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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可能会检点反省我所作所为中的过失，但永远不会为孩子当不上AA鸡而后悔。至今，我一见AA鸡仍会引起条件反射性呕吐反应。子轩也许对他的学生时代有所留恋，但是我敢说这只是在交往方面对同龄人群体生活的感情依恋，必不会是因母校教育的魅力所吸引。
第一章 少年退学第5节 谁无过（1）
我还没找谁算账呢！凭什么要让家长对孩子的未来负“全部责任”？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
退学事件发生后，我不断受到所谓“不负责任”的谴责，亲戚朋友中有人直截了当地指责我断绝了孩子的人生前程，如果孩子因为没学历找不到工作，我应当负全部责任。
说实在的，所谓对孩子的未来负责，恐怕只能在动机、愿望层面使然。我很想承担“全部责任”，如果真有可能负起“全部责任”的话。可惜我没有能力担负这个责任，当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我总不能让时光倒转，从头再来，此时谈论“负责”对当事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好比说，一个当经理的人把老板的生意做砸了，赔得一干二净，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就算欠你的钱，你能把我怎么样？纵然你能把我怎么样了你又能怎么样？口罗嗦，我还没找谁算账呢！凭什么要让家长对孩子的未来负“全部责任”？
我该找谁算账？
找子轩的学校和老师算账？理由似乎不充分。子轩所在的学校好歹是一所省重点，高考成绩在省内名列前茅，如此绩优行情引得当地家长考生趋之若鹜。前面说过当时子轩所在班级有70余人，严重超编。超编一个座位就意味着多收3万元钱，而且许多人想进都进不来，有人想走，校方和老师何必强留。再说，人家也没有开除你，是你自己把孩子领走的。话说到此，似乎责任也不能都推给当事的老师和学校。
问题就在超编这样看小实大的事情上显现。
在我看来，学校超编招揽学生跟卖酒的往酒瓶子里面掺水没什么两样。超编显然会影响教学质量，超额的工作量使教师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管理。刚上初中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展开始突变，另外，中学的学习方式也亟待教师引导，养成自觉的学习习惯。许多耐心细致的学生工作本该教师去做，但教师没有精力去做，于是一股脑推给家长。我们家长是什么人哪？按照市场经济的说法是教育的买方，换句话说是学校和老师的衣食父母。衣食父母是可以随便叫到学校训话的吗？凭什么可以超编？为什么学校对超编的做法心安理得，为什么绝大多数家长对超编现象敢怒不敢言？说到底，根本的问题出在子轩实际接受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教育是国家垄断的卖方市场，既然是卖方市场买方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垄断教育的卖方只须伺候好“皇帝”，用不着伺候“上帝”。不是吗？你们哪个当家长的享受过当“上帝”的待遇了？教育的消费者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遇到不公正待遇的学生及家长有苦没处诉，更不敢轻易退学或转学，因为社会上缺少教育消费者选择受教育的机会，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是采取自认倒霉息事宁人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市场经济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经济领域早已是买方市场，教育依然例外。尽管教育市场上购买力强劲，但就是不允许社会办学力量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展。究竟谁没为孩子尽到义务？我们当家长的把该缴的税缴了，该缴的学杂费缴了，甚至说不出名堂的好处费、小费也都缴了，给孩子义务早已尽到，还叫我们干什么？
基础义务教育本来是国家对国民尽的义务，为每个适龄少年儿童提供社会均等的教育机会。家长的义务是缴纳税费，送孩子上学校，学校要代国家尽教育孩子的义务。可是在中国，国家该担负的责任相当大的部分是由家长分担的。以我们的事件为例，子轩退学后如果还想上一所同等水平的学校，就要多花几万元钱，假使我是纳税人，就等于双重纳税。现实生活中，那些被称为“议价生”的家长以及随工作流动需要将孩子转学的家长无可奈何地缴纳着双重教育税费。为让孩子能上一所条件稍好的学校，往往要支出超出正常工资收入的高额学费。这不是在诱导家长们去走歪门邪道吗？不然我怎么缴得起呀？好歹我还是大学老师，我不去挣分外的钱无论如何也供不起孩子当“议价生”。“议价生”对那些出身在农村或是城市下岗职工家庭的孩子恐怕就无从谈起了。
前些日子，媒体连续报道了几起家庭贫寒的考生高考中榜终因缴不起学费放弃上大学的事件。考上大学本来是件喜事，但是这样的喜事却给一些家庭造成了麻烦，甚至有的酿成悲剧，有人想不通自杀了，自杀者当中有考生也有父母。考上大学的孩子有没有权利上大学？家长有没有义务资助孩子上大学？围绕这些问题互联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生普遍同情学生，家长普遍同情家长。我想为家长们说两句公道话，这并不因为我是家长就偏向，我只想讨个公道。中国的大学不是义务教育，中国的高中也不是义务教育。父母当然没有为子女缴大学学费的义务。上大学是好事，但是当家长无力承担这项投资时强人所难，就失去更大的道理了。实际上，对那些贫困生来说，尤其是农村学生，能上到高中毕业已经让家长应尽的义务超支了，换句话说，孩子上小学、初中本来是国家拿钱的，否则就免谈什么义务教育。可实际上，家长也都没少掏腰包。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显现出城乡国民待遇的不均等。这个社会历史问题让家长来承担显然不合适，让一代人来解决也没有可能。
这里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即教育的潜投入，我更愿意把那些开不出票据的教育实际投入称作教育的“灰金”。中国官方公布的教育经费支出在统计数字上很低，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统计的方法就有问题。你们想想中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内容里孩子的教育经费、家长的后勤劳务以及注意力的支出占多大比重就知道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的教育投入远远高于公布的统计数字，教育经费问题的要害并不是“低投入”，而是低效益。换句话说，给你教育行业投入大钱你也没本事好花。有报道说，去年单是中国民间的出国留学外汇就“流失”了177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教育档次低，就没本事办出高水平的学校来留住外流资金，让这么穷的国民才刚有俩小钱儿就没处花。
第一章 少年退学第6节 谁无过（2）
基础教育在实际运行中，动用了市场经济杠杆。在缺少社会监督机制和职业道德约束的环境中，相当多的学校和教师与灰色收入有染，以至于没有这部分“暗物质”，教育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尽管获取准确的“灰金”数据很难，但是每个家长的心里面都有明细，甚至小学生的心里都清楚。像我这种铁公鸡家长是少有的，遇见麻烦的家长普遍采取“绥靖”政策，不是采用贿赂手段就是硬杵上笑脸讨好老师，就怕自家的孩子吃亏。学校、老师本来都不是歹人，愣是你们当家长的一个劲儿发贱把老师都惯坏了。什么勾当嘛！不就是想把老师的注意力分配多一点给自己的孩子，把别的孩子本该享有的均等的教育机会往自己的孩子身上多追加一分。爱子心情谁没有？为什么都要像做贼一样？我对这样的国产亲情深表怀疑，我宁愿把这种行为视作教育走私。我不相信孩子在如此小家子气的呵护下能出息成胸怀广阔志向高远的人物，就算能洁身自好，甚至能一时出人头地，但是这种带有“原罪”的亲情与爱心教育迟早会把侥幸的幸运儿拖回到原点。
积极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没有，可就是没有人出来处理这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家长，似乎习惯上更愿意私下处理问题，低调者“各人自扫门前雪”，高调者居然还不以为耻地相互间攀比“摆平”“勾兑”或“搞掂”的本事，都不去想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之道。家长处于学校与孩子之间，有着大量的公共事务，其中有许多问题是政府管不到的，本应当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存在，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成立一个家长协会一类的机构？这种公共机构的存在形式相当于消费者协会或工会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当然是西方的那种，中国的工青妇之流根本就不算数。它的基本功能是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另外还应当发挥督学的社会职能，即对学校的办学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
我还知道有相当多的家长，在孩子退学和走“应试教育”之路中间犹豫彷徨，他们能够看到“应试教育”中的种种弊病，但是找不到可以替代应试教育的可行方式，最终“难得糊涂”，无奈顺从现实，随大溜。这些家长往往是有知识、对事对人都不像是糊涂的人。他们明明知道“应试教育”就是现代科举，与时代的发展未来的需求背道而驰，明明知道那些对孩子未来的种种确定性承诺——比如包分配、包就业、包出国之类——是虚妄的，还要慷慨解囊，赞助他们本来在理智上反对的事情，这种装糊涂的心态与其说是承担某种道义不如说是逃避责任，就怕有一天孩子们长大了回头说家长没有献身精神。于是，许多情况下明明是在当冤大头，还要把这种异化的教育行为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孩子！学校更能煽：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孩子，一说到孩子好像所有的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偏要说上一说。
中国的世道变化快，从独生子女的一代开始，本来倚老卖老的文化专利悄然转让给了倚小卖小。愤青不时兴了，奶嘴子是这一代人战斗的号角，从摇篮里叼到大学的校园，有奶就吸吮，没奶就鼓噪。不吹牛逼吹教育，制造条件反射让他们的老爸老妈努力吃草拼命挤奶。
有这么一批考试族，高考的，考研的，考托福的，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式限制，我想一定会出现一个“范进”辈出的时代。这些上进青年向上迎合着主流舆论导向，下面勾结着发行绑票的学校，高举着科教兴国的旗帜在他们的老爸老妈面前呼拉拉地舞动，吓得这一茬下过乡、进过厂的老红卫兵们晕头转向，豁着老命去为子女腐败一把，宰谁一把，没机会损人利己的只好砸锅卖铁四处背债。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盼到高校扩招分数线降低了，大批的赶考难民终于进了大学校门，这时候，那些真正用人的企业发话了：现在的本科毕业生不算人才，在大学都忙着谈恋爱了，接着考吧！这边厢，学校的生意火得不行了，还有哪个行业能像卖文凭的生意这样牛气冲天呢？在书市风声鹤唳一片萧条的景象中，独有专卖教材和考试辅导材料的出版社大红大紫，还要自称是什么什么“奇葩”。这话我是从《教育研究》杂志的一位资深老编的口里听到的，那哥们儿的普通话说得不准，开始我把这两个字听成了jiba，但是觉得搞教育的人不至于如此粗鲁，往好处想，于是想到“奇葩”。“翠花，上酸菜！”谁在说呢？我总觉得不像是东北卡车司机的口气，分明是今天的孔乙己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这算什么公学？这算什么教育？
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不说等着谁来说？
我算是豁出去了，我不仅要让孩子退学，我还要算账。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对那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人，我还是劝其学学癞蛤蟆敬礼——露一手留一手。否则，管你们自诩什么“国家”“义务教育”“事业”“园丁”“灵魂工程师”“花朵”，任你怎样涂脂抹粉我等消费者就是不把你们丫的当大房。
我孩子的未来就不用别人来瞎操心了，谁要是有工夫还是多操心操心教育者也需要受教育的问题，我要拷问那些自诩为教育者的合法性究竟是谁给的？你们哪个屁股是干净的，又有哪个是无辜的？
我相信孩子退学之后的生活不是真空。上帝在黑暗的夜空中撒下星斗，在人的心底安放着良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书有的是，还有更好的无字书。
第一章 少年退学第7节 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
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我经历过没学上的日子，胆小怕事的人们，还是让我来说出你们暗恋又不敢说的真实的感受吧。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学了。大孩子们在毛主席的鼓动下搞“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打砸抢、斗走资派，小孩子整天价就是玩。我那时才上小学五年级，比子轩退学时的年龄还要小。
停课的两年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年。春天来了，我们自己动手糊风筝，上房揭瓦掏鸟窝；夏天我们整天价泡在黄河里，戏水垂钓，在河滩的回水湾石缝里摸鲫鱼；秋天瓜果成熟，我们集体配合行动，白天“观敌阵”，讨论研究“作战方案”，夜里偷摸老乡的瓜果，得手后大家围着战利品论功行赏，就地分赃；冬天，我们自制冰橇、滑板，在冰上做各种竞赛，较量各自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