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导致库兹涅佐夫覆灭的泄密可能来自T 局内部。
截至70年代，克格勃驻罗马和巴黎情报站招募的大部分评价最高的PR线间谍都
是记者。米特罗欣所记档案中，有一份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初招募的收
人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的13人名单。收人最丰的六个人每人每月都收到240 卢布的
硬通货，其中三个人是记者：弗朗克发展于1966年，他在一家大报担任高职；波德
维日内（“敏捷”），他也是一位知名记者；斯塔热尔（“实习生”）发展于1969
年，他在一家新闻社的罗马分社工作。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240 卢布的其
他三名间谍是：达里奥，他是在外交部发展间谍的老手；涅梅茨（“德国人”），
是一位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奥兰多，从米特罗欣的笔记中不能明确判定他的身份。
1977年初，罗马情报站拿第二个档次报酬的有六人，他们每人每月得到170 卢
布。
这六个人中，阿塞罗的职业不详；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他的身份并表示他被
招募的时间可能不迟于1969年，但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细节。在职业明确的五人中，
有三人——菲德里奥、雷纳托和马夫尔是记者。雷纳托是一家期刊的编辑，1974年
被招募为间谍，菲德里奥是一家新闻社的社长，1975年被招募为间谍。比雷纳托或
菲德里奥当间谍早几年的马夫尔是罗马一家大型日报的左翼记者，同时也是一名间
谍发展人员。他发展的成员有公务员阿拉尔多。据马尔夫说，阿拉尔多认为整个意
大利政坛是个“贼窝”，而且很高兴通过出卖机密文件能分上一杯羹。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每月支付170 卢布的另外两名间谍，一个名叫洛雷托，是
一名毛泽东主义斗士，他提供中国与其在西方左派中的支持者的联络情报；另一个
名叫梅采纳特广庇护人“），是一个腐化堕落的公务员，据估计其动机纯粹是为了
挣钱。1977年1 月，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最重要的间谍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代号是图
里斯特，他每月拿150 卢布，是一名报纸出版人。情报站支付最多的13名间谍中共
有七人是记者，每月收人在150 至240 卢布之间。如同在巴黎一样（那儿的大部分
克格勃评价最高的政治情报间谍也都是记者），中心对他们作为影响间谍的潜力可
能估计过高了，从而导致它在7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1977年8
月，中心关于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的一份报告断定，它拥有”一个有效而且可靠的
间谍网“，它在外交部、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主要政党内都有人。情报站每月从
它的间谍那儿得到40至50份情报报告。不过，有人批评它相对缺乏针对美国、北约
和欧共体目标的情报。中心对该情报站的影响行动评价最高：”它的间谍采取的积
极措施，包括有些大规模行动都很成功。“1977年，利用伪造文件攻击卡特政府人
权政策的”渐强音“行动和针对中国的”和尚“行动都受到了特别表扬。
1977年，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实施的积极措施的年度统计如下：发表在资产阶
级出版物上的文章：43篇散发材料：l 次起草信件：2 次口头传播信息＊次影响谈
话J 次促成访谈：l 次电视上镜：2 次促成展览：l 次鼓动议会质询：2 次鼓动呼
吁：2 次当然，此类统计数字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能够证明它们所指的这
些积极措施对意大利的舆论有切实的影响。不过，米特罗欣所见档案中并无迹象表
明克格勃对在意大利（或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进行的积极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进
行过严肃认真的评价。相反，西方对美国政策某个方面的意见或同情苏联的任何迹
象，都可以被不加批评地随手抓来作为克格勃行动成功的证据。正如夸大积极措施
的成绩对情报站有利一样，向政治局报告这些成绩也同样符合克格勃总部的利益。
克格勃驻罗马情报站1977年1 月收入最高的意大利政治情报间谍在随后的五年
内至少有一半从克格勃的工资单上被除名或退休。第一个离开的是图里斯特。1977
年，图里斯特显然是由于有证据表明苏联践踏人权而大失所望，提出各种借口拒绝
合作，并于同年底断绝了与克格勃联系。据他的联络员称，他“未能正确理解和解
释苏联教徒和东正教会本身的处境情况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换句话说，图
里斯特是由于苏联对宗教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而疏远克格勃的。米特罗欣看了图
里斯特的档案后，觉得他从来都不是一名全心全意的克格勃间谍。
1978年克格勃发现菲德里奥与匈牙利情报机关有定期联系（而且毫无疑问接受
该机构的钱财），还发现他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情报机构也有来往，从此以后他
被剔出间谍网。1979年达里奥退休，次年梅采纳特退休。与此同时，雷纳托和弗朗
克就像图里斯特一样，也开始变得甚为失望。1980年，雷纳托被冷冻起来，最初打
算只冷冻他四年，但没有证据表明与他的联系后来得到恢复。弗朗克的情况也不妙，
他的联络员抱怨说，在苏联1979年间月入侵阿富汗和两年后镇压波兰团结工会后，
他很容易“受到反苏宣传的影响”。另据报告，弗朗克还与一名因参与红色旅而被
捕的人有瓜葛。1982年，他被清除出间谍网。
数年前弗朗克曾是克格勃报酬最高的意大利间谍之一，他的失望是克格勃A 局
试图在80年代初设计新的影响行动时所面临的问题的缩影。没有那份克格勃报告敢
于指出，积极措施不可能修复入侵阿富汗和镇压团结工会对苏联形象的损害。
80年代初中期，克格勃在意大利和法国最有效的积极措施如同在整个西欧一样，
是一些利用反美情绪和恐惧核战争的公众潮流的行动。尽管核军备竞赛的始作确者
是苏联于1978年部署SS－20导弹（新一代中程弹道导弹）的决定，但是西方和平运
动对北约随后做出从1983年开始在欧洲部署潘兴一＊和巡航导弹的决定，批评得更
多。正如密特朗有一次直截了当说的那样：“导弹在东方，但和平抗议在西方。”
完全有理由相信但很难证明的是，经克格勃积极措施强化的苏联持续不断的和
平宣传，鼓励（如果不是引诱的话）西方大部分和平运动分子更多地关注里根及其
北约盟国而不是苏联造成的核威胁。1984年2 月，在回顾前两年的积极措施时，克
留契科夫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高干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在支持大批国外非官方组织
如和平运动为反对美国政府实施军国主义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心自信它现在具有对西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反映在1984年它为
积极措施制定的头三个重点中：——反对美国和北约破坏现有军事战略平衡并获取
对苏军事优势的企图；破坏帝国主义集团的进攻性活动和他们准备核导弹战争的计
外…。。
——加深北约内部的不和……
——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美国发动战争的计划，以及它拒绝诚心诚意地与苏联
就限制军备进行谈判的做法；鼓励西方反战和反导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让更多有影
响的政界和公众人物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鼓励这些运动采取更具决定
性的协调行动。
这是戈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前一年的事。
由于东西方的缓和以及苏联内部实行“公开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
在西欧的积极措施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显然担心西
方对克格勃假情报的揭露可能损害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8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积极
措施之———声称爱滋病毒是由美国生物战专家“制造”的，被莫斯科正式放弃。
不过，这一说法继续在第三世界和部分容易轻信的西方媒体上又传播了好几年。
在80年代后期，苏联统战组织的欺骗性被越来越多地揭露出来。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89年承认它90％的收人来自
苏联后，也丧失了大部分信誉。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在一道“克格勃主席令”中承认，积极措施的成效和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积极措施的信心出现了严重下滑：各情报站接触西方国家大众传
媒的机会非常有限，获取新的活动点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与苏联克格勃其他部门
以及苏联其他部、局缺乏必要的合作。结束意味着积极措施在西欧或其他地方的重
要性将下降的说法。今天，这种观点在国外情报局（第一总局）的高层仍然很有代
表性。
克格勃绝密档案
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苏联尽管口口声声说宗教自由，但是它却是第一个试图根除神的概念的国家。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责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在说到它的作用时也
不无同情地说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冷漠世界的爱心”。不过，列宁对宗教的
谴责却要狠毒得多：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现念，任何对神的馅媚，都是无法形
容的下流货色，……
最危险的下流货色，最可恶的“传染病”。数以百万计的恶行、暴行和肉体传
染病都远没有用精巧的、精神上的、最漂亮的“意识形态‘抓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
念危险。
在30年代，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被发往劳改营，从那儿回来的人寥寥无几。大部
分教堂的宗教标志被拆除或污损，但是它们的圆顶形殿堂通常都保留下来，被改成
了谷仓、影剧院和停车场，或转作其他非宗教用途。经过20年的残酷迫害，俄罗俾
东正教只剩下几百所教堂供做礼拜，但是由于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需要教会
的支持，它才意外地作为一个群众团体得以复兴。1943年，在中断了门年之后，东
正教会的管理中心——莫斯科大牧首正式重建。在4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东正教徒
收回并煞费苦心地重建了数千所教堂。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
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
首帖耳。不管是牧首阿列克谢一世还是在东正教教阶中排名第二的克鲁季茨克与科
洛姆纳的都主教尼古拉，都参加了创建于1949年的苏联统战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
并作为影响间谍受到了克格勃的高度评价。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
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
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
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
“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平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
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
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
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
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
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6 瓜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
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
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
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工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
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
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
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
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
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
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
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
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
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
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
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
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
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
…当星期四，8 月对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
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
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
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
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
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一项主要倡议是，呼吁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