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这些闹剧，尽管编剧技巧极其拙劣，演员的化妆极其丑陋，台词的
提示极其直白，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思想的（‘看来仍然是巨大的成功。但是
如果没有（国外）记者被允许参加公审，那就意味着公审还要被降低两个档次。
西方记者倒是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克格勃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亚基
尔和克拉辛都对着摄影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克拉辛的转变是如此的
剧烈，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甚至都错误地认为他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在中心，这次公审被认为是一次重大胜利。亚基尔和克拉辛的专案官员因为受
到上级的赞扬而洋洋得意，他们在克格勃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L 发表了一篇自
我表扬的文章，介绍“周密筹划的审讯被告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卧底“经过深刻
思考在狱室中巧妙地感化被告的方法”，并解释这两者是如何结合起来“造成了本
案听证会上出现的积极效果”。
但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却仍然逃脱了克格勃的处罚。当对亚基尔和克拉
辛的审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就公开指责美国以缓和东西方关
系为名对苏联做出让步的行为，从而加大了他们斗争的赌注。9 月17日，萨哈罗夫
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会支持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反对给予苏
联最惠国待遇直到苏联停止对移民的限制：这个修正案并不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内
政的干涉。它只是为了维护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就不可能有相互信任。
《华盛顿邮报》用大写字母刊出了萨哈罗夫的这封信。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封
信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该修正案，尽管当时尼克松政府极力反对这个修正案。
可以想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极为愤怒。勃列日涅夫荒谬地指责萨哈罗
夫的这封信“不仅仅是反国家和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而且是一次托洛茨基主义行为”。
他宣称他们忍受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行为的时间已经实在太长了：“我们
应该一开始就制止他们。”为确保政治局其他成员对这件事的一致愤慨，已经成为
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安德罗波夫提交了一系列带偏见的情报报告。安德罗波夫宣称，
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已经加紧了向反动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兜售他们的效忠的行动”，他们已经被西方情报部门利用或者干脆就与西方情报部
门串通在一起了。1974年2 月7 日，安德罗波夫又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法令草案，
要求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同时，他还亲自给勃列日涅夫
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个人信函，暗示说如果这个法令不能通过的话，党内及军内将
产生强烈的不满：我们无意破坏国际关系，但我想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不能再拖
了，否则将在我们国内产生极坏的后果。
这次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2 月二日，
政治局正式批准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建议‘。三天之后，索尔仁尼琴被克格勃官
员强制送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转
过身对着自己的祖国深深鞠躬，因为他可能再也看不到这块故土了。
到法兰克福后，索尔仁尼琴又转机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在市中心租了一套房
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克格勃在瑞士比在苏联时更容易打入他的周围。在国
外，索尔仁尼琴发现自己比在苏联时更难区分陌生人中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克
格勃利用索尔仁尼琴对“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的同情心，很快就用捷克移民中的
捷克特工取得了他的信任。第一个赢得他的信任的是出生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安
全与情报局官员瓦莲京娜。霍卢博娃。虽然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并没有记载她与
索尔仁尼琴第一次会面的经过，但是她似乎是在索尔仁尼琴到达苏黎世的第一天就
手捧一束玫瑰和丁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声称自己来自梁赞（索尔仁尼琴曾在那里
当过中学教师）。她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古老的梁赞谚语，并说这束丁
香花就是想提醒他，每到春天梁赞的丁香花就会盛开。至多不过几个星期，霍卢博
娃和她的丈夫弗朗齐歇克。霍勒布博士（另外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特工）
就成功地成了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的非正式顾问，瓦连京娜同时还成了他的兼
职秘书和发言人。
1974年3 月，霍勒布夫妇带着索尔仁尼琴去离苏黎世不远的普费菲孔村的一个
画廊参观艺术家露西姬。拉多娃的画展。该画廊属于一位捷克移民奥斯卡。克劳斯。
当克劳斯告诉他自己也曾经是一名被关在捷克监狱中的政治犯后，索尔仁尼琴
紧紧地拥抱了他，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霍勒布夫妇紧接着就将他介绍给了年轻的
捷克作家托马什。热扎奇（代号雷波），这位作家也是一位捷克安全与情报局官员，
并已伪装成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渗透到了移民社团中。后来索尔仁尼琴同意让霍勒布
博士主持，由七位翻译家将《古拉格群岛》翻译成捷克文出版，同时热扎奇将翻译
索尔仁尼琴1949年在狱中写成的长篇叙事诗《普鲁士之夜》。
过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白卫军及托派领导人自己最信任的顾问
中不知不觉地混进了苏联间谍。而在战后，索尔仁尼琴则是这个长长的著名苏联移
民的名单中最近一个遭此厄运的人。霍勒布和热扎奇翻译索尔仁尼琴的叙事诗的做
法无疑令中心颇费了一些思量。但是：雷波翻译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作品在行动策略
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他不能拒绝翻译任何反苏联的作品或者试图减轻作品中的语
气，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会失去索尔仁尼琴的信任，而且这些作品也总会有人翻译。
由于“蜘蛛”（索尔仁尼琴）案件非常重要，对雷波的指示都是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国外情报处处长赫拉迪克以及他的助手多维恩经与克格勃协商后亲自
下达的。
霍勒布夫妇及热扎奇提供的情报使得克格勃可以监控索尔仁尼琴与其在苏联境
内的支持者的联络，以及他在西方的活动。5 月2 日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报告
说：索尔仁尼琴正在酝酿旨在颠覆苏联的活动计划。
在苏黎世，他特别与瑞士的捷克移民代表建立了联系，并试图通过这些人的帮
助将他的作品和其他反苏材料非法带入苏联。在一次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的讨论中，
索尔仁尼琴说，他将来的活动将服从于“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的利益。
按照惯常习惯，安德罗波夫没有指明情报的来源，特别是他没有向政治局指出
与索尔仁尼琴谈话的主要移民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工。7 月24日，
安德罗波夫报告说，索尔仁尼琴已经建立了一个“俄罗斯社会基金”，用他自己的
稿费来“帮助那些被关押在苏联集中营的政治犯的家人”。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
安德罗波夫对在流放中的索尔仁尼琴的影响作出了歪曲的评估。他告诉苏联政治局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后，西方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小了。”可
是就在这个时候，《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仅其平装本在美
国的印数就达200 万册。克格勃对索尔仁尼琴的歪曲评估，像对其他目标的评估一
样，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各情报站都向中心报告总部最爱听的内容。第二，
安德罗波夫只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他想让它听到的内容。1974年夏天，他强调了
驱逐索尔仁尼琴决定的正确性，但是对他的作品在西方十分畅销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1974年9 月19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庞大的旨在低毁和骚扰索尔仁尼琴及
其家人并切断他与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的“综合计划”（第5 ／9 －16091
号计划）。一位在处理“蜘蛛”案件上十分有经验的克格勃五局官员被派往瑞士长
期指导一系列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克格勃还发行了一系列低毁索尔仁尼琴的书
刊，其中包括一册以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位夫人纳塔利亚。列舍托夫斯卡妮的名义发
表的、但其实主要是由A 局撰写的回忆录。1975年，热扎奇突然带着《普鲁士之夜
》的书稿离开了苏黎世，直奔莫斯科并开始撰写一部旨在破坏索尔仁尼琴名誉的传
记。不久之后，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他从到达苏黎世起就一直非常信赖的霍勒布夫妇
也背叛了他，于是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安德罗波夫下令不断散布索尔仁尼琴周围
的人都是克格勃特工或是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欺骗他的谣言，以便在“蜘蛛”与他周
围的人之间形成一种不信任和怀疑的气氛。“
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计划还包括，通过不断威胁他的孩子及寄送一些似乎是装有
炸弹的可疑的盒子“在其家中制造紧张气氛”。萨哈罗夫的家人也受到了类似的骚
扰。就在叶莲娜。邦纳要进行眼部手术之前，他们收到了眼球被挖出眼窝以及其他
一些十分恐怖的眼部伤残照片。1974年的圣诞节他们又收到了大量的车祸、脑部手
术以及头部植有电极的猴子的照片。索尔仁尼琴对《时代》杂志称，所有这些威胁
‘都来自同一个组织——克格勃“。
克格勃针对流放到瑞士的索尔仁尼琴的行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克格勃赋予
了这项计划极大的重要性并倾注了大量精力。1975年针对索尔仁尼琴和与他合作的
移民杂志《大陆》将要展开的“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是在1974年底经克留契科夫，
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他们分别领导克格勃国外情报局，第二总局和五局）三人
批准的。这项计划分为19个部分，仅前三个部分就包含了二十几种不同的敌对行动。
设在柏林、日内瓦、卡尔斯霍斯特、伦敦、巴黎、罗马和斯德哥尔摩的情报站
都参与了这一“特工行动措施计划”，此外，还筹划了一系列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
报站共同实施的联合行动。1976年7 月，由克留契科夫，格里戈连科和博布科夫三
人联合提议的、更多的“积极措施”计划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批准。
骚扰索尔仁尼琴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瑞士报纸报道称，索尔仁尼琴曾要求
警方的政治保护，但是警方却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克格勃在苏黎世对他的骚扰至少
是他下决心于1976年搬到美国的原因之一。自从两年前被驱逐后，索尔仁尼琴就失
去了一些以前作为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所享有的非常高的威信。西方对苏联恶
行的漠不关心，使他感到非常灰心。于是他开始指责这个他并不完全理解的西方道
德沦落，有时甚至是用一种夸张的预示灾难的口吻。在弗蒙特定居后，他便躲进了
自己8 英尺高、安有尖刺的围墙内，在那片50英亩的土地上过起了真正的隐居生活，
致力于撰写一系列描写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的历史小说。
索尔仁尼琴的隐居生活（偶尔也外出参加一些活动，如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
典礼上致词或正式发表一些有关东西方问题的见解）也许确实使克格勃停止了像在
苏黎世那样对他周围的渗透活动。在此之前，安德罗波夫于1975年8 月23日批准了
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和五局局长博布科夫联合提出的命令草案（第150
／S －9195号），把派至少一名苏联特工渗透进索尔仁尼琴的亲信圈当成针对流亡
者的行动的首要任务。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之后，纽约情报站KR线官员L。G。博尔博
肤科就受命负责针对他的行动。虽然设计了很多“积极措施”来低毁索尔仁尼琴的
声誉，并使他和其他流亡者牵连在一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个特工取得过
他的信任。
尽管没有能够对索尔仁尼琴在弗蒙特的堡垒进行渗透，但是到了70年代末这位
著名作家的名誉在西方迅速下降似乎令克格勃十分满意。1978年夏天，克格勃第一
总局和五局在克格勃首脑和苏共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安排放映了索尔仁尼琴在哈佛
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的录像。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时刻。在此之
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一群听众集合起来听一位主要的反苏人士的演讲。在哈佛广场
上，哈佛的学子们不顾小雨打湿他们的毕业礼服，聆听索尔仁尼琴述说着一个不折
不扣的“痛苦的真相”，而此刻莫斯科的要人们也在倾听他的演讲——而且很可能
听得很专注。索尔仁尼琴谴责西方那些习惯于沉默和无为的人们实际上成了共产主
义制度的“帮凶”，使那些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倍受折磨。西方人被实利主义
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腐化，在精神上已经十分贫穷：“250 年以前，现在想来好像
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美洲，个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没有其他目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满足他自己突发的奇想……”虽然在哈佛广场的许多人都对此有所怀疑，有些
人情绪甚至还十分激昂，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惯例对索尔仁尼琴的致词给予了热烈的
掌声。
放映完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录像后，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和五局的官员还作出一些
评论。虽然米特罗欣简短的记录中只有他们的结论，但他们很可能引用了《纽约时
报》和《华盛顿邮报》对索尔仁尼琴所谓的“痛苦的真相”充满敌意的评论。《纽
约时报》的社论作者认为，“索尔仁尼琴先生的世界观比那种在他看来令人愤怒的
随遇而安的精神危险得多”；而《华盛顿邮报》则谴责他“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完
全错误的”。克格勃的评论者们都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反动观点以及他对美国生活
方式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疏远了他的美国听众，而‘这一点无疑将对他在西方人眼
中的威信以及他在反苏宣传中的利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