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
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呼吁会员教会“尽可能全
身心地投人到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在欢迎反对种族主义运动的
同时，《教会时报》也对世界基督教协会未能触及“严重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未
向被压迫者提供帮助深感遗憾：“布拉格之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
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
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
部担任秘书。自 1946 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
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
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
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
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
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
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
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
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
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
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
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
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
“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
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
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鲁季茨克
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
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
博士的加冕仪式。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
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
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
礼”
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
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
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
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
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
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
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
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
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
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
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
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
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
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
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
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不过，确实有一少部分人成功地顶住了克格勃施加给他们的所有压力。1991年
12月，苏联解体前不久，克格勃最后一任副主席阿纳托利。奥列伊尼科夫告诉一名
采访者说，在克格勃找过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中，有15％至20％拒绝为其工作。
顶住了克格勃所有压力的少数无畏者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晋升的机会。东正教
会中因与克格勃合作而受伤害最大的部分是它的领导集团。
不过，如果把领导集团对克格勃表现出来的尊重简单地理解为个别主教的道德
缺陷那就错了。东正教会受到数百年之久的东正教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它强调对
神和帝王的顺从。革命前，听命于沙皇一直被认为近乎是一种宗教义务。东正教会
传统上起着国家部门和救世向导的作用。一直担任俄罗斯东正教驻世界基督教协会
代表团团长的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以他对东正教礼仪的深深投人以及在教堂
礼拜时祷文明显的深刻程度给许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78年在访问
梵蒂冈期间突然去世，在尼科季姆的崇拜者中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在他因心
脏病去世时他一直陪着他，后来他说在他们会面期间他使用了“我所听过的有关东
正教会的最美丽的词句”。但是尼科季姆不光是苟安于他对所谓苏维埃权力的屈服，
而且还是个克格勃间谍。他的私人秘书和心腹尼古拉。利沃维奇。采
尔皮茨基也是如此，他于1971年被发展为间谍，代号弗拉基米尔。
宗教事务委员会1974年的一份报告把东正教主教分为三类。
第一类用言行表明不但忠于而且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信守有关宗教信仰的法
律，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很现实地理解到我国对宣扬宗教与
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感兴趣；而且基于以上认识，没有表现出在人群中扩大东正
教影响的任何特别的积极性。
这一类主教中有1971年接替阿列克谢一世的牧首皮缅，还有1990年接替皮缅成
为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塔林与爱莎尼亚的都主教阿列克谢。他们都因公开赞扬苏联
领导人而令人作呕。皮缅甚至声称要认识安德罗波夫“崇高的精神实质”，而安德
罗波夫是他担任牧首期间迫害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分子。安德罗波夫去世时，
皮缅宣布他将永远“衷心感念‘他对”我们教会需求无微不至的理解“。
和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一样，皮缅作为克格勃苏联“和平”宣传的代表，喋喋不
休地为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和平运动中的伟大贡献”歌功颂德。1976年2 月，他、
都主教阿列克谢和其他神圣教会会议的都主教“因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为和平、安全
和友谊的斗争中进行的丰富多采的活动”而获得了苏联和平基金的特别奖。一个月
后，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牧首一个类似的奖项，以庆祝其成立25周年。1977年6 月，
在克格勃的幕后组织下，皮缅在扎戈尔斯克主持了一个题为“为了永久和平、裁军
和国家间公正关系的宗教工作者会议”，吸引了来自107 个国家代表世界所有主要
宗教的663 名代表与会。大会通过了皮缅提出的呼吁，宣布到2000年的这些年是
“为和平而斗争的时期”——在克格勃看来，这样就预先排除了梵蒂冈可能率先发
出类似呼吁的危险。一个月后皮缅“因捍卫和平的伟大爱国活动”而被授予红旗勋
章。
宗教事务委员会于1974年确定的第二类主教是那些尽管忠于国家并“正确”遵
守宗教信仰法律，但希望“加强东正教会在个人、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并
为神职办公室挑选积极支持东正教虔诚的年轻人”的主教。都主教尼科季姆尽管在
世界基督教协会等处被用作影响间谍，但却被纳人第二类主教，这可能是因为他过
于狂热地鼓动献身宗教事务。第三类主教（刚好不到总数的1 ／3 ）是那些尽管没
有做出可能导致他们离职的公开挑衅，但“在不同时候曾试图逃避有关宗教信仰的
法律约束”的主教。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引起全世界公众注意的是东正教会内部分歧的首次外露，
那是被逐出教门的祭司格列布。亚库宁神父和居士列夫。雷格尔森向1975年11月在
内罗毕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第五次大会发出的一个呼吁，他们呼吁支持苏联宗教
迫害中的受害者——迄今世界基督教协会会议上的禁忌话题。当一名瑞士代表提出
关于“裁军、赫尔辛基协议和宗教自由”的决议应包括以下声明时得到鼓掌欢迎：
世界基督教协会关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在苏联受到的限制。大会敬请苏联
政府认真履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第七项原则——宗教和其他自由。都主教尤韦纳利
抱怨这一提议有违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文
件起草委员会中的一名克格勃间谍，阿列克塞。布耶夫斯基（库兹涅佐夫）
“本着兄弟友爱、相互理解和共同参与的精神”，提出了一个表达方式，不专
门点苏联的名，但“承认欧洲不同地方的教会，生活和工作在非常不同的环境和传
统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西印度美以美教派的飞利普。波特博士，应要求就所
有赫尔辛基条约签字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准备了一份报告。《泰晤士报》将世界基督
教协会的决议解读为“教会对苏联制约的规避”。
但在谴责西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就没有这些支支吾吾了。大会的主旨发言
人之一，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罗伯特。麦卡菲。布朗博士承认，作为一名美国中产阶
级男性白人，他的身上体现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罪
恶。在试图避免“语言上的帝国主义”时，他转而开始说西班牙语，这迫使大部分
听众抓起他们的耳机，以便可以听到翻译成帝国主义英语的发言。世界基督教协会
拒绝考虑非白人种族主义，比如1972年乌干达驱逐亚洲人，导致一些英国代表的抗
议和退场。这促使波特博士评论说：“不论英国人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建
起了种族主义制度。”大会结束时，经过苏联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游说，
才确保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当选为世界基督教协会六主席之一。
如果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领导人多少还记得通常俯首帖耳的东正教会中少数持
不同政见的大胆之徒带来的“意识形态颠覆”的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对内罗毕大会
的结果相当满意了。实际上，虽然世界基督教协会对亚库宁和雷格尔森的呼吁的反
应很温和，却还是惹恼了克格勃总部。尽管波特博士的西方批评者抱怨他“公开反
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但克格勃却声称他实际上具有“反苏倾向”，并“以其有关
苏联缺乏良心自由的煽动性言论而闻名”。尽管在内岁毕大会两个门前给波特精心
安排了一次苏联宗教机构之旅，但他却未能抵挡住亚库宁和雷格尔森愤怒、尖锐的
批评。基辅与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在会后告诉一名苏联新闻记者说：我们对世界
基督教协会领导人对我国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入为主的成见深感遗憾。顺便说一下，
世界基督教协会秘书长波特先生去年9 月曾到我国访问过，他亲眼看到教堂和修道
院都是开放的。他在苏联时参加了大礼拜，并说他在访问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期间，
在如此虔诚和幸福的环境中总是充满愉悦。因此，他在大会上只字不提他对苏联包
括乌克兰的访问，令我们既奇怪又惊讶！
中心从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尉L 会教徒和苏联其他基督徒那里组织了潮水
般的信件涌向忘恩负义的波特博士，抗议所谓的他对他们的敌意。它还试图策动英
国、叙利亚、黎巴嫩以及苏联的“知名宗教人士”对波特进行公开批评。克格勃更
进一步的积极措施包括：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一书，
并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苏联的宗教自由》，二者都涉及一名很可能说英语的、
代号“K ”的间谍（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指明此人的身份）。此外还企图以各种方
式“陷害”波特本人，甚至——很可能通过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的克格勃间谍——建
议撤换其秘书长一职。来自莫斯科慰众堂的主教基普里安（间谍西蒙诺夫），在访
谈时谴责了“所谓苏联迫害教徒的胡言乱语”。
克格勃对内罗毕大会上出现的暂时尴尬局面做出的可笑的过激反应，以及波特
博士对此事的处理，在波特博士1976年8 月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赫
尔辛基条约签字国内宗教自由进展情况的报告中有详细陈述。他的长篇大论只字未
提苏联集团内的宗教迫害，尽管凯斯顿学院及其他人提交了大量详实的证据。然而，
波特博士却坚持说；“欧洲和北美的教会必须意识到欧洲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称
霸所造成和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中心看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东正教会内部最严重的公开对抗行为是1976
年12月由神父格列布。亚库宁、执事瓦尔索诺菲（海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