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绝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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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绝密档案-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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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情报站的情报来源却仅限于隐藏在新闻机构和外国使馆(特别是阿根廷和尼加拉
瓜)的间谍和关系。而华盛顿情报站站长费克利索夫发回莫斯科的一些情报根本没
有事实根据。他没有能够渗透进“行政委员会”(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班子)了解
到他们的密谋策划。从10月16日到危机结束的这13天里,肯尼迪最亲密的顾问们每
天都要在内阁会议室碰头,一起开会研究。在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克格勃第一
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多次在费克利索夫发回的电报上轻蔑地批示:
“这份报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信息。”
    导弹危机期间,克格勃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也反映出克格
勃主席的局限性。1961年12月,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接替相当有影响力的谢
列平,当上了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特内没有谢列平那么能干。他对情报工作可以
说是一窍不通而且对这个新职位也没有兴趣,接受这个任命只不过是迫于赫鲁晓夫
的压力。赫鲁晓夫曾明确表示,任命谢米恰斯特内主要是为了确保克格勃在政治上
忠诚,而并不是希望他能为外交政策提供什么有益的建议。在米特罗欣记录的克格
勃档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谢米恰斯特内能像他的前任谢列平那样忠实地贯彻
执行赫鲁晓夫针对“主要对手”的野心勃勃的大战略。在整个导弹危机过程中,谢
米恰斯特内从未和赫鲁晓夫见过一次面,也没有被邀请出席过一次主席团会议(主
席团是扩大的政治局,在过去十年中,它是苏联最主要的决策机构。)
    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要求克格勃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
评估,克格勃也没有主动向他提交过此类的分析。作为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萨哈罗夫
斯基似乎对美国的政策没有任何深刻的理解。虽然他显然是个苏联模式下的有能力
的官僚,但他对外部世界的亲身体验仅限于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萨哈罗
夫斯基总是一脸忧郁,对此他的下属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
    在政治上绝不能犯任何错误也是他承受的压力之一。第一总局很少对什么事做
出评估,除非是应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或主席团的明确要求。第一总局所谓
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涉及某些问题的情报做出摘要,而且通常都避免做出任何结
论,因为这些结论与上级的判断相左。处理导弹危机的最高权威是赫鲁晓夫,而不
是主席团。在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和他的前任斯大林一样,既决定苏联政策,又
是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
    在导弹危机的最后阶段,情报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10月25
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表示,为了解决危机,苏联最终可能需要拆除部署在古巴的
导弹,以此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但当时赫鲁晓夫还没有下决心提出这个建
议。由于总情报部提交的一份关于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进人核戒备状态的情报,25
夜间,赫鲁晓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原先赫鲁晓夫一直希望能维护苏联人的面子,
力争让美国拆除在土耳其建立的导弹基地,作为对苏联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的回报。26日早上,由于错误地担心美国可能马上就会对古巴发动侵略,赫鲁晓夫
口头上向肯尼迪发出了和平呼吁,话说得有些漫无边际但同时又充满个人感情色彩。
    他只要求美国保证古巴领土完整,但只字未提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仅仅
一天之后,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10月27日,赫鲁晓夫确信美国不会立即入侵古
巴,于是他再次致信肯尼迪要求美国必须拆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
    此后不久,显然由于指挥环节上的失误,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击落了古巴上空
的一架美国U -2 侦察机并击毙了驾驶员。这下赫鲁晓夫可乱了手脚。而有关肯尼
迪将在10月28日下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消息,使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会宣布对古巴
发动进攻。于是赫鲁晓夫做出了妥协,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单方面从古巴撤出
“苏联的一切进攻性军事力量”。为了确保肯尼迪能及时得到这个信息,赫鲁晓夫
命令莫斯科电台广播他的决定。
    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后时刻向美国屈服的耻辱导致了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
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变中下台,而接二连三地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渗透以
及苏联间谍叛逃至中央情报局的事件,更令中心脸上无光。1961年12月,克格勃少
校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叛逃到了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并被安排潜
逃到美国。1962年9 月,克格勃逮捕了总情报部的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上校。他
被发现在过去18个月里为英国和美国提供高级情报。
    在有关戈利岑叛逃的报告中,克格勃又用老一套的说法抨击了他的叛变动机。
    既然不可能对克格勃或苏联的体制提出批评,那么所有叛逃的内在原因都在于
叛逃者本人的道德沦丧——尤其是中了被西方情报机构大肆利用的“名利主义的毒”
:戈利岑是一个野心勃勃、贪慕虚荣的人,他的叛变提供了体现功利主义者的本质
的典型例子。50年代中期,他由于自己被降级而痛苦不堪。他无法忍受别人指出或
议论他的错误。他总是强调自己非凡的能力,对于自己未能在斯大林时期成为高级
军官,他的解释是:只怪自己运气不好。(1961年末)他多次试图偷看对他的表现
持否定态度的呈报上级的鉴定报告。(赫尔辛基)
    情报站认为,在得知报告的内容后,根据他人以往的经验,戈利岑认为自己会
被人事部门召见并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之后他会受到降级处分。于是,他叛逃到
了美国。
    和其他叛逃者一样,苏联结戈利岑起了个带侮辱性的代号“驼背”。为了败坏
他的名声,克格勃说服了一个被逮捕的走私犯(代号穆斯塔法),要他供认戈利岑
曾参与过芬兰边境的走私活动。1962年9 月2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了谴责
戈利岑参与走私犯罪的文章。
    虽然中心尽量贬低戈利岑,但是他叛逃后的损失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他向美
国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赫尔辛基和其他情报站绝大多数部门开展的情报活动,以及克
格勃训练及操纵间谍的方法。1962年1 月4 日至2 月16日,中心指示54个仍然在活
动的情报站站长,要求他们尽量减少对目前行动造成的损失。在一段时间内,所有
与重要间谍的约会都被推迟,联系也只能借助“死信箱”等“非人力手段‘进行。
    除了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的重要情报以及追查苏联间
谍的一些线索外,戈利岑还向他们介绍了一系列让中央情报局感到迷惑的越来越不
可思议的阴谋理论。他竟然使中央情报局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詹姆斯。安格列顿相信,
克格勃正在实施全球性欺骗战略,就连中苏关系的破裂也只是演给西方人看的骗局。
    戈利岑后来还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也是克格勃导演
的骗局。中心并没有想到的是,戈利岑的偏执思想影响了中央情报局里少数爱惹麻
烦的官员,这给中情局带来的更多的是损害而不是利益。
    1963年11月,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亚历山大。尼
古拉耶维奇。谢列帕诺夫把一个装有高度机密文件的包裹和一封希望为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的信寄到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这些机密文件涉及到克格勃对外国驻苏
联外交人员和苏联境内的外国人进行监视和引诱的情况。包裹寄到时美国大使不在,
代办担心这又是克格勃设下的圈套。虽然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站长被允许对这些文
件进行照相,但是尽管这位站长竭力反对,这些文件的原件还是被归还给了俄国人。
    谢列帕诺夫只好逃离莫斯科,但是1963年12月17日在土耳其斯坦边境还是被克
格勃的边防警察逮捕了。在审讯中,他承认向美国人透露了苏联使用“间谍尘埃”
——一种放在怀疑对象鞋上帮助追踪的化学品——的情况。1964年谢列帕诺夫被秘
密判处了死刑。中心的损失评估中这样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关国人会出卖谢列帕诺
夫。或许他们怀疑这是克格勃设计的另一个圈套,或者他们是希望让克格勃陷入追
查将包裹寄往大使馆的人的繁重工作之中。
    中央情报局对谢列帕诺夫的叛逃虽然没有责任,但是不久后他们就犯了一个更
加严重的错误。1964年2 月,身为苏联驻日内瓦裁军代表团成员的克格勃军官尤里。
    伊万诺维奇。诺先科叛逃到了美国。虽然他在1962年6 月就开始为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了,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在听取了诺先科的情况介绍后,却错误地认为他
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
    中心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这一严重错误的判断,认为诺先科的叛变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失败。损失评估报告仍然以对诺先科性格的抨击开始,声称他和戈利岑一
样是中了“名利主义的毒”:诺先科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
心,并且爬到了较高的职位。中第一总局的领导不会忘记,当通知诺先科他们打算
把他由副科长提升为科长时他那欣喜如狂的样子。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局长向我
保证说,我会当上局长。”功利主义心态在他的生活中随时可见。当他担任另外一
个部门的副处长时,他对自己的军衔(克格勃上尉)感到不满,因为它低于这个职
位通常对应的军衔。他把带有“上尉”字样的文件一律退回不签,只签署那些他的
聪明的下级不提及他军衔的文件。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主要对手”国内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在
向美国政府进行渗透方面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1963年第一总局科技情报处被升格
为T 局。T 局的多数任务都是由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该委员会负责监管武
器生产,对美国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非常感兴趣,几乎到了置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
于不顾的地步。6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90%的任务都是针对苏联的“主
要对手”的。那些年克格勃窃取的美国科技情报包括:飞机和火箭技术、涡轮喷气
发动机(通过通用电气公司内部的情报来源)、幻影式战斗机、核研究成果、计算
机、晶体管、无线电电子器材、化工和冶金方面的技术成果等。米特罗欣的记录中
指出的在美国活动的苏联科技情报间谍(虽然并没有介绍多少他们所窃取到的情报
的细节)有:在美国空军里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斯塔里克和鲍勃(又名博格);
在凯洛格(很可能就是休斯顿的M。W。凯洛格技术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乌尔班,此
人从1940年起就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高级工程师贝格,很可能是在斯佩里一兰德
公司(通用自动计算机公司)工作;在化学品制造商联合碳化物公司工作的威尔;
潜伏在生化和石油联合企业,杜邦公司里的间谍费尔克;潜伏在纽约阿普顿区布鲁
克哈文国家试验室,从事核能、高能物理和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乌萨克;潜伏在
生产电子、通讯和国防装备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诺顿。
    冷战时期,数量越来越少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同情者根本无法像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那样接触到克格勃最需要的科技情报。克格勃在美国招募的许多科技情报
间谍都是为了钱。6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个唯利是图的克格勃间谍
: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的一个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做秘密工作的机构里任职
的约翰。布坚科和向苏联提供过有关导弹及核武器的情报的威廉。惠伦上校。仅1963
年一年,纽约情报站就提供了114 份、共7967页科技情报类秘密文件,非种密文件
3 0131份,共181454页,以及71件最新技术“样品”和其他情报。华盛顿情报站向
中心提供的秘密文件共37份(共3944页),非秘密文件1408份(共34506 页)。
    但是一些最有价值的美国科技情报却来自苏联在其他国家的情报站。其中最重
要的要数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情报了,苏联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
1953年生产的实验机BESM-l 被一位西方专家认为是当时“一台不错的计算机”,
它的运算能力高于西方1951年生产的UNIVAC-l 型计算机。而苏联1959年开始生产
的B ESM -2 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却只有美国1955年生产的M -7094型计算机的三
分之一,1959年生产的IBM -7090型计算机的十六分之一。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
(由北约成员国和日本组成的禁运委员会)禁止向苏联出口先进技术产品,从西方
合法进口的计算机比苏联自己生产的先进不了多少。60年代苏联弥补与西方在计算
机技术方面的差距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间谍活动。
    克格勃得到的绝大多数计算机技术情报来自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60年代全世
界使用的计算机中有一多半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生产的。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潜伏在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是,出生在沙俄但加入了法国国籍的阿
尔瓦尔。与大多数美国的科技情报间谍不同,他为苏联提供科技情报是出于意识形
态的原因。1935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展为间谍的阿尔瓦尔很可能是克格勃活
动时间最长的科技情报间谍。50年代,他是国际通用机器公司设在巴黎的欧洲总部
的高级职员,1958年他因其突出的情报业绩而被苏联授予红旗勋章。70年代退休前,
阿尔瓦尔一直为克格勃工作。退休后,除了通用机器公司给他的退休金,克格勃每
月还付给他300 美元,这也表明了中心对他的赏识。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驻巴黎情报站收集了许多关于美国晶体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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