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黄金就是你的了。”这位中校军官想了一会）
L 后同意了。他与另外两名同事商量了操作这件事的细节。英国人以送他们去
亚历山大元帅的总部进行谈判为由，把没有携带任何物品的白军将领们送上了汽车，
送到了奥登伯格，在那里，白军将领被交给了契十分子。别动队把他们转移到莫斯
科，并送到了鲁比扬卡的行刑场。
除了克格勃的这份档案之外，再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英国的一位军官（可能
还有他的两个同事）受贿后交出了白军将领。由于无法当场把少数非苏联公民的哥
萨克人从其他哥萨克人中分辨出来，因此这些将军可能在任何情况下被交给苏联的
别动队。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元帅接到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也很可能能够活下来，
因为元帅肯定会批准他们的请求。但是，他们的申请却在半路上神秘地消失了。
“遣返”的速度和其中的不公正现象完全是由于现场的军事指挥员的欲望造成
的。这些指挥员希望尽快处理掉那些麻烦事，而且他们认为一个个地确认哪个哥萨
克人不是苏联公民是件非常复杂和浪费时间的事，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5 月ZI日，
负责“遣返工作”的第5 军的托比。洛准将就哪些人应该被确认为苏联公民下达了
一道命令。命令中宣布阿纳托尔。罗戈岑上校指挥的白俄集群的人员均不是苏联公
民，不需要被遣返。但是，以克拉斯诺夫为首的“阿塔曼集群”和“什库罗中将集
群”
的人员是苏联公民。另外，洛将军还补充了一条：“除非受到特别压力，否则
个别案件（申诉）不予受理”，而且“所有身份确定不了的人员都应被当作苏联公
民处理”。
即使考虑到同时兼顾对盟友的忠诚和尊重哥萨克人人权这两件事的困难性，这
次遣返行动仍然是20世纪英国军队史上最可耻的行为。76岁的白俄将军克拉斯诺夫
后来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说：“我只为一件事责备自己，那就是我为什么会
相信英国人呢？”5 月27日凌晨快3 点的时候——这是苏联安全部队最喜欢的时间
——一位不明身份的英国官员叫醒了什库罗将军，通知他他已经被逮捕了。在严密
地戒备下，什库罗被带出了哥萨克营地。可能在同一时间，另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亚
历山大陆军元帅紧急邀请克拉斯诺夫将军（他们俩在俄国内战期间曾经是并肩战斗
过的战友）前去会谈，这当然也是假的。苏联别动队的摄影师们早就等在了那里准
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最老牌的敌人终于落网了。对于
英国军队来说这是个可耻的时刻。而对于斯大林、别动队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来
说这却是一次著名的胜利。
克格勃绝密档案
从战争到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对战时盟国所开展的情报工作面临着重大危机，
中心担心这种危机随时都会爆发。第一个严重警报来自握太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
馆中披着“合法”外衣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以及总情报部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就像纽约领事馆里工作人员的关系一样紧张。总情报部的情报站里的情况是最糟糕
的。1945年9 月5 日夜，握太华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森科偷偷将一百多
份机密文件塞到了衬衣下面，准备叛逃。古森科走出使馆时使劲捂着自己的肚子。
他的妻子后来说：“要不然他看上去就像怀孕了一样。”
叛逃并不像古森科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到加拿大司法部和渥太华日报》社寻求
帮助的时候，他们让他第二天再来。可是，9 月6 号，司法部和报社并没有表现出
比前一天晚上更大的兴趣。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因此了解到十年来苏联间谍
的活动情况。这天晚上，苏联使馆发现古森科和机密文件都失踪了。当古森科和他
的妻儿躲在邻居家里时，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人破门而人，搜查了他的公寓。当
地的警察直到午夜才赶来救他们，古森科一家终于找到了避难所。
古森科除了供出总情报部主要的间谍外，还提供了关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所
开展的行动的不完整的情报。几个月后，苏联安全事务最高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
亚向所有情报站传达了他对总情报部的无能进行的严厉批评，他指出在握太华的国
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机构：忽视了最基本的安全原则，无视自鸣得意和自满的情绪。
这都是由于放松了政治上的警惕和丧失了对党和国家赋予的工作的责任感。古森科
的叛逃给我们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使在美洲国家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了。
握太华情报站由于害怕再次因违反安全纪律受到批评，所以再也不愿意在招募
新间谍方面采取主动了。据后来做出的损失分析报告，古森科的叛逃使苏联在加拿
大的情报工作瘫痪了好几年，并对情报站直到1960年的工作都产生了持续性的消极
影响。1949年夏天，从莫斯科刚刚调任渥太华情报站的代理站长弗拉基米尔。帕夫
洛维奇。布尔金（又名博罗金）写信向中心抱怨同事们的惰性：情报站不仅失去了
以往与加拿大间谍保持的全部联系，而且甚至不去尝试发展新的关系……自我封闭，
与外界隔绝，只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
中心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它认为情报站“停滞不前了”。
直到古森科去世之前，克格勃都曾断断续续地试图追踪他的下落，但是都没有
成功。1975年，进步保守党国会议员托马俾。
考斯特要求重新审查给予古森科养老金问题，这使握太华情报站推测古森科就
居住在考斯特的那个选区。情报站还报告说，在苏联国家冰球队到加拿大举行访问
比赛期间，有人看到过考斯特和古森科在一起。驻握大华的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尼
古拉耶维奇。赫瓦托夫曾试图接近考斯特，以期能探听到古森科的下落。但是他没
有取得任何进展，之后情报站报告说，考斯特向国会提出的议案“明显带有反苏论
调”。几年后，克格勃开始编造涉及考斯特私生活的材料，准备开展诋毁他名誉的
行动。然而，在这项行动实施前考斯特就于1982年去世了。
1945年9 月古森科的叛逃也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设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敲
了警钟。作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反间谍处）处长的菲尔比全面掌握着关于古
森科事件的汇报材料，并汇报称伦敦“强化了”针对苏联间谍活动的“反间谍措施”。
接到报告后，中心命令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有价值的间谍网不会受
到破坏”。伦敦情报站里掌握着最重要间谍的指导员鲍里俾。克鲁腾什尔德（化名
“科洛托夫”）被命令把除菲尔比以外的其他间谍移交给其他专案官员负责，并将
约会的周期减少到每月一次：“提醒全体同志在外出约会前进行全面观察，一旦发
现有人监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试图甩掉监视后再去赴约……”必要时与英国间
谍的联络可以暂时中断。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另一名官员叛逃未遂的事件更给苏联情报部门敲响了
警钟。1945年8 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驻土耳其官员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
维奇。沃尔科夫给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副领事佩奇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进行一次
紧急会晤。佩奇没有对此做出答复，9 月4 日，沃尔科夫自己来到了领事馆，要求
给予他和他妻子政治避难。他声称，如果英国给予他们政治避难和5 万英镑（约相
当于现在的100 万英镑），他将向英国提供他在中心的英国科工作时获得的一些重
要文件和情报。他提到的最高层次的苏联间谍包括，两名潜伏在英国外交部（指的
可能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和七名潜伏“在英国情报机关”里的间谍，其中一人
“是英国某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指的几乎肯定是菲尔比）。
9 月19日，菲尔比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寄来的外交邮包里惊讶地发现了关于沃
尔科夫与佩奇会晤情况的报告。他马上给克鲁腾什尔德发出了警告。9 月21日，土
耳其驻莫斯科领事馆给化装成外交信使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两名队员发
了签证。第二天，菲尔比成功地从秘密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那里获得
了飞往土耳其亲自处理沃尔科夫案件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行程，直到9 月
26日他才到达伊斯坦布尔。两天前，躺在担架上被完全麻醉了的沃尔科夫夫妇被抬
上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孟席斯的冷
嘲热讽的报告，分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发现沃尔科夫叛逃的原因。他后来在报告
中写道：沃尔科夫的住所和办公室无疑都受到了窃听。据报告，他和他的妻子都异
常紧张。或许这就是使他们暴露的原因；或许他在喝醉酒后说得太多了；或许他自
己改变了主意后向同事坦白了。当然，我承认这些都只是猜测，真相可能永远都会
不得而知。另一种解释就是，有人向俄国人告发了他与英国接触的事，但是没有证
据能够证明这种解释。这种假设不值得写进我的报告中。
被处决前，沃尔科夫在审讯中供认自己向英国申请过政治避难、要求过5 万英
镑，井承认自己准备至少揭发314 名苏联间
谍。如果他成功的话，菲尔比一定没有机会逃脱。古森科如果运气差一点，几
星期前在握太华就不可能成功叛逃。在伊斯坦布尔的沃尔科夫如果运气好一点，就
可能成功地把菲尔比和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英国开展的行动揭发出来。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事件发生在伦敦情报站最繁忙的时候，当时担任情报站站长
的是康斯坦丁。库金，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了1947年。1945年9 月11日至10月
2 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苏、英、法、中）在伦敦召开了第一届
外交部长会议，讨论有关与战败国签订和平条约和其他一些战后问题。苏联间谍对
英国外交部的渗透使得伦敦情报站变得异常重要。会议期间，根据克格勃的档案，
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对情报站的依赖比对自己的外交官的依赖还要多，他经常要
求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加夜班。然而，安理会这次会议的失败第一次公开暴露了东西
方阵营间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干1947年最终引发了冷战。
在这次以及后来的安理会会议上，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
维奇。莫洛托夫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的西方间谍提供的情报。事实上，他认为这是
很自然的事。一次他咆哮道：“为什么会没有文件呢？”1947年11月伦敦会议期间，
他比英国代表团还要先得到有些英国外交部的文件。
1945年至1949年，在外交部长会议期间，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会议的最重要的
情报来源是英国。幸亏沃尔科夫被绑架了，“五杰”中的四个人才能在战后继续全
身心地为苏联工作。唯一的例外是安东尼。布伦特。他明显过度疲劳，因此中心也
没有反对他离开英国安全局的决定。1945年，布伦特重新投身艺术工作，在国王画
廊当鉴定员。在这之前不久，他曾有过一次异常的举动，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把他的
话当真。当时他对英国安全局的同事“塔尔”。罗伯逊上校说：“把国家安全局每
一个军官的名字都告诉俄国人真的让我很开心广‘本来，中心非常希望在军事情报
部门工作的列奥。朗（代号埃利）——在战争期间他曾是布伦特手下的一名军事情
报人员——能够接替布伦特在安全部门里工作，布伦特也曾推荐朗出任国家安全局
里的高级职务，但是选拔委员会没有选中他。据说，他与被选上的那个人只有很小
的差距。结果朗被调到了英国驻德国监督使团工作，最后还当上了那儿的情报处副
处长。在德国，他拒绝了苏联方面让他与一名情报官员定期见面的安排。中心认为，
他的反抗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布伦特不再担任他的指导员而造成的。在这之后布伦
特也还间或为中心提供一些服务，包括两三次赴德国去向朗索取情报。
与布伦特不同，“五杰”中的另外三个人（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作为
苏联间谍的生涯正值巅峰状态，在冷战开始时凯恩克罗斯的间谍事业距巅峰也仅有
一步之遥。1947年，在此之前一直担任秘密情报局第九处处长的菲尔比被任命为土
耳其情报站站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向苏联提供关于穿越俄国边境的间谍和这些间谍
在苏联的家人及他们的联系人的情况。麦克莱恩成了在华盛顿大使馆里飞黄腾达的
年轻外交家，他在那里一直任职到1947年。1944年到外交部工作的伯吉斯于1946年
成了战后工党厄尼斯特。贝文政府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的私人助理。战后，
约翰。凯恩克罗斯回到财政部工作，1948年，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他的联系。在以
后的几年里，凯恩克罗斯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国防研究经费开支的决策工作。据他的
同事罗宾逊称：凯恩克罗斯不仅了解原子武器的发展情况，也了解制导导弹武器、
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水下武器和其他所有类型武器的研制计划。他还了解很多其
他方面的东西，包括航空及雷达研究、反潜侦察研究的项目开支、邮电部等部门开
展的信号情报和窃听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等等。他……能够合法地要求掌握任何更多
的细节，只要这些细节被认为对于财政部审批经费开支来说是必要的。
无疑，凯恩克罗斯的指导员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会“因为他提供的这些高
质量的情报而兴奋异常”。
古森科和沃尔科夫叛逃事件后，伦敦情报站采取的安全措施使得控制间谍的工
作比战前和二战期间要费时费事得多。平均每个指导员每次与间谍约会前都要花五
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