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对数位选错了对象的作家进行毫无结果的监视之后，1964年一名隐藏
在莫斯科文学界，代号为叶菲莫夫的克格勃特工报告说，一位名叫尤利。丹尼尔的
作家拥有“反苏材料”。而就在同时，驻雅尔塔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报来了另外一名
特工的报告称，“仅凭他的一份手稿，丹尼尔就可以被判人狱15年”。通过对丹尼
尔的监视，克格勃很快就发现了西尼亚夫斯基。1964年5 月，中心展开“追随者”
行动，以图获得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是在西方大量出版“反苏”作品的作家的
证据，并力图发现他们藏匿书稿的地方及其偷运书稿出境的方法。在克格勃的策划
下，西尼亚夫斯基被他所供职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安排离开莫斯科去出一趟公
差。
在他离开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的住所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并安装了窃听装置。
然而搜查丹尼尔的住所并在其中安装窃听装置则遇到了一点困难。丹尼尔住在列宁
大街85号，这是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还与别人共用一个厨房。据报告称，“他
的家人，他的一个朋友和一条狗成天都在他家里。”最后，一名克格勃官员假扮成
一位邻居的亲戚成功地在这套公寓里呆了一段时间，并伺机制作了钥匙的蜡模，为
以后进行彻底的搜查创造了条件。 “追随者”行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取得了重要结果。虽然克格勃没有足够的
证据，但却得出结论认为，西尼亚夫斯基最初是在一位前法国海军武官的女儿埃莱
娜。扎莫伊斯卡的帮助下将他的作品偷偷送到西方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西尼亚
夫斯基是在埃莱娜。扎莫伊斯卡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认识她的。1965年夏天，克格
勃截获了一封署名“阿尔弗雷达”的寄给西尼亚夫斯基的信，但是没有回信地址，
信中邀请他在莫斯科的布加勒斯特饭店见面。在发现“阿尔弗雷达”就是阿尔弗雷
达。奥库蒂里耶——埃莱娜。扎莫伊斯卡的一位朋友之后，克格勃希望在西尼亚夫
斯基向阿尔弗雷达交付书稿的时候抓住他。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都被克格勃置于
24小时不间断监控之下，同时克格勃还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当场抓
获奥库蒂里耶女士。尽管监听了奥库蒂里耶女士访问西尼亚夫斯基公寓时的情况，
并对他俩后来在地铁的大虾车站附近的会面进行了录像，但是这个行动小组并没有
发现任何交付书稿的举动。而且令克格勃十分失望的是，9 月8 日在苏波边境检查
奥库蒂里耶的行李时也一无所获。对奥库蒂里耶的长时间的审问也毫无结果。克格
勃企图说服奥库蒂里耶女士承认“捷尔兹”的真名就是西尼亚夫斯基，但也没有成
功，反倒让奥库蒂里耶女士认识到克格勃手里并没有掌握什么真凭实据。
在奥库蒂里耶刚刚获准离开苏联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就遭到了逮捕并被
送进了莫斯科的列弗托沃监狱。审问当中，两人都承认在西方用笔名出版过作品，
但否认这些作品是反苏的。而且他们也都不承认扎莫伊斯卡女士曾经帮他们把书稿
偷运出苏联。就在他们两人被捕之前，克格勃的一份报告称，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
尔怀疑所有他们新认识的人，生怕他们可能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但是，在列弗托
沃监狱，西尼亚夫斯基却中了克格勃最老套的一种圈套。一个代号为米哈伊洛夫的
卧底（也许就是特工格利。费奥多罗维奇。瓦西里耶夫）被送进了西尼亚夫斯基住
的那间四室，并成功地取得了他的信任。就在米哈伊洛夫＊月份被“释放”之前，
西尼亚夫斯基请他帮忙给妻子带去一系列的记号和密码，这样她来探监的时候他们
俩就可以进行秘密的交流。米哈伊洛夫的情报及对西尼亚夫斯卡妮与丈夫会见情况
的监视提供了关于“追随者”行动的档案所谓的“关于西尼亚夫斯基的联络情况的
重要材料”。在他的联络人中，最重要的就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图书馆馆长安德烈。
雷米佐夫。
在审问中，雷米佐夫承认曾经用“伊万诺夫”这个笔名在西方出版了剧本《火
星有生命吗？》以及1964年在《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俄罗斯良心的美国
苦责》。他还承认在一次去法国的时候，曾经将西尼亚夫斯基的一份书稿交给了埃
莱娜。扎莫伊斯卡。刚开始的时候，克格勃的计划似乎是要将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
斯基、丹尼尔一道审判。但是当雷米佐夫试图自杀后，这个计划不得不有所改变。
克格勃决定主要利用雷米佐夫充当检举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证人。而对他
的案件则另案处理，并且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不得不对他进行24小时监视。为了
阻止雷米佐夫与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妻子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两人曾经试图说
服雷米佐夫不要提供任何证据，文化部将他送往库尔斯克和图拉执行所谓的“公差”。
在那里，他还是被置于24小时的监视之下，直到审判当天。而通过对丹尼尔妻
子的跟踪，克格勃发现她正在收集档案材料，并准备在审判之前将这些材料在西方
发表。
于是克格勃成功的在她的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这名特工装扮成一位同情她的
遭遇的西方商人，只不过他并没有将那些档案交给西方，而是交给了克格勃。
虽然早已有很多苏联作家因为非正统观念，而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
下就受到了迫害，但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却是第一起仅仅因其作品而被送上法
庭的两个人。官方称1966年2 月的这次审判是一次公开审判，两位被告都“充分‘
享受他们的权力。正如《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的，”这些权力包括被当局一手挑
选的近70名听众嘲笑的权力……以及只听诉讼方报告案情的某些细节，而被告方的
有关人员因为没有通行证而不能进人’公开法庭‘辩解的权力“。但是这些事先安
排好的程序却因为被告的不合作而被打乱了。与其他苏联传统的公开审判不同，西
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既没有承认有罪，也没有表现出悔过。
尽管有事先安排好的“听话的”听众，但是整个起诉显然还是被被告的勇气和
口才所破坏。西尼亚夫斯基揭露这起诉讼案从一开始就是在混淆是非，把虚构的文
学作品中的观点与作者本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中途被打断之前，他也提及了安装在
自己住处的窃听器。而公诉人，不顾自己思想的混乱以及对法律的理解的模糊，最
后竟然十分可笑地指责他们两人的作品：“它们给最神圣、最纯洁的事物——爱、
友谊和祖国——抹黑。他们作品中所描述的女人都是怪物和婊子，而男人则都十分
放荡。”但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还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
里进行颠覆活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现今这个时代
尤其严重，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正在加剧，国际反动势力的宣传机器与情报
机构串通一气，正高速开动起来，用极端虚无主义毒害我们的年轻一代，不择手段
地把它们的触角伸入我们的文化领域……
结果，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劳教7 年而丹尼尔被判5 年。
官方宣布要公布审判记录，却始终未见公布，这更加说明这件案子的证据非常
不充足。但是，被告的支持者们收集整理的一份非官方记录却在西方发表了。为了
对那些因为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而走到一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渗透，中心
挑选了两名年近30的特工——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传科诺戈（代号达诺夫）
和他的妻子叶连娜。季莫费耶夫娜。费奥多罗娃（代号达诺娃）。传科诺戈报
告说，在西方出售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录是克格勃的特工，企业家尼古
拉。瓦西里耶维奇。季亚科诺夫（代号果戈尔）安排的。此人曾供职于《消息报》
社驻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分支机构。据传科诺戈的一名内线称，季亚科诺夫是一
个“真正的胆大妄为的人”，他买卖外汇，还把苏联的抽像派画作和没有出版的文
学作品卖给西方商人。
虽然克格勃显然认为起诉季亚科诺夫将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经过
长时间的调查后，1968年1 月，它还是将编辑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记
录及其他文件的四名年轻人推上法庭进行审判。这四个年轻人分别是：亚历山大。
金茨堡，尤利。加兰斯科夫，阿列克谢。多布罗沃尔斯基和藏拉。拉什科娃。其中
金茨堡和加兰斯科夫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地下出版物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对他们的审
判程序与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程序如出一辙。旁听审判的听众也是经过克
格勃挑选的，而且禁止被告要求传唤证人进行对证。两个主要的被告全茨堡和加兰
斯科夫这一次也拒绝与这种装模作样的公审合作；他们俩分别被判5 年和7 年劳教。
受这些被告在审判时的勇气及西方媒体的鼓励，丹尼尔的妻子拉里莎。博戈拉兹和
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向国外记者发表了一份谴责这些审判的激
情洋溢的声明，并要求记者们“尽快出版并且通过电台播出”。后来，传科诺戈报
告称，1969年莫斯科红场的那场针对苏联军队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小规模游行示威
也是拉里莎。博戈拉兹组织的。这一次，利特维诺夫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劝阻
过她，但当她坚持要干下去时，他们中只有10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可以想见的是，
克格勃驱散了这次游行并且逮捕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
那个时候，最令苏联当局担心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克格勃给他的代
号是“蜘蛛”）还没有遭到被逮捕的厄运。这其中他的名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描
写劳教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使得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
个默默无闻的数学、物理老师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经赫鲁晓夫亲自同意，这
本小说于1962年出版。1965年9 月，在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之后不久，在对
莫斯科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的一次大扫荡中，克格勃发现并查收了索尔仁尼琴为安
全起见保存在朋友家里的书稿。克格勃向苏联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这些书稿证明
“索尔仁尼琴沉溺于带有政治破坏性的言论并且散布谣言”。但克格勃主席弗拉基
米尔。谢米恰斯特内和公诉人罗曼。鲁坚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世界知名作家。
最后只得把索尔仁尼琴的书稿交给作家联盟，而作家联盟在18个月内也没有像他们
所希望地那样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任何责难。等到1967年3 月，当苏共中央委员会再
次提到这件事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将他最新完成的新小说《癌病房》送到了西方，
而且他关于劳教生活的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也即将完稿。在苏联中央委员会内
部，19 67 年夏天接替谢米恰斯特内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提出应该采取
“果断措施”
来制止索尔仁尼琴的“反苏活动”。
在他生命的最后门年中，安德罗波夫一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领导层中
最大的敌人。在出任克格勃主席的第一年直接参与镇压匈牙利起义的经历以及有关
“布拉格之春”的间接经验，都使他确信，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主要威胁之一来自西
方主使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敌人对反革命分子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破坏活动，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反苏联和其他的敌对组织，
并企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就是明证……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一个新的克格勃五局来监控并镇
压各种持不同政见者。该局内还专门设有一些部门来监视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民
族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犹太人。
索尔仁尼琴越来越成为困扰安德罗波夫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颠覆分子在1970年
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促使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
备忘录附有一份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草案，鲁坚科也
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分析索尔仁尼琴的材料与他的作品，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
出结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政治敌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后，索尔仁尼琴如果还继续在苏联居住的话，他的地位将更加巩固，并使得他能
够更积极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能够说服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勃列日涅夫更赞成其亲
信、内务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的反对意见。这位部长在1971年秋天提出，应该争
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起诉他：“我们高级领导人中的某个人需要和索尔仁尼琴坐
下来谈一谈，需要把起诉在他嘴里留下的尖刻口吻去掉。”勃列日涅夫在谢洛科夫
的备忘录中的一些评论下面划了线——显然是表示赞成的意思——而这份备忘录对
安德罗波夫来说则无异于诅咒：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以前
在对待这些文艺界人士方面的错误……“索尔仁尼琴问题”是那些管理文学界的人
造成的，他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公开处
死我们的敌人，而应该靠拥抱令他们窒息。
从此之后，安德罗波夫就开始对付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指
控谢洛科夫犯有贪污罪，但是在审判之前，谢洛科夫就自杀了。
在1971年秋天的时候，安德罗波夫知道自己是不能公开反对勃列日涅夫所同意
的事情的。但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1972年3 月，安德罗波夫提供了更多的“不可
辩驳的”证据来说明索尔仁尼琴“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苏联政府为敌的道路并
且不顾一切地斗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