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双精明而又冷酷的眼睛”。和菲廷一样，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受到提升，是因为
他的绝大多数同志近期来都被清洗掉了。
这次再回到伦敦的时候，给戈尔斯基介绍的情况比他上个任期时了解的情况要
多得多，那时他甚至不得不向中心去了解吉姆·菲尔比的背景材料。1940年圣诞节，
他向上级汇报说已经恢复了与“小男孩”（菲尔比）的联系。中心对这一报告非常
高兴。1940年夏天，伯吉斯已成功地把菲尔比招募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D部，该机构
很快就并入了一个新的机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根据丘吉尔“在欧洲放火”
的命令而组建的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在敌人后方开展破坏活动。法国和南欧国家在短
短六个星期就遭到惨败的事实证明，首相的这道命令过于乐观了。但是中心对戈尔
斯基发回来的报告还是感到很兴奋。报告中称，菲尔比“正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一所
为训练派遣到欧洲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而开办的学校里当政治教员”。但是，菲尔
比在早些时候发回的一份报告使中心大为吃惊。戈尔斯基向中心汇报称，“‘小男
孩’提供的情报显示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并没有向苏联派遣间谍，而且甚至没有训
练准备派遣到苏联来的间谍。在英国的间谍派遣对象国名单上，苏联排在第十位。”
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重要目标，中心里一位办公室官员对此很感
怀疑，在该消息下划了一道横线，并在空白处打上了两个大大的红色问号。 1941年初，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五杰”中的其他几个人的联络。麦克莱恩继
续提供了大量外交部的文件。伯吉俾未能象菲尔比那样从秘密情报局D部转人英国特
别行动部工作，只好回到英国广播公司。布伦特则于1940年夏成功地迸人了英国安
全局。他在提供大量英国安全局的文件的同时，还为他以前在剑桥的学生、在军事
情报部门里工作的莱奥·朗（代号文里）充当下线。布伦特最初提供的一份安全局
的情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年中，内务人民委员会曾放弃了一位它在
英国安置的最好的间谍。1937年，当大恐怖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心突然作出了
一个荒谬的判断：三年前被发展的潜伏在外交部从事密码工作的金上尉，被伦敦秘
密情报站站长特奥多尔·马利出卖给了英国情报部门。然而，据布伦特披露，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金的身份才被苏联的一个叛徒揭发出来。
凯恩克罗斯也成功地在英国政府部门里找到了一个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职位。
1940年9月，他离开了财政部，成为汉基爵士的私人秘书。汉基爵士是丘吉尔政府里
的一名部长，兰卡斯特公国的大公。虽然，汉基并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最初的战
时内阁由五名部长组成），但是，他能够收到内阁的所有文件，同时还领导多个秘
密委员会，并负责监督情报部门的工作。到了年底，凯恩克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机密
文件，其中包括战时内阁的会议记录、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外交部的电报和总
参谋部的作战评估报告。他提供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戈尔斯基抱怨说来不及
把所有这些文件都用密码发送出去。
在1941年，伦敦站显然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最多产的情报站。根据中心的秘
密统计数据，情报站发回莫斯科的秘密政治和外交文件共7867份，涉及军事方面的
情报715份、经济事务的127份、关于英国情报部门的sl份。另外，情报站还提供了
其他很多根据“五杰”及其他间谍口头汇报的情报编写的报告。但是，人们都很难
回避这样一个结论：直到苏联参战之前，绝大多数宝贵的高级情报都被白白浪费了。
由于俾大林对英国政策完全错误的理解，再好的情报也不能提醒他改变自己臆想出
来的那套阴谋理论。尽管英国和德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可是斯大林仍然认为
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坚持这样认为英国的计划是使他和希特勒混战在
一起。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理论使他未能发现真正制定进攻苏联计划的是德国人。
1940年，设在柏林大使馆的情报站几乎与伦敦情报站在同一时间恢复了工作。
1938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曾经与其在德国最重要的间谍，经济部官员阿尔维德·
哈纳克（代号科尔西肯）失去了联系。1940年9月间日清晨，新上任的柏林情报站副
站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化名“埃德贝格”，代号萨沙和德利
尼）恢复了与他的联系。科罗特科夫径直敲响了哈纳克的家的门，并约定了下一次
在苏联大使馆里见面的时间，这种做法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因外国科绝大多数经验
丰富的官员被清洗掉而导致间谍在行动技巧方面的下降，同时也说明，在那个时候，
盖世太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处不在。
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赖因霍尔德·舍恩布伦后来回忆说：
哈纳克……极其缺乏幽默感，所有我们这些他的同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感
觉不自在。他这个人有点像清教徒，思路狭窄而且教条，但是却非常敬业。
和伯吉斯及菲尔比一样，哈纳克的工作热情非常之高，即使在他与中心失去联
系的那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仍然继续寻找着间谍发展对象。科罗特科夫在汇
报中称，哈纳克与差不多有60个成员的松散的间谍网保持着联系，虽然连他“自己
也不能为间谍网中的每个人担保”：
科尔西肯是这样形容他们所使用的伪装措施的：间谍网里的人并非都相互认识，
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链状的关系。虽然科尔西肯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但他尽量使自
己处于幕后的位置。
哈纳克招募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人员是在德国空军情报部门服役的哈罗·舒
尔策一博伊森中尉，代号‘老大”。舒尔策一博伊森充满活力的个性与哈纳克的冷
峻截然相反。与他们俩都相识的利奥波德·特雷波尔发现“舒尔策一博伊森热情但
容易冲动，而哈纳克却冷静而喜爱深思”。高高的个子、有一副运动员身材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具有雅利安人典型的外貌
特征，他的相貌与盖世太保所描述的那些共产党破坏分子们可谓大相径庭。1941年
3月15日，中心命令科罗特科夫直接与舒尔策一博伊森取得联系，并劝说他组织独立
于哈纳克之外的自己的间谍网，这正是舒尔策求之不得的。
即使一个比科罗特科夫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会发现，操纵哈纳克、舒尔策一
博伊森及其间谍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俩的间谍网越来越倾向于把推翻纳粹政
权和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们处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晚上，舒尔策一博伊森和他那迷人的妻子利伯塔丝经常组织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成
员和发展对象召开集体讨论会。利伯塔丝众多的情人更增加了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
当年轻的抵抗者们在柏林的墙上张帖反纳粹标语的时候，穿着德国空军制服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拿着把子弹已上膛，保险也打开了的手枪为他们放口肖。
1941年上半年，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的间谍网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
是关于希特勒为“巴巴罗萨”行动进攻苏联所做的准备。6月16日，科罗特
科夫向中心发回电报称，来自这两个网的情报表明“德国为进攻苏联所做的军事训
练已经全部完成，它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插在中国
和日本的间谍那儿也传回了类似的情报。后来，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发现，从6月1
号至ZI号，菲廷将“上百份”关于德国准备进攻的预警性情报呈送给了斯大林。其
他一些军事情报也反映出了同样的内容。然而，所有这些情报都没能发挥作用。和
对待来自英国的情报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理会这些来自德国的真实情报。
大恐怖使苏联情报部门的分析报告带上了一种偏执的论调。许多内务人民委员
会的官员也赞同斯大林的阴谋理论，虽然通常都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沉迷到了怪诞的
程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本人应该对未能预见到德国在6月22日发动突然进攻负主
要责任，这一失误是灾难性的。斯大林一直都在充当着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的角
色，他不仅忽视了一系列准确的预警性情报，还训斥很多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员。6月
16日，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交的来自舒尔策一博伊森的报告上写下了一段很亵的
批示：“你们可以让这位德国空军的‘情报源’滚回去找他的妓女老娘了。他哪里
是什么‘情报源’，根本就是个骗子。斯大林”。出色的总情报部特工理查德·佐
尔格也从东京发回了类似的警告。他通过渗透到德国大使馆并勾引大使的妻子搞到
了类似的情报。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也羞辱了一番。他提供的关于“巴巴罗萨’行动
的预警性情报被斯大林当作是“一个在日本整天混迹于小工厂和妓院的骗子”提供
的假情报。
斯大林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怀疑远远大于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怀疑。在他眼
里，丘吉尔是个魔鬼。二十年前，这个人就曾经想借西班牙内战发起一场反对布尔
什维克的战争，并从那时起就开始着手制定颠覆苏联的计划。在许多关于德国即将
进攻苏联的情报背后，斯大林声称，他发现了丘吉尔设计的利用假情报使他和希特
勒相互为敌的阴谋，这是英国一项长期的阴谋的延续。丘吉尔本人就“巴巴罗萨”
行动对斯大林的提醒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怀疑。从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报告使他了解到，
直到1941年6月以前，英国主要负责情报分析的部门联合情报委员会，还不相信
希特勒正在进行进攻苏联的准备。直到5月23日，联合情报委员会还在向丘吉尔报告
说“与苏联签定协定对德国大有好处”。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被斯大林当作进一
步的证据，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在试图欺骗他。德国人恰恰是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
对丘吉尔和英国政策心存疑虑这一点。作为“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欺骗性行动，
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四处散发报告称，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谣言是英国使用的误
导攻势的一部分。
6月初，关于德军向苏联边境调动的报告越来越多，就连斯大林本人也无法用英
国散布假情报这种说法来解释了。在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一次私人午宴上，德国
大使康特·冯·德·舒伦堡透露了希特勒的确已经决定要进攻苏联这一消息。“你
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吧？”他对惊呆了的苏联大使弗拉基米尔·
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说，“因为我是在悍斯麦精神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始
终反对对俄国发动战争。”对杰卡诺佐夫提供的情报，斯大林的反应是在政治局的
会议上说：“现在假情报都散布到大使一级了！”然而，6月9日，或者稍晚的一些
时候，斯大林接到了一份报告称，德国大使馆已经通过电报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准
备在一周内撤出苏联，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地下室烧毁文件了。
虽然那个并不存在的英国的阴谋仍然困扰着斯大林，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德
国的阴谋了，但还不是一个意在发动突然袭击的阴谋。由于掩盖德军的调动行动越
来越困难，德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就散布出一个谣言，称希特勒准备发出一个最后通
碟，借助于显示武力，要求苏联作出新的让步。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的那些
日子里，真正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这个关于想象中的最后通牒的威胁，而不是德国实
际的进攻。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外国政治家和记者们都被这个刻意
散布的关于最后通牒的谣言蒙蔽了。
为了保住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贝利亚对敢于呈送有关德国进攻苏联准
备情况报告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委员会里的官员，都大发雷霆。1941年6月21日，他
下令把四名坚持呈送这种报告的官员“关进劳改营”。同一天，他给斯大林写了一
封信，信中充分显示出他冷酷无情又好阿决奉承的个性：
我再一次坚持召回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并对他进行惩罚。他一直用所
谓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报告”对我进行狂轰烂炸。他报告说，进攻明天就会开始……
但是，我和我的部属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志，时刻铭记着您英明的论断：希
特勒是不会在1941年对我们发动进攻的。
另一位因为提供了关于德国即将发动侵苏战争的情报而身陷险境的人是外国科
的高级官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后来任驻美国情报站站长。1941年初，
扎鲁宾被派遣到中国，会见时任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顾问的德国人瓦尔特·斯膝
尼斯。斯股尼斯曾经担任希特勒组建的纳粹党冲锋队副队长，但是在1931年被解职
后，他逐渐开始反对希特勒。1939年，内务人民委员会驻重庆情报站开始接近斯股
尼斯，他同意提供有关希特勒的情报。1941年2月，扎鲁宾向中心汇报说，一个从柏
林来的人秘密向俾胜尼斯保证说，“德国计划在今年5月底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这是希特勒原定的进攻时间，但后来进攻被推迟了）。6月20日，他发回了一份电
报：“我们的朋友（斯腾尼斯）多次明确说明并保证根据绝对可靠的情报
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菲廷严肃对待此类情报的态度使贝利亚
非常恼火。国外情报局的官方历史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战争的爆发才使菲廷
摆脱了被枪毙的命运”，这个结论恐怕是正确的。
当时苏联情报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负责情报工作的独裁者个人的失误，使德国在
6月22日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