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森科和沃尔科夫叛逃事件后，伦敦情报站采取的安全措施使得控制间谍的工
作比战前和二战期间要费时费事得多。平均每个指导员每次与间谍约会前都要花五
个小时——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伦敦的地铁）——对已经勘查过的各
个约会地点进行再次检查，以便反复确认自己没有被跟踪。到达约会地点后，指导
员和他的间谍都先要看一看对方，相互确认对方没有受到监视后才进行接头。如果
任何一方有任何的疑心的话，他们会选择另外三个以前约定好的备用地点中的一个
进行接头。伦敦情报站首创的这种方法后来被推广到了其他情报站。
伦敦情报站还率先使用了无线电截收设备监测自己的行动是否被英国警方和英
国安全局所监视。除了安装在情报站里的主要截收系统外，情报站还在大使馆的汽
车里安装了移动侦察设备对约会地点进行检查。但是，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利用派遣到伦敦的八人监视小组曾用过一种方法，审查造访苏联使馆的间谍和其他
来访者，并探测英国情报机关使用的监视方法，但这一方法并没有被延续下来。克
格勃档案中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该小组成员的英语语言能力不过关，这个小组“没
有取得什么重要的成就”。或许这次试验根本就没有成功。
然而伦敦情报站在保密和安全方面采取的严厉措施并没有对盖伊。伯吉斯起多
大作用。一次，伯吉斯与一位专案官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约会，目光接触后，正要往
外走，结果他把手提箱掉在了地上，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散了一地。经常有人指责伯
吉斯在接头时总是喝得大醉而且衣冠不整。当外交部新成立的安全事务处的负责人
乔治。凯里一弗斯特1947年第一次见到伯吉斯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零乱，
不修边幅，浑身酒气冲天的人。于是我询问了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然而伯吉斯
有时仍然可以表现出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风采和机智。1947年下半年，或许是为了
摆脱伯吉斯，赫克托。麦克尼尔把他推荐给了克里斯托弗。梅休。这位在外交部工
作的议会副议长当时正在组建反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部。后来梅休自己承认
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约见了伯吉斯。他表现出一副对共产党使用的破
坏方法非常了解的样子，于是，我欣然接纳了他。‘伯吉斯一边向英国各个使馆推
销情报研究部的成果，一边向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汇报该机构的全部计划，以
此来破坏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1947年成为伯吉斯的指导员，
后来成了苏联情报界最优秀的间谍指导员之一。由于各个方面都抗议伯吉斯缺乏外
交修养，1948年秋他被从情报研究部调到了外交部远东司。虽然这对中心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但正是这经常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方式使得伯吉斯的伪装更加牢固。甚
至绝大多数经常被他惹火的人也都认为他决不可能是苏联间谍。
莫金也非常担心1947年接替库金成为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尼古拉。鲍里索维奇。
罗丁（化名科罗文）。罗丁认为他本人不受那些严格的安全规定的限制，而这
些规定对于他的下属倒是十分必要的。据十分讨厌罗丁的莫金称，罗丁“经常开着
使馆的汽车去进行秘密约会，有时竟愚蠢地到间谍的办公室里去造
访“。但是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情报部门里，莫金认为”我对此毫无办法。我是
不能批评自己的上级的。“然而，80年代初担任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情报
系）主任以后，莫金可不再象当初那样含蓄了。他指责罗丁是个狂妄自大、自命不
凡、毫无价值的家伙。
40年代末，虽然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仍然没有被人发现，但
是他们的许多美国同事的身份却被揭穿了。1945年初，中心就曾经抱怨过，西尔弗
马斯特的间谍网在“很多”华盛顿的共产党员中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人
们也了解到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苏联人“有联系”。中心指出：“纽约情报站
不仅在对见习生（间谍）进行控制和指导方面有严重退步，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对
我们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1945年下半年，伊戈尔。古森科和伊莉莎白。本特利的叛逃证实了中心最大的
担心。9 月份，埃德加。胡佛在给白宫和国务院的报告中称，古森科提供了关于在
美国的一些苏联间谍的活动情况，其中提到了“国务卿的一位助理”（指的可能就
是阿尔杰。希斯）。11月7 日，也就是第一次与联邦调查局接触的六个星期后，本
特利开始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介绍她了解的苏联间谍的情况。第二天，胡佛向杜
鲁门总统的军事顾问提供了第一份包括14个向“苏联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人员名
单，这个名单就是本特利提供的。名单中包括：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
怀特、战略情报局行政助理邓肯。李、罗斯福总统的前助手劳克林。柯里。本特利
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对惠特克。钱伯斯早些时候提供的有关苏联在二战前在美国的
间谍活动的证据重新产生了兴趣，钱伯斯也提到了希俾、怀特和其他一些人。
11月20日，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戈尔斯基——本特利只知道他叫“阿尔”——在
位于第23街与第6 大道路口的比克福特咖啡店前见到了本特利。没有意识到他们正
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监视着，戈尔斯基把下次约会安排在了1 月20日。据本特利说，
戈尔斯基告诉她也许不久就会需要她“回来从事秘密工作”。然而在第二次约会前，
戈尔斯基却被召回了莫斯科。或许中心因为发现了本特利的叛逃才突然把戈尔斯基
调走。几个月后，纽约情报站站长罗兰德。阿比亚特（化名“普拉夫丁”本特利认
识他的妻子），也被召回。中心的损失分析报告指出，本特利不知道她的前任指导
员、美国秘密情报站站长伊莎克汉。阿赫梅罗夫的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但是，
为了谨慎起见，阿赫梅罗夫和他的妻子也被调回了莫斯科。
几乎在同一时间把戈尔斯基、阿比亚特和阿赫梅罗夫都召回莫斯科，苏联国家
安全部在美国没有留下一个有经验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中心也几乎没有具备在北美
的实际工作经验并能够接替他们的人。不管怎么说，正如尤里。莫金回忆的那样：
“我们在派遣人员出国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担心可能会有叛逃事件发生。
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莫斯科工作屈此为数很少的在国外工作的同事承担着非常繁
重的工作，以至于他们经常由于工作压力而崩溃。“直到1948年，才有人填补了阿
赫梅罗夫的职位。戈尔斯基的两位接班人都被中心视为无能的代名词。1946年接替
戈尔斯基的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表现出精神错乱（因为，在莫斯科
有谣言称，他的遗传性梅毒发作了）的前兆后，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
洛夫于1948年接替了多尔宾的职务。然而在1949年被召回前，索科洛夫也经常受到
中心的批评。
本特利叛逃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采取的限制破坏程度最有效的措施是，断绝了
与绝大多数在二战时期发展的——本特利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间谍的联系。因
此，本特利提供的众多线索都未能达成法律上的诉讼。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开展得太
晚了，因此它未能在传递机密情报的当场抓获本特利揭发出来的间谍，而且在法庭
上也不能使用窃听录音作为证据。然而，中心由于不了解联邦调查局遇到的法律障
碍，在以后的几年里它都还在担心联邦调查局可能成功地召开一次盛大的间谍审判
会。
美国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后来代号为“维诺娜”）加重了中心的
担心。1927年以来，苏联的高级外交和情报通信一直使用一种被西方称为“一次性
密码”的加密方式，这种加密方式当时在西方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破译的。然而，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初期，一些一次性密码被重新使用，使得这种加密方式变
得脆弱了。尽管如此，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译人员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抓住了
由于苏联在加密时的粗心而提供给他们的一次难得的机会。1946年底，美国陆军安
全（技侦情报）局的梅雷迪思。加德纳（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出战争时
期苏联克格勃总部与驻美国情报站之间的通信。1947年夏，加德纳从破译出的情报
中积累了大量关于二战期间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的证据。1948年，陆军安全局向
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这一情况。10月份起，特工罗伯特。兰菲尔开始全权负责“维诺
娜”的工作，他试图确认出曾出现在“维诺娜”解码材料中的代号所代表的间谍
（其中一些仍然在活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直到1952年，中央情报局才了解
到“维诺娜”的情况。更耐人寻味的是，杜鲁门总统似乎并没有得到有关“维诺娜”
解码材料的报告，或许陆军安全局担心他在每周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例会上会
提到这件事。“维诺娜”解码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苏联间谍向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
局二战时的前身）进行渗透的情况。胡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
将军似乎都怀疑（这种怀疑当然是错误的）中央情报局里也潜伏着苏联间谍。
1947年，通过潜伏在陆军安全局里的一个间谍，中心了解到“维诺娜”这个秘
密——这比中央情报局早了五年。这个间谍叫威廉。魏斯班德（代号佐拉），一个
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的儿子。魏斯班德是陆军安全局里的俄语专家，他借口寻找能
够发挥自己语言特长的差事整天在安全局里东游西荡。梅雷迪思。加德纳回忆说，
1946年底，当他的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魏斯班德曾经从背后偷窥过他的工作。当
时加德纳正在破译第一份重要情报，那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4年12月2 日的一
份电报，电报反映的是苏联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渗透的情况。
对于中心来说，“维诺娜”是一连串即将在几年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它无从了
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哪些电报可能被完全或部分地破译出来了，或者哪个间谍
可能受到影响。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在1948年夏天发生了。美国人民对苏联的间
谍活动的反感情绪爆发了。1948年7 月，伊莉莎白。本特利第一次在众议院非本土
事务委员会公开作证，并立即被各媒体奉为“红色间谍皇后”。8 月初，惠特克。
钱伯斯也在这个委员会作证，他指证希斯、怀特和其他一些人是二战前共产党秘密
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心担心听证会将是一系列揭露二战时期苏联在美国的整个间谍
网的公开审判的前奏，然而它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40年代末，受1947年7 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法》的影响，莫斯科进行了一
次重大的机构调整，这进一步干扰了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美国国家安全法》决
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以期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协调各政府机构和部门开展
的情报活动”。虽然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协调作用永远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但是莫
洛托夫却声称，《美国国家安全法》所设想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与苏联
分散的情报管理体制相比占了明显的上风。他提出，弥补差距的办法是把国家安全
部和总情报部的两套对外情报管理体系置于同一屋檐下。莫洛托夫的建议还有一个
好处——从斯大林的角度出发——它还能够削弱贝利亚的权力，因为，当时贝利亚
的亲信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执掌着国家安全部。1947年7 月，国家安
全部和总情报部的对外情报管理体系合并成一个机构——情报委员会。在这个高度
集权的新机构中，即使是安排与重要间谍的约会和对他们的可靠性进行调查这样的
行动计划，都必须事先得到情报委员会的批准。
莫洛托夫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这使得外交部在对对外情报工作
问题上享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就日常工作向莫洛托夫负责的第一副主席，是一年
前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工作负责人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他
是个比较听话的人。和中心里绝大多数负责人一样，费多托夫几乎没有任何在西方
工作的经验。罗兰德。阿比亚特这位前纽约情报站站长（或许也是最熟悉西方情况
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情报委员会成立时被免职了。他的档案中称，没有人给他解释
他被免职的原因，而且“解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虽然档案中没有记
录被免职的原因，但是这可能与他的犹太人血统有关。当然，他的血统问题被记录
在档案里。斯大林死后，阿比亚特曾一度复职，但后来又被罢免，再后来他自杀了。
为了加强外交部对情报委员会的控制，莫洛托夫把苏联驻各主要国家的大使任
命为“公开情报站总的站长”，有权管理民间（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站站长和军
事（前总情报部的）情报站站长。后来叛逃的克格勃特工伊利亚。吉尔科维洛夫曾
带有偏见地评论道：这样做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由于外交官对于情报工作
和间谍方法只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因此，情报站站长们，这些职业的情报官员们，
采取了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来避免让大使们了解他们的工作。
然而有一些外交官却直接介入了情报工作。导致了1948年和1949年两名成功的
情报站站长被召回莫斯科。华盛顿情报站的危机过后，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
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了一年的情报工作。他具备非常优秀的素质，因此后来，
他成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的局长。
1949年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