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战利品论功行赏，就地分赃；冬天，我们自制冰橇、滑板，在冰上做各种竞赛，较量各自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才能。两年里我们玩腻了所有的孩童游戏，弹玻璃球、背三角（叠成的三角形香烟盒）、打皇帝（也有称打包公、打碑）、跳方、抽陀螺、摔泥……
我们开始对大孩子们玩的游戏产生好奇，我们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带锡纸的香烟当作贡品，尾随着他们钻进窝藏着秘密的“老窝”，围在一架抄家抄来的手摇唱机旁抽烟，无数遍听着当时被称作“靡靡之音”的音乐：鸽子、宝贝、星星索、苏联歌曲、广东音乐、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这是我歪打正着接受的素质教育。当时我们也说不出来其中的名堂，就是觉得比革命歌曲好听。还有，我们敢听大人们都不敢听的“反动歌曲”，试看天下谁牛逼！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打群架。交战总是与周边的工厂、农村、学校的子弟在边界地带展开，战争总是不断升级，从仨仨俩俩的拳脚相向到几十人的石头仗，最后发展到械斗，从冷兵器到鸣响钢砂枪。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不能制止，只有双方仰慕的球星出面调停才有和平。这个经验让我深信国家地理地缘政治原始于人之初，通融于游戏。
除了集体游戏，孩子们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投入到玩具和工具的制造上。矿石收音机、小马达、航模、望远镜、车模、渔具、弹弓弩、匕首、钢砂枪、雷管、瓦斯瓶……这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研究性学习”。制造过程中所用的材料、工具、方法都是最原始的，假如拥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市场资源，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折腾出大炮、飞机来。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人们在没条件的时候，贼心贼胆俱全，当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贼却没了。这个“贼”就是隐藏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创造力。看看现在的贼当得是何等的堕落，直接对准成人的钱袋生掏，连指法都不练了。
我似乎是在怀念那段令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岁月。没错，我在讲我个人的经历与体验。
因为就在那个时段，卷入“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的成人与新生代在时间上出现了分形。成人们在愚昧与罪恶的社会舞台上相互倾轧，未成年人却在远离社会规范监控的自然环境和游戏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分形的人群走着不同的生活轨道，也给历史留下了不同的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用血泪写下了“伤痕文学”，“伤痕”划开了深深的代沟，在代沟这边的瓦砾场上，站着拎着板砖的王朔和唱着摇滚的崔健。我认为王朔与崔健留下的是没有伤疤有伤痛的文化原创，是更具代表性的时代符号。
我之所以怀念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让我不能不怀念。这段自由自在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们在好奇心和兴趣的引导下来认识周围的世界，靠尝试错误和冒险来调节自己的行为。相比之下，以后“复课”的岁月乏善可陈，所学的东西名曰文化，多为垃圾，三机一泵、政治学习、阶级斗争、学英雄还要见行动。都是些什么玩艺嘛！怎么没有人来清算这一段历史？搞过和被搞过这种教育的人怎么不脸红？也许大家都觉得学生就得学习，不管学什么也比什么也不学要强。
与现在享受着宠物般待遇的独生子女相比，我也同样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失学后当野孩子的经历感到不幸。
尽管现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比起上一代大大提高，但是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成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为下一代预设了一个自以为安全又能通天的管道，前面撒上诱人的糖果，中计的孩子们爬进去就再也看不到太阳，在迷宫般的专业分支中一脑门子往里钻，直到出口吸到了外面的清新空气，恢复了嗅觉，才发现原来钻的是一个下水道。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是“人造的”，没有自然生态，没有游戏，没有属于孩子的“亚文化”，直接成为“小大人”。可怕的“小大人”！女孩子们急不可耐地化妆成妇女，为什么嘴唇都那么红？那是抹了口红，为什么要抹得血赤呼啦的？因为嘴唇是苍白的。男孩子花钱充大，真当了大人又要做小，上了大学还让老妈陪读。陪读陪考也来潮了，倒！
“好马不吃回头草”，子轩既然被我领出了校门，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么小的孩子，离成人还有好几年，没学上怎么行呀？我脑子里也闪过能否让孩子转学，可是往哪里转呢？子轩上的学校已经是省里重点学校里的重点，再转学只能考虑出省或者出国了。可是谁来当监护人？高额的转学费用或留学费用怎么办？最要紧的是再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望断天涯路，没有路可走了。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的心反倒一下子放宽了。下海吧！老子下海就是现身说法，小子你就跟上学吧！
记得我领着孩子走出校门，太阳把大地照得明晃晃、热烘烘的。路旁挺拔的椰子树为我们支起伞盖，伺候着我们回家。我搂着儿子，心里想感受一下舔犊之情，却不料生出另一种奇妙的快意：给你们腾出一个名额搞创收，偷着乐去吧！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第二章 梦中飞翔第8节 苦命（1）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
子轩从小似乎就和苦命相连。他像林妹妹一样，还在不会说话的年纪，就开始喝中药。
子轩患的是乙型肝炎，病情是在上幼儿园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的。那时我正借调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驻北京从事国家教委主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不在孩子身边。蒙同学的关照，本来准备把子轩送进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全托，不料检查出禁止入托的病症。这个事件一下子打乱了我们预想的生活节奏，也给子轩的身心发展蒙上了阴影。
子轩的病是怎么得的？
起初我们都猜测是他爷爷传染的。子轩的爷爷是个老肝炎，病根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落下的，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小的时候也都被传染上了肝炎。子轩当时让他爷爷奶奶带着，爷爷似乎难逃嫌疑。其实，子轩的病究竟是不是爷爷传染的并无确凿证据，一是爷爷从来单独用餐，二来爷爷的病症是肝硬化，子轩得的是乙型肝炎，得的不是一种病。子轩的母亲断定子轩的爷爷就是传染源，因为她是医院里搞化验的，结论都是术语，显得毋庸置议。在被嫌疑的情况下，爷爷无法为自己辩解，他也从不辩解。那段时间，只要家人提起子轩的病情，老人就避到窗前，久久地向远山凝望。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我们患上肝炎以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与孩子们玩耍，总是遭受歧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常常被小朋友们从游戏圈中剔除，有些孩子简直就像反犹分子一样，追着我们叫喊：“肝炎！肝炎！”那声音就像是高音喇叭失控后发出的尖叫，刺穿耳鼓，直戳神经，以至于几十年过后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刺伤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着回到家中抱着被子默默抽泣。
我们整个家庭已经饱受了肝炎的折磨，现在病魔又沿着血脉延伸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全家人的心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子轩说话晚，三岁还不会说话。每次给这个哑巴孩子喂中药都让家人费力又费心。每当我看着被药汤苦得哇哇乱叫的子轩总是黯然神伤：这只是口苦，心苦还在后面。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本来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健康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他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军工，原先在湖南的一家著名的老军工厂工作。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国家开始部署“三线建设”，他自告奋勇要求去建设大西北，是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登上西去的列车的。一到兰州，那拨人都还带着“大跃进”年代的热情，为国家做贡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紧缺，他不忍心孩子饿着，勒紧裤带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他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送进医院检查，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开始腹水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忠告即使缓过来也活不出五年，抓紧最后的时光好吃好喝少生气，能多活一天算一天……结果他靠着豁达心灵的支撑和全家人的倾心照顾，奇迹般地挺过了病危期，又活了三十年！何等艰难的三十年呵，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外，事业的挫折，世态炎凉，还有捉襟见肘的日子他都忍了，认了。他至死都对全家人带有负疚心情，惟独不见他对自己有丝毫的委屈或自怜。他眼看着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都上了大学，又都成了家，终于盼到了孙子。孙子曾经带给他希望和欢乐，但是很快又化为难言的惆怅。子轩确诊为肝炎后送给姥爷去带了，爷孙从此很少见面。
子轩是在我上大学时出生的。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我们那一茬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龄大，大学上完了接着读研，没有精力带孩子。子轩的母亲也在上学，都在忙着弥补“四人帮”造成的青春损失，找老人帮忙带实属无奈。毕业后本该好好过日子了，但是我的心静不下来。一方面，我已经是大学讲师，教学的主力，但是在学校却分不上房子。平反的“老右”们还都挤在筒子楼里苦着呢，我等小字辈只能排队等，长成人了还要寄人篱下，而且住的是长辈的房子，甚感人生荒唐；另一方面生活还有奔头，可以读博，可以公费出国留学，可以找个好地方调动……能奔为什么不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第二章 梦中飞翔第9节 苦命（2）
子轩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了过来。一来到海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椰风海韵，而是蚊子的热烈欢迎。海南有“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夸张说法，可知海南蚊子的厉害。海南的蚊子并不大，咬起人来却一点不客气，也许是小孩子皮薄肉嫩，蚊子专门叮子轩，咬得子轩浑身没一块好肉。我当时住在海南师范学院的一间平房里，每天晚上照例熏蚊子，我们在灯下放上一盆水，把成包的熏蚊片点燃后就躲出去，回来后水面上总是漂满了一层蚊子。我说有一千只，子轩不信，我愣是一只只数过了一千。生活中这样的苦有很多，但是可以化解，我对子轩说：“我们以后就别熏了，蚊子那么馋你，就拿你当灭蚊器得了。”子轩哭笑不得追着打我，把小手拍得通红。有些苦就难以承受了，比如生活中遭遇到的莫名其妙的歧视。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是个曲调平淡的流行歌曲，在当时的处境下听起来却让人感慨万千。房子房子房子！我需要一套哪怕是最小单位的房子。
在西北师范大学就没房子，调到海南师范学院我要求的惟一条件就是房子，人一进来还是没房子。
学校开始分房子了，打分排队我分到一套两室两厅的旧宅，房子虽然比不上兰州的好，但这是我应得的，我心满意足。原主人一走，我急不可耐地搬进去了。打开门第一件事干什么？该举行隆重的庆典！于是揽过女人来就地正法。
刚把家搬完，总务科来人让我搬出去，理由不告诉我，说是组织决定。撅你个腚呀！我不睬。
院长找来了，令我搬回去。显然是听了汇报。
“屎都拉出来了，怎么又缩回去了？我要是不搬呢？”
“你不搬就强迫你搬！”口气听上去像列宁。
我怒了：“谁敢进我的家我就用斧子劈谁！来——嘛，来嘛来嘛。”我最后用四川话说。
日瓦格蔑视列宁。丫挺的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人，说了声“你等着”，气呼呼地走了。
我等着，斧子就放在门口。
当天没有人来，以后也没人过问，事情就这样了了。
“贱货！非让老子给你们丫的端出黑缨枪来！”
大学老师就是这副德行，因为大学就是那么一副操性。
子轩受到的欺负更是无辜，因为他没有反抗能力。到一个生地方，地头上总会遇到欺生现象，受欺负的所有理由只因为你是个外乡人，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西北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一个小蛮子是个小地头，没完没了地欺负子轩，手段恶劣，居然逼孩子叫他爸爸，不叫就打，打完了还要押着孩子到家里搜钱。我到学校报案，回答说是不算案。那好，不算大家都别算，小蛮子终于让我撞上了。“你叫我是啥？”我想起了真假李逵见面，乐了。小蛮子还挺硬，大概是脚下的土地给他的勇气。两巴掌过去嘴还硬，我还就不信了，怒不可遏，把几年来积攒的怨气都发泄到拳头上，只当练沙袋，一直练到这个可怜的孽障跪地求饶为止。小孽障回去找来一群大些的烂仔声称要玩大的，一盘道，这帮烂仔知道当时名震海岛的前全国散打冠军童德勇是我的江湖知己，惹不起，请我喝酒。喝你大爷！我打骨子里厌恶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就是这个盛产菜狗的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砌起了长城，把原本好端端的人，变成了打边炉的材料。
学校里不该有地方主义，但是，我在大学都避之不及，别说孩子在小学里。
子轩转学到当地算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