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她我的工作是品格教育时，她告诉我从她的个人经验出发，她看到了品格是怎样深深地影响商业的：
如果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品格，那么你就不会有团队精神。品格将影响你对待你的同事和顾客的态度。如果没有品格，你会腐化堕落。人们只会关心他们自己。
两年以后，随着国内公司丑闻的层出不穷，她的话似乎得到了验证。做假账，操控股市，以及导致安然、世界通信和其他企业巨头腐败的内部交易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已经失守的道德阵地。引起这一系列丑闻的节节攀升的贪婪反映了企业文化的变化，而政府撤消了许多关于腐败的强制审查的政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使得国内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而这一差距削弱了家庭的作用并改变了我们民主社会的道德观念。
这一转变在凯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出版于2002年的书《财富和民主》凯文·菲利普斯：《财富和民主》（纽约：百老汇书店，2002年）。里有详细的记载。菲利普斯并不是作为一个左翼分子来写这本书的；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共和党人。他说，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美国人的手里，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不但造成了直接的经济后果，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因为金钱不断地被这一小部分人用来扩大政治影响力并因此而确定成公众政策。
1999年，对于60％的美国人来说人均收入（税后）比1977年还低。与此同时，在1982年到1999年之间，400个美国最富有的人的平均净资产从23亿美元上升到26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位居首位。
1990年，首席执行官们赚取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85倍。到2000年，他们的所得是一般工人工资的531倍。198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水平是350万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54亿美元。
从1980年到1999年，500个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资产和利润增至三倍。在这段时期，这些公司使大约500万美国人失业。
在所有的美国人里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没有任何的养老金计划；更别说社会保障金了。美国工人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跟一般的欧洲工人相比每年多工作350个小时——然而他们的医疗保险、产假、带薪假期以及通知被辞退的时间是所有西方国家里最少最短的。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国内税收署（InternalRevenueService）用更多的时间和预算来审查工人们，包括工作中的穷人们，却不是去审查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而后者往往采用避税计划。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有近22％的孩子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在英国只有10％，比利时则只有4％。
简而言之，就像菲利普斯和其他经济、政治分析师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正迅速地把国民财富经过重新分配后装进已经非常富裕和有权势的人的腰包。然而过去情况并非常常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处于中层的60％的美国人享有经济增长收益中的绝大部分。但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恰恰相反。菲利普斯认为，一个民主社会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财富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腐败后果——要想继续做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对公众利益做出反应。
经济的品格如何影响国民的品格？首先，正如近两个世纪前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观察指出的，上层的贪婪和腐败往往会助长所有阶层的贪婪和腐败。人们会这样认为：“如果那些家伙只想到他们自己，并破坏法规去攫取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那么如果我不那么做，我就是个傻瓜。”
再说，有将近30％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上或接近于贫困。在美国贫穷和接近于贫穷的主要原因既不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是福利的匮乏，更不是家里以女性为主。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但贫穷的主要原因却是上百万的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这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年以前，在我们小小的、人口只有17000的纽约上州，我们的报纸有五个版面是关于工作中的穷人的，包括那些有两份或三份低收入工作的家庭，他们不能支付账单，没有钱给孩子买鞋子，也无力支付孩子们看牙医的费用等。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父母亲和孩子们正在遭受真实的苦难，生活水平低下，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共同度过的家庭时间也少得可怜。在讨论经济公平的波士顿会议上一名演说者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提高工资水平是你所能做的对家庭最好的事情。”
并不仅仅是那些低收入家庭受到了不公平经济状况的压迫。许多中产阶层的父母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但也由于经济压力而做不到。一个芝加哥的编辑说：“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生活非常简朴，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严重地缩水，他们不得不加班来使收支相抵。”在一个社会里，我们说我们应该重视家庭生活（在政府发言里，在政治运动中，诸如此类），但是我们却时常采用或继续削弱家庭生活的社会政策。如果我们想认真地塑造青少年的品格，当论及家庭时，我们有必要严肃认真地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第一部分 为什么品格至关重要？第9节 性和品格
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我们孩子的品格，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地看看我们的性文化的道德状况。
一般人，包括父母和孩子，都比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人们更随意地谈到性的话题；对此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会拍手称好。那些在婚姻生活中有性问题的夫妇很可能会设法做些补救的事情。这是一种有益的转变。但是伴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具有性特征的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性问题的产生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困扰父母和其他人。
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电视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Winfrey）和菲尔博士两个人最近倾力打造了一期针对口交问题的节目，根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2001年杂志《十七》和凯泽家庭基金会做的一项调查指出，有55％的高中生说自己有过口交行为，而有过性交行为的只有40％。13岁、14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口交比例在上升。据报告说一些男孩子就像过去期待一个晚安吻那样期待他们的女朋友给他们进行口交。一些女孩子说她们已经为许多男孩子做过口交。还有一些口交团体的故事，在过道里、舞厅里以及足球比赛里口交都在进行着。
2000年4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性青少年的面孔日益年轻化》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向精神病专家咨询过的孩子，通常是女孩子，由于过早的性行为而精神崩溃。艾伦·沃兹曼（AllenWaltzman）博士——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精神病医生——评论道：“我看到的一些女孩子，有七年级的，八年级的，甚至还有六年级的，她们告诉我她们还是处女……可是她们已经口交过50次或60次。”A·贾雷尔：《性青少年的面孔日益年轻化》，载《纽约时报》（2000年4月2日）。在菲尔博士的节目里，一个年轻女孩子泪流满面地对着镜头说：“别这么做……请别这么做。你的自尊将丧失殆尽。事情对你来说将变得更糟，要糟得多。”
在南部城市的一个溜冰场里，一位父亲停车接自己11岁的女儿。在昏暗的溜冰场中间有四五十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他们都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岁数，甚至还要更年轻一些。父亲走近后，发现圆圈中央是几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正摆出模仿性交的动作。几个男孩子把小女孩们夹在中间。一个男孩子站在一个女孩子的后面，胳膊绕着她，双手放在她的阴部。周围的孩子们都看得入了迷。这位父亲说，当孩子们看到他走近时，有几个逃之夭夭了，但大多数人看起来一点都不难为情。当他向溜冰场经理说明这一切时，经理说还不曾有谁为此而抱怨过什么，这种“肮脏的舞蹈”在他的溜冰场里是不被允许的，他以后将提高溜冰场的亮度。接着他补充说：“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不一样了。”凯瑟琳·帕克：《社会上的性问题腐蚀了孩子们》，载《奥兰多看守者报》（1999年4月1日）。
我们不应该责怪孩子们，但是我们其他的人却应该受到责备。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孩子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
性道德的败坏使一大堆问题涌现出来——一夜情、沉浸于性爱、不贞、未婚先孕、没有父亲的孩子、性传播疾病、人工流产、性侵犯、未成年人性侵犯、孩子的性行为、越来越多的性传媒、大量的色情业（仅次于赌博、最富利润的电子商务）以及由于这些问题引发的婚姻和家庭破裂。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化依然否认没有社会控制的性成本问题。贝内迪克特·格罗舍尔（BenedictGroeschel）是圣方济各会牧师兼心理学家和作家，他与穷人一起工作，并在世界范围内作关于道德和精神问题的巡回演说，他要我们直面残酷的现实：
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行为会引起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反感。我们成批成批地出口色情产品——文学、电子色情物、光碟、电影等。我们国家的大众传媒是有毒废弃物的化粪池。人们担心恐怖主义分子将会在我们的贮水池里放入有毒之物。可人们其实已经被毒化——不是被国外的恐怖主义分子而是被我们的美国同胞，他们把毒物带到我们的起居室，破坏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使他们发生性关系，而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在忠贞的婚姻里发生的还很遥远的事情。电视和网络已经被用来腐蚀孩子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这已经到了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于孩子们的道德价值实践已经等于零。这一切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为什么不开设一系列合适的课程来反对传媒对于弱小者道德上的侵害呢？贝内迪克特·格罗舍尔：《平民英雄的十字架》（亨廷登：我们的礼拜日来客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无论我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在痛恨美国媒体对他们的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日本，由于青少年采取他们的西方同辈最流行的方法，传统的性伦理很快就支离破碎了，“性特权朋友”取代了对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感情归依。在拉丁美洲，教育家们正抱怨相同的倾向。很多文章描写了艾滋病正在摧损南部非洲——据预测，患艾滋病的孤儿数量在未来的十年里将达到4千万——但是极少有文章描述这种危机产生的道德根源。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99年11月世界家庭大会上玛格丽特·奥戈拉（MargaretOgola）博士作的演讲，她曾经前往肯尼亚一个HIV呈阳性的孤儿医院。她说在黑人非洲，对于好多代人来说，宗教禁忌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婚外性行为的发生；但是那些部落的性道德标准“因西方社会的影响而毁灭无遗”，这些影响包括安全套的大量销售以及享乐主义的传播，奥格拉博士称之为“好莱坞影响”。引自约翰·霍华德：《为文化解毒》（巴尔的摩：阿玛艾瑞卡出版机构，2001年），第180页。意味深长的是，在乌干达，人们认为禁止婚前性行为和婚姻忠贞很重要，现在这已经成了国家的一项政策。乌干达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功地降低了HIV/AIDS发病率的国家（从1991年的21％降至2003年的6％）。
为了支持计划生育，毫无限制的性自由同样导致了人工流产的广泛应用。人工流产是一个尤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引发争论了。即使那些辩解说人工流产是妇女的合法权益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还是越少越好。我们的国家还能信誓旦旦地声称“我们尊重生命而恐怖主义分子不是”吗？当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结束4000个正在形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教育孩子尊重生命吗？在《让流产更少：治疗国家分裂的良方》里，戴维·里尔登（DavidReardon）通过观察发现人工流产后会出现综合症（忧郁、内疚、梦魇、自我价值的丧失），经过人工流产后的妇女有一半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了这种综合症，这得归因于大多数有过一次流产经历的妇女道德上会产生抵触。戴维·里尔登：《让流产变少：治疗国家分裂的良方》（斯普林菲尔德：橡树果书店，1996年）。超过70％的妇女说她们认为拿掉一个生命是错误的；但是她们选择违背自己的良知是因为她们觉得别无选择。严格来讲，即使常常有人工流产以外的其他选择，妇女们也的确需要有人支持她们，减少使她们不得不人工流产的压力：对临产前的她们和腹中胎儿的悉心照顾；足够的生育后的健康护理；如果她们选择生育，帮助她们养育；母亲的产假；可负担的日常护理；以及宽敞的住房和就业机会。当我们努力工作去满足妇女的需要时，有一些组织，如美国终身女权运动者协会（网址：wwwfeministsforlifeorg）开始要求我们——这么说使人联想起犹太拯救者的研究——发扬宽大为怀的社会道义，同时扩大我们关爱的范围，一直到人类家庭中最脆弱的成员——母体中的胎儿。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显示都是负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青少年的性交和怀孕比例同时显著下降了。“9·11”事件以后，志愿精神大为增强；譬如人类栖身地组织（HabitatforHumanity）报道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志愿者人数翻了四倍。青少年暴力犯罪率下降了，整个社会的暴力事件也减少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地区一位中学校长卡罗尔·迪法尔科（KarolDeFalco）说：“随身携带枪支的孩子数量已经下降；被学校停课的孩子数量也减少了；孩子们对于打架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
这些积极的倾向对我们来说是鼓舞人心的，但我们依然必须密切关注以下事实：大多数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