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何智丽- 第7部分

　　后来，在新德里发生的那场风波，果真如孙梅英所预料的那样：领导要何智丽让球；领导要何智丽表态；何智丽真打之后，领导要何智丽检查。

　　何智丽呢，按照早在出发之前就已与孙梅英商定的策略，一步步对付：先是明确表态不让球；不得已，口头答应让球；上场后真打，打掉管建华；一举击败梁英子……何智丽真的夺得了世界冠军，孙梅英真的为她顶住了沉重的压力。孙梅英这位正直的全国人大代表，仗义执言，终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使何智丽摆脱了困境……何智丽说冠军有一半是孙梅英给的，这话是她的肺腑之言，孙梅英确实是她的“后台”。没有孙梅英作为她的坚强后盾，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独木难支。

　　孙梅英早已功成名就，到了眼下的年龄，该是马放南山，安享晚年之乐了。她所担任的只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顾问。在中国，顾问往往是“顾而不问”的荣誉性的虚衔而已。何况，何智丽不过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名队员，与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工作关系。

　　孙梅英为什么甘于冒那么大的风险呢？　

　
　
　
第三章　乒坛女帅鼎力相助
　　孙梅英也来自上海

　　最初，我只以为孙梅英是何智丽的教练。渐渐地，我意识到孙梅英在“何智丽风波”中的分量。这样，为了仔细了解“何智丽风波”，我不能不先深入了解孙梅英其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千里迢迢，我从上海前往北京，来到体育圈的宿舍群。打听哪楼哪门挺费劲，我一问孙梅英住哪里，路人皆知：“喏，那儿就是！”

　　事先，何智丽告诉过她我要去采访，所以一见面，省去了寒暄的程序。她中等个子，穿着球衣，依然是运动员的风度，只是额头深沟浅糟，意味着她上了年纪。

　　她知道我从上海来，便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我交谈。她烟瘾甚重，一根刚熄又点燃了另一根，牙齿都熏黑了。

　　她的祖籍浙江宁波。后来，祖父到上海双龙洋行工作，便迁来上海。一九二九年，她出生在上海，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孙梅英家住上海南市，她家一向跟乒乓球无缘。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后，孙家避难到租界。八岁的孙梅英转到上海温州路、新闸路口的涵德小学上二年级，她头一回在学校里看到乒乓桌。

　　她吵着要父亲给她买乒乓球拍和乒乓球，从此打乒乓入迷。

　　家里买了“大闸蟹”，原是她最爱吃的，如今匆匆咬几口，连手都来不及洗，跑去打乒乓了。

　　她家门口是小菜场，收市以后，她在肉案上打乒乓。

　　她在储德中学上初中时，球艺已不错。有一回，她通宵未归，急煞父母。清早，她得意洋洋挟着球板回家，哈哈笑道：“昨天夜里‘摆大王’，跟十几个男同学轮流打球，说好不输不下台。我一直没有输，当了十个钟头的‘大王’。后来他们都被打得吃不消了，这才收抄…”学校里的男同学不是她的对手。她听说大上海电影院附近的宁波同乡会里有乒乓桌，想到那里“摆大王”。她不是会员，进不了门，便到父亲那里要了包香烟，往宁波同乡会看门人手中一塞，也就进去了。她在那里“厮杀”。

　　她在道中中学上高中。那是一所女子中学，学校里没有乒乓桌。孙梅英到八仙桥一家私人乒乓房（今工人文化宫附近）去打球，每一回八角钱。在那里，连男青年都抵挡不了她的抽杀。

　　一九四六年，十七岁的孙梅英在那里遇见了蔡秀娱。老板对蔡秀娱说：“蔡小姐，这个小囡打球打得不错，你跟她打打看！”

　　蔡秀娱比孙梅英大七八岁，广东人，乒乓球名将。那时候，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乒乓球名手，大都是广东人。因为中国最初的乒乓球中心是香港，由香港传人广东。

　　蔡秀娱朝满脸雅气的孙梅英瞟了一眼，鼻孔中发出“哼”的一声，穿好高跟鞋，橐橐地走了，连头也不回。

　　孙梅英下了决心：“非赢你不可！”

　　果真，一年之后——一九四七年，上海《新闻日报》爆出一条“冷门”体育新闻：《小将孙梅英显威风，气走老将蔡秀娱》。

　　当时，孙梅英十八岁，无名小卒罢了，竟然以三比零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军蔡秀娱，人们对这位小丫头刮目相看了。这是孙梅英的大名头一回上报纸，从此她开始崭露头角。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既然孙梅英在上海选拔赛中出线，当然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可是，那个道中中学校长却不准她请假，以为女子中学的学生以读书为本分，何必去打什么乒乓球？倘若孙梅英不来上课，以旷课论处。

　　孙梅英不理这个茬，照样参加集训。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孙梅英力挫群芳，与香港选手林镜兰争夺冠亚军。已经二比二平，进入最后一局，打得难解难分，打到了九平（那时每局十一分定胜负）。在这关键时刻，林镜兰毕竟比孙梅英大七八’岁，沉得住气，而孙梅英一着急，连失两分，屈居亚军。

　　孙梅英领到一个电冰箱那么大的奖杯，全家乐不可支，学校也轰动了。校长不再提“以旷课论处”，而且在教育部督教来校观察时，特地介绍孙梅英道：“这是我校培养的全国女子乒乓亚军。”

　　孙梅英一听“我校培养”四个字，鼻子都气歪了！

　　十九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曾为中国的“乒乓强国”地位苦苦拼搏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她是一员“武将”，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没多久，她还是打乒乓去了。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门票五分，观众大约千把人。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竟谈起恋爱来。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一九五三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初出茅庐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名女子选手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越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第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得不好。结果，中国女子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级第六名。

　　一九五七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大振，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名，从此确立了中国“乒乓强国”的地位。在这一次次苦战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三十二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一九六三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四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六届世乒赛！这时的孙梅英已经三十四岁了，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短短两个、来月，她的体重一下子从六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多公斤。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下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挂拍退役，而当年孙梅英以三十四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一九六六年的这一天正式发动的。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无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姜永宁和哥哥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后来香港《星岛日报》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三百港市，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职工去打球。一九五二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来。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三人为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人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十六日便含冤自杀。当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六月二十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受牵连，也遭隔离审查。炎夏的一个夜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色”看看。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掉了也不顾。打手们紧追，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了一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浩劫。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一九七零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来：“孙梅英呢？孙梅英怎么样啦？”

　　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关心着她

　　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我问她见过周总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只是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去的时候，要带粮票，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六十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莱烧肉对孙梅芙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周总理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松崎曾对孙梅英说：“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