拉链等，它们能够形成比较紧密的产业链，每个产业在这种链条中能最大化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
浙江私营企业起家的产业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联，影响到千百万老百姓从工业化中受益，并形成多个产业链，多个产业群的崛起又带来一大批企业家的成长。人们的就业就是在这种多个产业链的延伸中实现的，使财富分配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财富分配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就是在这种产业链的延伸与财富分配范围的扩大中，吸收了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这些资源反过来又为创造财富进一步提供了能量。
但陕西的产业链在哪里？看起来，机械、化工、航天这些庞大的产业占据了陕西最大的资源，可它们未能形成一个紧密的产业链，既不能促进私营企业的成长，私营企业也不能与它们进行配套形成一个产业链去影响其他产业群的崛起。
陕西每一个产业的构成是与特定的计划需要联在一起的，很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必然影响到财富范围的扩大与每个人收入分配的高低。以军工业为代表的西安国有企业虽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它占有市场空间很有限，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它们是为特定的使命服务的，与当地的产业、市场形成了隔阂并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关中的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的重工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这种国有的重工产业，不但排斥具有英雄主义的创新人才，而且也与高科技产业难以融合在一起，他们培养的一大批服从、听话、没有挑战精神的传统工人，是不会成为推动新产业变革的力量的。
这个传统的重工业还产生了一个具有优越感、有着浓厚官本位意识的领导者阶层，他们形成了一种占有国有资源的传统势力。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工业文明最优良的品质与耀眼的光辉，他们不是主动打破僵化机制的领袖人物。
他们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个没有效率不可能给工人带来更多收入的重工业，但缺乏人才、资本、新技术供给的重工业正面临着内部资源的枯竭。即使私营资本想进入其中去分化瓦解这种重工业运行的机制，但计划体制形成的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者能让私营资本终结他们的权力吗？
传统的重工业使关中各个产业不能形成优化配置，它们相互分离互相排斥，按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体制被各个利益集团掌握和分割着。要对他们的权利动手术，必然带来权利结构的变革。权利的失去意味着利益的失去，掌握国有企业资源的利益集团，能主动放弃权力并自我消失吗？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百强县排名中，浙江占了24个而陕西一个也没有，经济繁荣的支柱已经从县拥有私营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中得到了体现。陕西分布在黄土高原上的县城最缺乏的是私营企业的支撑，这些县城由于得不到私营企业能量的补充正日益走向没落，而公共设施的破旧、街道的肮脏，大量低收入、找不到职业陷入贫困的人群就是这种没落的象征。
县域经济的崛起是浙江繁荣的一个支撑，它们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县市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它们给城市的躯体增加了运转的能量，点燃了城市工业文明燃烧的火焰，为几千年来一直在土地上寻求财富的农民打开了配置他们人力资源的工业大门。
如果说东南部浓厚的商业文化催生农村走出了第一代创业的私营企业家，这批精英分子引导了工业文明的道路由农村通向城市，那么，黄河文明落后的小农经济意识与保守的官本位文化，使它难以产生出一个独立开拓的私营企业阶层。计划配置带给西安的更多是制造工业资源，而今天沿海的私营企业却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了各方面的资源。陕西的国有制造企业是在一种产权不清，不拥有独立财产权，僵化的机制中运转，而东南的私营企业制造业，却是在独立的财产所有权中去实现资本追求利润的意志。两种不同的体制，不同的财产所有权，不同的追求利润的速度，都决定了陕西制造业创造财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东南部的私营企业。
关中曾是种棉基地，随着气候的变化这个产业转移了。随后，西安各大棉纺厂一下子失去了廉价的原料，市场的价格又承受不起，陷入亏损的棉纺厂很快就在无钱买原料中不是产量大大降低就是处于半停产状态。
他们在纺织品市场中节节败退甚至资不抵债走向破产时，而在当地同样没有棉花原料生产优势的东南私营企业，却在一台台日夜不停运转的机器中将他们的纺织品销往国外。
没有商业文明种子的萌芽，更没有受过资本文化洗礼的陕西，身上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当陕西的国企没落经济需要转型时，缺乏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来与市场融合，而浙江的私营企业很早就接受到了资本自由竞争的文化，一旦给他们市场扩张追求利润的机会时，他们就会像一条龙一样腾空而起。
浙江的私营企业家有的是从打铁、修鞋、钟表、做衣服中崛起，这个阶层引导了当地的工业冲破计划经济封锁的围墙向自由竞争的市场迈进，而陕西没有这样一个能够从社会最低层的职业中成长起来，并引导一个产业扩大的私营阶层。
如果说浙江从小商品生产中冒出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家，并引导一个个城市走向了繁荣，而西安的大企业却把工人束缚在单调的机器旁做着重复而又毫无创新的简单操作，在这种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一个独立的私营企业阶层的。
没有私营企业给处于计划体制中体能变得很虚弱的西安注入新的能量，这个城市就不可能在低成本中实现经济增长。当庞大的国有企业阻碍了私营资本扩张的道路时，贫困的农民与失业的工人可以选择的就业机会就会变得更少，财富分配对他们来说也就日益不利。
私营企业在陕西处于弱势与陕西省官员的发展意识有直接关系。陕西的官员们热衷于引进大项目，上大企业，似乎只有大企业才能使他们的财政收入有保障。他们没有将资源转移到支持可能给陕西带来更有创造力和更多财富的私营企业。
他们习惯于公务员、科研单位、国有企业的身份，他们压根就闻不到商业文化中包含的冒险、创新、扩张精神。他们宁可在微薄的工资中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低效率、不能给自己带来财富的国有企业，也不愿去开拓一个新的生活空间。
只有当国企负债停产倒闭将大量的工人赶回家里时，他们才在住了几十年的狭窄平房里默默品味着失业的痛苦，并陷入对未来生活没有保障的担忧中，更低质量的生活还会长期伴随着他们。如果长此下去，未来的好生活对他们来说，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文明的现代要有超前的变革（1） 沿着陕北的神木、榆林、绥德、延安等地向南前行，就可以发现这个地区的乡村、城市处在一望无际的被雨水冲刷形成沟壑交织的黄土高原上。计划体制造成的严重城乡分割的经济结构在这一地区显得尤其突出。没有扩张力的县城及以矿产为主的重工业创造的财富辐射面有限，农民难以进入其中分享利益，工人阶层在这种低效率的重工业中，也只是获得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生活的收入。
在被干旱的黄土包围的陕北神木县内，一些官员利用当地的矿产优势并发动一系列的经济变革，使人们在荒凉的山谷里看到了这个县城的生机，它也使我们看到黄河流域内的制度变革可以将潜伏在山沟里的县城带出贫困的包围。
如果不是看见神木县两幢气派、壮观的县政府与县委大楼，那么这个小县城仍旧被陕北黄土高原的荒凉笼罩着。坐在这幢大楼里的执政者、神木县县长郭宝成，神情坦然地对我说，建如此漂亮的政府大楼，是因为自己到德国法兰克福考察时发现，法兰克福市银行的大楼特别显眼，高楼都建在该市最繁华的地方。
他的理解是，银行大楼是一个标志，有着巨大的广告效应。而他之所以要把神木县政府大楼建得很壮观，是因为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意无意地将陕北看成是贫困、落后和荒凉的地方，把陕北与农民住的窑洞里联系在一起。他要让人们通过看见神木县政府大楼，改变对陕北的传统认识。县政府大楼与县委大楼分别投资了1500万元和2500万元。
他认为，雄伟的政府大楼，对外也是一种广告效益，不但使市民有一种对城市的强烈聚集力，而且增加了外来投资者对神木的信心。让他们感到神木县财政有实力，不会将投资在神木打了水漂，可以有信心在这里赚到钱。
政府大楼的建立，郭宝成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完成的。他将人大、政协等机构都纳入到政府大楼，而将原来政府各机构的办公楼卖掉，节省了修建各机构办公楼的经费。
郭宝成对城市经营的思想是，神木县规划的面积是29平方公里，已经建成的是10平方公里，容纳了10万人，政府投入大约5亿元，这个投入在以后对城市的经营中还能赚回来。
他采取的做法是，将城区内的土地实现一级垄断，所有单位用地必须到政府这里来买。政府再向乡村征地，征收的地对外拍卖，从增值的地中拿出资金用于市政建设。
如一个小区250亩地，区内的道路、绿地已经开发好了，卖给开发商每亩是50万元，政府从中净赚1亿元，政府以这笔钱投入教育、卫生和公路建设。
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按地段不同，分为10万元、20万元、30万元不等，政府将征到的地拿到市场拍卖后，其增值将大大超过原来的价值。由于政府是一次性向村集体征地，节省了同每一个农民谈判的交易成本。
村级机构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为迎合政府开发城市的意图，村级官员有时不可能考虑到农民的最大化利益，他们不得不顺从上级政府的意愿。
郭宝成的城市化经营还表现在对神木县体育馆的运作上，他用别的国有土地置换拟建体育馆处农民的土地，让农民迁到政府划给的土地上。体育馆的投资是1700万元，馆的北面建了一排商业楼，大约投资了700万元。
他将建好的商业楼向社会公开拍卖，结果收回了2000万元，这样算下来建体育馆的投资实际上花了400万元，他认为以后通过搞各种展览、体育活动，这400万元也能很快收回。
这种城市经营取得的业绩与郭宝成执政时对私营经济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他任县长期间，出台了私营企业发展的规定，使神木的龙华集团、亚华集团、恒源集团、北园集团等四大私营企业集团迅速崛起，这四大集团用当地的煤炭向发电、化工行业开拓。
郭宝成的设想是，让私营集团尽快做大做强，他们越强大，对神木经济的贡献也就越多，同时给财政提供更多的收入。不仅税收增加，还为神木带来4000多人的就业机会，政府为失业人员承担的压力也能减少。
他认为，政府应放手发展私营经济，他们赚钱政府收税，倒闭了与政府也没有关系。推进城市化进程，私营企业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农民在他们的企业里就业，使他们融入到城市中。在这种认识下，他将全县国有企业全部改制，国有企业垄断的时代在他管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