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的报告。12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主
席的职务；几个月后，叶若夫被指控犯有勾结英国、德国、日本和波兰的叛国罪。
对于那些晚上回到家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清晨的敲门声可能就意味
着恶运的来临。
外国科的绝大多数官员在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的各种反叛理论之下，
于30年代后期都因遭受审讯和残酷折磨而未能活下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位
能够幸存下来，并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大特工就是德米特里·比斯特罗列
托夫。1937年，他被派到柏林，与一位潜伏在德军参谋部里的苏联间谍联系。临行
前，叶若夫拥抱他，并告诉他说：“你应该为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最棒的情报来源
而感到骄傲。斯大林和你的祖国不会忘记你。”然而，在1938年初，比斯特罗列托
夫的任务被中止了，并被调到了莫斯科商会，直到9月份被捕前，他一直在那里工作。
一次，索洛维约夫上校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叶若夫走了进来，并询问指控他什么
罪名。当得知他被控替四大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叶若夫的反应是“太少了！”然后，
他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接着就离开了审讯室。
当比斯特罗列托夫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助手
就用绑在铁丝的一头上的球形物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一片肺叶。
他的头盖骨被包着棉花和绷带的铁锤打成了骨折；审讯员在审讯中时常踢他的腹部，
造成了他腹部肌肉的撕裂。在意识到如果刑讯持续下去，他可能被打死以后，比斯
特罗列托夫在索洛维约夫交给他的认罪书上签了字。绝大多数屈打成招的外国科的
官员“认罪”后，都会被带到离审讯室不远的一个行刑室里，接着一颗子弹会从后
面击中他的头部。但是，比斯特罗列托夫却幸免此难，而且还记录下了对他的审讯
过程。虽然，他在1939年的时候被判处20年徒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却逐
渐恢复了健康。到他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谢尔马托娃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
早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她用一把菜刀割断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年迈的母亲
也已经服毒自杀了。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被召回导致了伦敦情报站的瓦解。中心计划利用设在肯辛顿
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中的情报站来继续操纵其在英国的间谍。1938年，新任情报站
站长格里戈里·格拉夫潘走马上任了。由于外国科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官员都遭到
了清洗，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带来了戏剧性的影响。多伊奇、奥尔洛夫
和马利在与自己的间谍接触时，都曾经采取过精心策划的、能够避免受到监视的防
范措施。但是中心派来监督格拉夫潘情报站的一个缺乏经验的使者对类似的接头活
动一无所知；他认为只要能够以使馆为依托进行活动就是安全的。他天真地向莫斯
科报告说：“使馆旁边的一个公园（肯辛顿公园）就是与间谍接头的一个方便的地
点，接头的人可以假装是去那里散步。”
格拉夫潘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与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位当时剑桥五杰中最有
成就的、能够从外交部窃取大量机密文件的间谍恢复联系。4月10日，一位年轻且显
然没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女官员，代号诺尔玛，在位于莱斯特广场的帝国电
影院与麦克莱恩接上了头。几天后，麦克莱恩带着一大捆外交部的机密文件，来到
了诺尔玛住的公寓。在那里，诺尔玛把这些文件拍照下来，并把没有冲印的胶卷交
给格拉夫潘，再由他传送回莫斯科。自那次开始，这位年轻的英国间谍和她的上司
不仅给这些文件拍照，而且还一起上了床。诺尔玛违反规定的另一个行为就是告诉
了麦克莱恩或许是在床上的时候他现在的代号（他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
是利芮克。
1938年9月，带着外交部给他的充满肯定之辞的推荐信，麦克莱恩到驻巴黎大使
馆开始了第一次驻外工作的经历，他当时的职务是三等秘书。推荐信是这样写的：
麦克莱思，老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的儿子……在两年来的工作中表现出色，
是西方事务部里的一个支柱。他人品好、有头脑且主动热情。另外，他相貌英俊。
我们认为，无论从丰富社会经验角度，还是从工作角度出发，他都应该在巴黎取得
成功。
麦克莱恩赴巴黎上任之时，适逢慕尼黑危机发展到顶峰之际。捷克的苏台德区
被耻辱地拱手奉送给了纳粹德国。9月30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回到伦敦并受
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挥舞着希特勒签了字的一纸空文，声称这不仅意味着“光荣
的和平”而且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对于剑桥五杰来说，慕尼黑阴谋进
一步证明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过当时他们不可能想象得到，不到一年
功夫，斯大林将与希特勒签署一项协定。
慕尼黑危机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凯恩克罗斯接触到了一些关于英国政策
方面的情报，伯吉斯认为这些情报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
克卢格曼和伯吉斯传送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凯恩克罗斯提供的关于英国讨好德国的
情报，特别是慕尼黑协定，为中心关于“合谋反对苏联的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
据，该理论认为，得到法国支持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秘密目标就是‘引诱德国对俄国
发动进攻”。虽然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斯大林，但是它得到了外国科的积极拥
护。在整个冷战时期里，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坚持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问题上
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讨好希特勒，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来促使德国打苏联。直到90
年代中期，尤里·穆丁一一剑桥五杰战后时期的指导员还坚持认为“这个看法
既不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也不是假情报，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伯吉斯为我们提供
的文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大部分有关文件是凯恩克罗斯提供的。）
慕尼黑危机时期，麦克莱恩调往巴黎后，中心原打算让凯恩克罗斯代替他成为
在英国外交部里的主要情报来源。然而，伦敦情报站的格拉夫潘却把这件事搞砸了。
凯恩克罗斯是个刺头，又缺乏优雅的举止，因此他的同事和外交部人事部门对他的
评价远不如对麦克莱恩那种贵族气质的赞誉。1938年12月，凯恩克罗斯被调到了财
政部。就在他被调到财政部的时候，格拉夫潘因为其他原因被召回莫斯科。刚一回
国，他就被“揭发”为托派分子，然而并没有被带到设在鲁布扬卡的行刑场，而是
被判处了五年劳教。1938年12月，格拉夫潘在回莫斯科的途中，陪同诺尔玛（由于
早些时候的不慎重，当时她的代号已经改成了阿达）一起去了巴黎。在那里，她的
任务是与麦克莱恩恢复联系。阿达汇报说，麦克莱恩与在索尔邦尼的一名美国女大
学生关系暧昧。这位女大学生名叫梅林达·马林，后来麦克莱恩与她结了婚。阿达
还发现麦克莱恩染上了严重的酗酒毛病，而且麦克莱恩承认自己在喝醉酒的时候对
梅林达和他的哥哥说了他在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阿达住在巴黎，负责给麦克莱恩
从使馆里偷出来的文件拍照，然后把拍照后的胶卷交给一个代号为福特的特工，再
由这个人把胶卷转送回中心。
一个巨大的成功转移了人们对由于麦克莱恩的酗酒而造成的安全上的漏洞的注
意力。1938年12月，伯吉斯汇报说，他已经成功地（可能是通过巴黎）加人了英国
秘密情报局。他被分配到年初成立的一个新单位D处。该处负责在未来战争中使
用从破坏到心理战（他们巧妙地称其为“使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潜在敌人”）等种种
伎俩。然而，中心并没有为这一消息而感到兴奋，相反地陷入了深深的担忧和疑虑。
由于伦敦的两个特工雷夫和马利暴露、格拉夫潘被怀疑为敌人的间谍，再
加上奥尔洛夫的叛变，使苏联在英国的情报工作的未来呈现出一片茫然。伦敦情报
站被关闭了，除了一位情报官员留在大使馆外，其余的全部被召回莫斯科。留下来
的这位外国科的官员叫阿纳托利·韦尼亚米诺维奇·高尔斯基。此人连苏联在英国
最重要的间谍的情况都知之甚少。1939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菲尔比将从
西班牙返回伦敦的时候，高尔斯基报告中心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下达命
令，应该拿泽恩琴怎么办。如果你们能够给他定位，那么我们将非常感激；我们对
他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只知道个大概。”
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在英国的情报工作是“靠可疑的情报来源和在一段
时期内受‘人民公敌’指导的谍报网络支撑的，因此是非常危险的”。该评估报告
在结论中建议：断绝与包括五杰在内的所有英国间谍的联系。中心虽然与五杰没有
彻底断绝关系，但是在1939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中心仍
然接受他们提供的情报，但是没有显示出什么兴趣；同时中心还在就他们中的一些
人或者全部是不是敌人的卧底进行着辩论。阿达报告说，菲尔比“经常”对麦克莱
恩抱怨内务人民委员会缺乏与他的联系，对他兴趣不高。1938年到1939年间，被伯
吉斯和其他人当作通信员的利茨·菲尔比（代号玛丽）和伊迪丝·图德·哈特（代
号伊迪丝）负责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系；但是她们也经常抱怨自己的开支得不到报
销。高尔斯基在1939年7月给中心的报告中称：
玛丽声称，由于四个月来没有与她取得联系，我们久她和马德琴65英镑。我答
应替她向家里（中。C）查询此事，并先给了她30英镑；因为她说他们需要一些东西……
出于一些原因，玛丽仍然居住在法国的一所非常大的公寓里，她说这是根据我们的
命令，等等。中心的答复是：
以前由于工作需要，玛丽曾经得到过维持在巴黎的公寓的命令。现在这已经不
必要了。让她搬出这所公寓，并过节简的生活，因为我们不会再付钱给她。玛丽不
会得到那65英镑，因为我们认为不久她的。我们同意支付给她30英镑。并转告她，
我们不会再付给她更多的钱了。
虽然中心里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但是，在英国的主要间谍的思想却仍然相当稳
定。1938年，伯吉斯发展了他的一个情人，瑞士记者艾里克·凯斯勒。后来，凯勒
斯成了一名外交家，在瑞士驻伦敦大使馆里任职。中心给他起的代号是“奥伦德”
和‘瑞士人”。凯斯勒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他提供了许多关于瑞
士与德国关系方面的情报。可能是在1939年，伯吉斯的另一个外国情人匈牙利
人安得鲁·雷沃伊也被发展为间谍。他后来成了战争时期流亡在伦敦的自由匈牙利
组织的领导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太妃糖”；在克格勃的档案中，他被描述成一
名男妓。还有人说“他与一名外交部里的官员有同性恋关系”。可笑的是，1942年，
伯吉斯还想让他成为能够从英国安全局向外提供情报的人。
克格勃的档案中仍然把吉姆和利茨·菲尔比当作是好同志；虽然当时他们已经
有了不同的情人，但是他们却在1939年发展了一位比前两者都重要的间谍奥地
利记者H．P．斯莫尔卡。利茨是在维也纳结识斯莫尔卡的。1938年，奥地利和纳粹
德国合并后，斯莫尔卡成了一名中立的英国人，名叫彼得·斯莫雷特。中心给他的
代号是阿保。斯莫尔卡后来当上了战时情报部俄国科的科长。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举行了签字仪式，这给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英国间谍们的思想上造成的打击比中心里出现的混乱还要大。与希特勒的外
交部长约阿西姆·冯·里宾特洛甫相互敬酒的时候，斯大林对他说：“我可以用名
誉保证，苏联不会背叛自己的伙伴。”30年代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成为苏联间谍的
这些人就是为了，至少部分是为了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这些人多数在经历了不同程
度的思想斗争后，克服了苏德条约给他们造成的突如其来的震撼。在过去的几年中，
他们受到的思想上的灌输是非常充分的，而且那些都是自觉地自我教育，因为为了
支撑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工农政府、是人类进步的希望这一信念，他们必须接受
斯大林的双重思维，而且必须能够及时地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弯。
当然，也有少数在西方国家里工作的间谍因苏德条约的签定而发生了思想动摇，
他们终止了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国的弗利特，即戈伦韦
·李斯。1993年，李斯的女儿珍妮到了莫斯科，国外情报局的代表明确地告诉她，
自苏德条约签署后，李斯就拒绝再提供合作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关
于他的消息”。了解了情况之后，珍妮·李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关于李斯，
你们还掌握着其他一些没有告诉我的情况，是不是？”国外情报局的确还掌握着另
外一些情况。它最不愿意公开的秘密就是，当时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伯吉斯知
道李斯打算退出后非常紧张，他向中心发了一个急电，说李斯可能出卖他和布伦特，
并要求暗杀李斯。但是中心没有同意这种做法。相反，克格勃的档案显示，由于与
伯吉斯长期以来的友谊，李斯并没有背叛他和布伦特。为了降低李斯叛变的可能性，
一次伯吉斯对他说，他也为苏德条约的签定感到非常失望，并停止了为共产党的非
法工作。麦克莱恩也对李斯的“叛变”表示非常担心。多年后，当他开始无法忍受
这种一边是英国的外交官，一边充当苏联间谍的两面人生的时候，他与李斯争辩说：
“以前，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是你背叛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