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作者起了“艺术家”这个代号，并猜测他可能在美术学校学习过。对这些信件
内容的仔细分析进一步显示出写信者经常阅读《共青团真理报》，并收听外国广播。
考虑到有些信件是寄给军队共青团的，克格勃对军事院校开除人员的表现记录
和预备役军官的档案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因为“艺术家”的信都是从莫斯科、雅
罗斯拉夫、罗斯托夫和加夫里洛夫一亚姆寄出的，对他的搜寻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
城市。
在这四个地方，邮政审查机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寻找与“艺术家”的笔迹类似
的笔迹。克格勃还向许多间谍和眼线下发了“艺术家”信件的样本，并向他们描述
了克格勃推断出来的作者的心理特征。克格勃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检查和审阅“艺术
家”
可能填写过的官方表格。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搜寻之后，克格勃在罗斯托夫
市住宅委员会的一份申请表上发现了“艺术家”的笔迹。1974年，克格勃查出“艺
术家”
是罗斯托夫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名叫科罗波夫。经过短时间的监视之后，
他被逮捕和审判，然后送进了监牢。如同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克格勃在关于旷日持
久地追查“艺术家”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搜
寻一个“对苏联现实进行诽谤”（而且这些诽谤还不是公开的）的作者，丝毫也不
没有一点儿荒谬之感。
《克格勃文集》上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经常提醒克格勃官员说，甚至西方的
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反动的。各地的克格勃机构花了很大力气调查当地群众对流行
音乐感兴趣的程度，而调查的结果通常都令他们感到不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州是勃列日涅夫最初加人共产党的地方，70年代中期这里的克格勃对年轻人的私人
通信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15－20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将近80％的人“经常
收听西方广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对西方流行歌星的不健康的
兴趣，比如想方设法要弄到他们的照片等等。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格勃机
构提交的一份关于本地“音乐反叛”行为的近乎离奇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
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的不遗余力的追查，时常使得投身于这一“圣战”的克格勃
分子忘记了什么叫荒谬：听一听音乐节目也会使年轻人对苏联现实产生一种错误的
看法，导致带有叛国性质的事件的发生。沉迷于西方流行音乐和音乐团体，追逐有
影响的歌星，可能导致年轻人走上敌对的道路。对西方音乐的沉迷对于社会也有负
面影响，导致人们虚荣心膨胀，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可能导致有叛国倾向的非
正式（未经官方批准的）团体的出现。
出于这种认识，很多西方人物被认为是对苏联制度的潜在威胁，迈克尔。杰克
逊和平克。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对西方的流行歌星
感到非常恐惧，而这正证明了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反叛情绪的象征的地位。甚至在阿
尔巴尼亚，当欧洲最后一个也是最受孤立（甚至莫斯科也对它采取了孤立态度）的
一个共产党政权在1992年倒台以后，地拉那市中心绿树成荫的美丽街道上，也到处
都是身穿“迈克尔。杰克逊”T 一恤衫的年轻人。而在被砍去了头的斯大林雕像上
则被用巨大的红字书写上了“平克。弗洛伊德”。
所有苏联公民与西方人接触的地点都被中心认为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染源。克
格勃各驻外情报站都设有SK线（侨民处）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当地的苏联侨
民受到这种传染，而在苏联侨民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克格勃间谍和眼线。70年代中
期，在纽约的苏联雇员中有15％是克格勃的专职间谍。众所周知，苏联的国外旅行
团总是有克格勃官员严密地看管。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就有大
量（经常都超过15％）间谍和眼线负责监视其他团员的一举一动。例如，苏联国家
古典交响乐团1974年10－11月间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举行音乐会时，即有
两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和彼得。特鲁巴加德——伪
装成乐团工作人员随行。在122 名乐团成员中有至少8 名间谍和N 名眼线。在巡回
演出过程中，他们收集到了35名乐团成员的“负面材料”，包括“酗酒”、“投机
倒把”
（很可能大部分也就是想购买点西方消费品），以及与以色列境内人士（指的
是犹太音乐家）进行“友好”通信的证据。他们还收集到了音乐家家属的“负面”
材料，如一位小提琴手（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了他的名字）的妻子与法国的相识
互致生日问候的事等。莫斯科室内交响乐团在1974年也在西方进行了巡回演出，而
它的活动也受到了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佐夫的严密监控。在
乐团的三十名成员中有三名间谍，五名眼线。在这八名特务收集的有关其余二十二
名成员的“负面材料”中，令克格勃最感兴趣的是他们中一些人与外国友人通信的
证据。
由于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全方位斗争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
而克格勃比西方的情报或安全机构要庞大许多倍。列宁格勒市与列宁格勒州的克格
勃部门在1970年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是克格勃驻各地机构过分看重意识形态颠覆
活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据该报告称，该单位在1970年没有发现一桩间谍或恐怖案件，
但却有502 人因为涉嫌“政治危害行为”而受到了“预防性训诫”（警告）；41人
因为犯有政治罪或有犯政治罪的企图（这其中大部分自然都与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有
关）
而被起诉；另有34名苏联公民因为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他们在高等院校中开
展了大量活动以“防止敌对事件”的发生。邮政审查部门截获了25000 份带有“思
想上有害内容”的文件；另外他们还在边境没收了1900份此类文件。109 人（1969
年仅有9 9 人）被指控有散发反动传单的行为，其中27人被逮捕。报告称，克格勃
庞大的间谍冈比上一年又扩大了17。3％。而关于克格勃的监视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
价方面，该报告称，在行动过程中他们撞坏了27辆车。1980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副
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私下说，该局的工作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闹剧”，拼命想发现
足够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以便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1967fg1982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试图使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成为苏
共领导层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小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活动或者
一位苏联作家未经批准在巴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微不足道（当然是按照西方
的标准而言）的事，都不仅会上报给安德罗波夫，有时甚至会上报给苏共中央政治
局。尽管哪怕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在苏联民众中引起多少共鸣，政治局
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商讨如何对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上面。1977年初，共有32项
针对安德烈。萨哈罗夫——他被安德罗波夫斥为“头号人民公敌”——的“积极措
施”行动在苏联境内外展开或即将展开。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间谍和眼线达几百万之众，因而没有哪一个苏联持不见政
见团体能够长期避免被一个或更多的间谍渗透。他们进行公开反抗的权利仅限于在
暗中散发地下出版的传单或者在红场上张挂一些标语，旋即又被克格勃的便衣扯掉。
直到苏联制度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苏联民众中的极少数多很
少得到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而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在于此，他们在一场似乎永远也
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进行着英勇斗争。
在苏联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克格勃的活动
正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广大苏联人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苏联制度
的其他选择。他们有时也抱怨生活水平太低，但他们对苏联现状的几乎不加置疑的
接受，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对苏联的态度，从而对西方的对外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冷
战期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认为苏联现行制度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正因
为如此，当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统治迅速地土崩瓦解时，以
及两年后苏联的一党专政政权几乎同样迅速的解体时，大多数西方人都感到非常震
惊。1992年，亨利。基辛格声称，“我不知道有谁预见到了苏联的巨变。”
西方观察家不仅低估了克格勃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苏联制度运转的极端重要性，
而且也低估了其安全与情报机构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大恐怖时代末期成为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后来成了苏联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斯大林曾
称他为“我的希姆莱”。1945年，他受命主管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3
年俾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成为苏联第一位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安全部门首脑。然
而，对于他的野心的担心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为了对付他而团结在一起，并在1953
年底将他处决了。
从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苏联其他领导人不会再给克格勃主席篡权的机会。这
种想法在亚历山大。谢列平身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谢列平在1958到1961年间担任克
格勃主席。他精力充沛，而且相对较为年轻。他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党的总书记的
野心，然而在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主要密谋篡权者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他实际上也
靠边站了。
70年代，尤里。安德罗波夫逐渐把苏联大权揽人自己手中，他的手段比贝利亚
或者谢列平要高明得多。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日薄西山，安德罗波夫逐渐建立起当
然继承人的形象，并于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然而，无论是在亨
利。基辛格长达2000页的回忆录（969 －1977年）中，还是在接替基辛格在1977fg1
980 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关于他任期的回忆录中，对安德罗波夫都
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十年之后，人们对于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
夫也同样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当1991年8 月他发动意在推翻戈尔巴乔夫、建立
一个强硬派政府的未遂政变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感到非常吃惊。但像贝利亚一
样，克留契科夫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虽然在此之前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共产党一党专
政政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坚强支柱，而克留契科夫不合时宜的加强这一统治的努力，
却反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崩溃。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给予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后继部门——
的首任长官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关注之少，也是令人惊异的。就在普里马科夫
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前夕，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专著，并受
了广泛的好评，而就在这本专著中也只字未提到普里马科夫。到了1999年春天，尽
管普里马科夫声称自己没有接替叶利钦的野心，而民意测验却表明，在所有可能参
加第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中，普里马科夫的呼声是最高的。显然是因为觉
得普里马科夫的权力太大了，叶利钦遂于1999年5 月罢免了他。
契卡及其后继者不仅对于苏联一党专政的政权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
苏联外交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1980年，吉姆。菲尔比曾在克格勃的一次讲
座中说：“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是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西方历史学家没有
能够认识到克格勃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件主要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苏
联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符合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对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研究
都一概会提到李维诺夫和其他苏联外交官所进行的关于共同防范纳粹德国的谈判，
但一般都完全忽略了苏联在国外进行的非常规的活动，例如在巴黎开展的针对白卫
军的特殊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实施暗杀弗朗哥将军的计划，30年代后期在西欧
消灭托派骨于分子，以及1953年暗杀铁托的阴谋活动，等等。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的许多外交政策也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制定的。
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外情报机构——外国科，曾粉碎了一系列与反布
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和帝国主义情报机构有关的反革命阴谋，从而一举成名。尽管现
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些阴谋（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
在苏联领导层的想像中它们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同样地，外国科在苏联境外消灭
白卫军和托派骨干分子的行动，在斯大林看来也是非常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时，斯大林更担心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希特勒。
30年代，苏联的国外情报收集工作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主要应归功于
“大特工‘们。招募剑桥”五杰“和其他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打开了克格勃对
西方国家首都的帝国主义权力核心进行渗透的大门。外国科获得的大量英国文件和
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件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对
这方面的研究仍非常不够。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情报机构与其战前的主要目标
——英国以及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美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情报站；而美国在
194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间谍机构。外国科在二战前所遭受的主要失败都是自已造成
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多最优秀的情报官员成了“大恐怖”时代的偏执思潮的受
害者，惨遭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西方的渗透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