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面积的工业开发，李颖军也感到回郭镇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现在征地是调用其他城市的指标。回郭镇总共有地3。7万亩，已占地2。3万亩，继续开发下去土地很快就会被用完。现在征地各种费用加起来每亩达到了7万多元，让企业一下子拿出钱来赔偿农民占地的损失有困难。回郭镇企业从事的产业利润低，地价升高必然增加企业的成本。
由此，工业企业希望占地成本低和农民渴望得到合理的补偿就发生了利益的矛盾。为了实现工业化又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回郭镇将农民的土地入股，农民年终从企业分红，这缓解了企业一次支付地价的压力。如果企业亏损了，镇政府按一亩地2000斤小麦折价1000元给农民补偿，而一次性买断每亩地是3万多元。
作为基层官员，李颖军认为一个压力是农民的上访。农民上访，上级就要处罚基层官员，这使乡镇官员对上访的压力加大，这种上访也是农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反映。有一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他们也要得到安置，可没有政策，我们只能在逢年过节时给予慰问，使他们的不满消除。一个人的情绪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渠道释放。
现在，回郭镇对农民上访采取官员定期下访，也就是官员直接到乡镇接待农民的投诉，通过农民与官员直接对话达到就地消化矛盾和提前解决问题，在节省解决问题的成本时使民主化的进程加快。
“这种定期下访直接听取农民的呼声，使我们感到必须面对现实，广泛听取民意，如果官员多到基层听取农民的意见，那么很多矛盾会就地解决。这是对我们执政理念的转变和方式的创新。我们做任何一个决策都不能闭门造车，由几个领导来决定，而是要走出办公室多听听民众的意见，这也是一种决策的民主科学化。”李颖军说。
他说自己能够接受这种直接听取民意的执政方式。他要求除了开会以外，官员们不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必须下去解决农民及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到最有效率地将农民的矛盾化解掉。因为一个困难或矛盾，可能使农民付出很大的代价，而及时处理矛盾是政治资源的最优化最低成本的配置。
他承认这种方式还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民反映的问题多数是急需要解决的，如土地、不合理的负担等，这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机制处理。农民力量微弱使他们行使民主权利的成本很高。为避免村官员对资金的占用，镇政府对村财务进行监督。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对农村的现状有切身的体会，骨子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我执政关注的是农民的贫困，也在为农民的利益呼吁。我认为要探索从机制上解决农民面临的问题。”李颖军说。
到回郭镇任镇长时，李颖军向巩义市委表示不要换得太频繁，要把基层的事做好必须要有长远的打算。干一年两年执政还没见效果就换地方，这对地方发展不会有利。中国的难点在基层，乡镇官员面对庞大的贫困的农民，他们的执政资源必须用在最大化解决农民的贫困上。
乡镇官员直接面对农民对富裕和民主权利的诉求，而乡镇官员也能够做到以低成本让农民实现这些权利，在这一过程中，乡镇官员不断面临制度创新的挑战。对镇长的直选，李颖军认为这是民主化的一种普及，官员必须对民众负责。如果允许，他愿意走向竞选。
20多年的乡村经济与民主化进程之所以缓慢，最明显的是乡镇官员这个阶层没有将中央的政策变为农民创造财富的资源，相反，他们加大了农民经营农业的成本。
这个阶层包括村、乡镇、粮食收购、司法、土地管理、乡村信用、民政等能够对农民收费、罚款的主要官员。另外，新兴富裕的农民与乡村两级官员是乡村权势阶层最为核心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在寻求各自利益的演变中，将极大地影响中国乡村能否走向民主、法治之路。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乡镇官员的权力扩张（3） 市场化带来的多元化利益分配格局，使中国拥有不同资源的集团必然要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进行利益扩张，而乡镇官员阶层正是利用掌握的资源，向农民征收税费以及罚款从而进行自身利益的扩张。
由于分散又不掌握监督权的农民无法制约乡镇官员，这为乡镇官员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当他们把权力转化为获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将权力用于公共利益的保障时，农民创造财富的资源就会更加稀少。
如果没有一种法治力量的支持，贫困的农民从根本上是无力制约乡镇官员阶层的。乡镇官员阶层运行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农民的税费增加之上的，农民对于用于生产的土地资源没有控制权是乡镇权力运行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乡镇官员的任免不由农民选举产生。掌握乡村资源的官员权势阶层和贫困、分散、弱小的农民形成了权力上的不对称，使乡镇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不受农民制约的官员试图通过权力的不断扩大来占有农民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
在乡镇权力监督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资源被乡镇官员掌握，又因农村市场化水平低，这些资源滋养着权力，扩大着权力，并加速权力利益的扩张。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乡镇官员的权力得不到制约、监督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变相地把权力出卖给了当地的富豪阶层，使得乡村的富裕阶层与权势阶层紧密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富人向权力渗透是一种寻求权力保护或直接利用权力来扩大自己资源和利益的交易。在乡村离民主进程还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下，富人对权力的掌握使农村的资源被少数集团占有，农民分享利益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由于乡镇官员阶层是通过权力占有资源，他们不可能将以权力占有的资源用于公共建设。资源被他们滥用后，乡村依然是以一个破旧、贫困的形象出现。为阻止乡镇官员对资源的垄断，需要通过选举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制约，使他们的执政有利于乡村的现代化转变，为培养一个乡村民主阶层开辟道路。
受制于财力，农民无力对乡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障，公共设施进行投资建设，这些建设是农民走向文明生活的标志。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拿出资金，加大投入。不仅给农民几十年来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巨大的奉献以应有的补偿，并真正给农民兄弟姐妹进入现代文明生活一个新的真实的起点。
没有农民加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空洞无力的。山西平均每个县县城人口3万多人已证明了这一点。人口数量少不可能给一个城市的躯体提供更多的营养。
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工业化扩张，只有土地使用权而不掌握土地产权的农民，面临着乡镇官员以工业化追求政绩，将承包的土地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工业集团的不利局面。农民们现在突然感到没有所有权支撑的承包权是那样的脆弱。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得到极少的补偿，甚至得不到赔偿。土地资源的失去意味着农民从土地上获取财富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土地资源被工业集团占有后，农民和乡镇官员日益膨胀的权力发生了冲突，农民和乡镇官员阶层及新兴工商阶层的利益失衡日益严重，乡村社会关系日趋紧张。
矛盾的解决要求有新的土地产权制度，来保障农民在工业化中的利益不受侵犯，如农民宅基地的所有权完全归农民并允许自由买卖，通过立法使承包权变为不可侵犯的农民的财产权，并使这种权利得以通过市场交易，使农民从交易获取的资本能够用于扩大生产或向城市转移。
历史上船从潼关经渭河驶向西安的美妙景象现在只能在梦中寻求，随着渭河的泥沙日益增多，农民的生命与财产受到悬河的威胁。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不断增加的污染告诉人们：它的体能已经处在极度虚弱中，文明在这条河流的退化中正在走向衰退。
老潼关留下的历史辉煌犹如黄河水一去不复返，可潼关的乡村依然是破败不堪，只有老城墙拆除时留下的砖瓦，还能使人们想起，曾经有过一段文明的时光在这里停留驻足。当这些象征历史辉煌的城墙变成了几块砖瓦遗留在荒山野草中沉睡时，文明就像这老潼关前的荒山，它留给人们的只是惋惜和悲叹。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财政赤字年年出现 财政赤字的阴影自1985年中央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后，就一直笼罩着陕西。年年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赤字导致的矛盾越积越多，使财政一直陷入困境。截止1998年陕西全省财政赤字累计达到5。8亿元，赤字县达80个，赤字累计8。8亿元，每年大约有70多个县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这种赤字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变。
财力增长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而陕西的财政收入主要还依赖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低增长呈现在财政官员面前的是国企亏损、破产的局面，他们面对的是极不稳定的财政来源。
全省国有企业1997年有6493家，其中，就有3604家亏损，亏损占到一半以上，亏损总额达到58亿元。私营企业在各种不合理的压抑中未能成为财政增长的主导力量，使财政官员需要的财政收入与陕西所有制经济格局极不相称。
不断增加的人员使财政的大量开支用于人头和公务上，造成政府管理成本上升，财政用于公共资源的配置空间越来越小。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参与政府财政分配的部门却越来越多。财政分配的份额急剧扩大，预算外资金规模迅速膨胀，成为这些部门在正常财政供给之外的收益。
1992年陕西省预算外资金仅有23亿元，1997年猛然增加到61亿多元。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意味着各种行政性的收费游离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各部门以预算外资金最大限度的占有来实现本部门的利益，以保证财政投入不足时自己的利益能得到优先实现。
游离在财政预算之外，脱离财政监督，削弱政府调控的预算外资金的增加，弱化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使人们获得的公共资源越来越少，财富分配进一步不公平。造成政府本应承担公共设施建设，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生活环境时却没有财力来实现。
财政支出的紧张，意味着官员在选择财政分配的取向上，首先满足的是政府办公和公务员的工资支出，公共服务的支出却因财政不足可能被漠视和放弃，使城市的公共功能进一步弱化。城市给人们的是一副憔悴、苍白、无力、灰蒙、病态的样子，它将在人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医疗、交通、法治、就业上得到体现。
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使陕西省的财政官员遭遇困境，省级财政在全省财政收入中比重低下，可由省里承担的财政支出却越来越多。
他们不得不请求走出这种财政分配不足的困境，请求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进行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再从中央每年收入的增量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地方的特殊转移支付。
寻找新税源的冲动使陕西省的财政官员，不希望看到一个矿产资源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而被中央企业开采拿走了收入的局面继续，他们渴望地方能获得开采权，共享由矿产资源带来的税收。
他们还建议，中央与陕西对增值税比例能对半分享，将在陕西的中央企业上交的所得税，改为陕西与中央共享，将铁路、金融、保险部门缴纳的营业税全部划为地方收入。
这种急切增加财政收入来源的心情，从陕西省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112亿元，负债总额却高达1641亿元，触目惊心的负债显示的是高度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既不是竞争力最强者也不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者。
相反，它们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却越来越弱。为这种体制支付了高昂成本的工人，他们要承担的是低工资、高支出，并且影响到孩子的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面临失业、得不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住在没有暖气、破旧的房子内，这些都是这种付出高昂成本还要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工业体制带给他们损害的见证。
“一五”期间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由前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中有24项落在陕西。行政上的倾斜给陕西处于空白的工业播下了一些种子，如机械、电子、纺织、化工、航天、冶金业。
它们占据了陕西工业的重要位置，这个时期的陕西享受到了计划经济带给它的利益，几乎不需要任何竞争就能获得最便宜的原料与所需要的人才、资本。没有这种计划经济的安排，陕西要获得工业资源的成本将会更高。
改革的号角吹响后，市场竞争激起的浪潮再次席卷了东南沿海，私人资本点燃了这里的工业火焰，曾经没有升起的工业辉煌被私营企业实现了，而陕西得益于计划经济安排进来的项目，那些看起来设备精良的机器，精通技术的人才，却在市场竞争出现的新产业中发挥不了它的效益。
他们不但没有为市场化的到来，进行技术上的创新与人才使用上的变革做好充足的准备，相反，那些为缓慢、僵化的计划体制服务的厂房机器，在倒闭破产后无声地躺在灰尘与杂草中沉睡，他们高高耸立起来的巨大烟囱，没有在市场竞争中喷射出耀眼的光辉，而是在寒冷的冬天无声地熄灭了。
除消耗掉计划体制配给给他们的资源以外，他们没有成为新工业文明进步的主导者。黄河流域成为了计划体制建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大本营，同时也是被市场竞争击溃而倒闭破产的最庞大最典型的象征。它们身患重病的躯体如同黄河里混浊的泥水，再也不可能为工业文明增加新的能量并放射出希望的光亮。
倒闭多年的西安钢铁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庞大的身躯掩埋在一片杂草丛生之中，那一台台沉睡了近10年的机器，谁知道它们在沉睡之前吞吃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