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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
臣闻：人臣在上位者，以尽职为忠；居下位者，以尽言为忠。值当言之事，而淡漠于局外，即为负恩。有自效之路，而缄默于当官，亦为职。方今纪纲整肃，寰宇粗安，切要之图，莫如洋务。九重宵旰所经营，中外大臣所筹度，或害未至而先防之，或机甫发而善应之。上下同心，内外一体，审慎详密，维持历年，综论彼族情形，约有三变。
咸丰十年，英法各国内犯，要挟百端，和约既订，互换成议，俄美亦相继立约。就中英为祸首。抚局初定，彼人狡诈难信，内地糜烂，朝野岌岌，其时深可虑者，首在英。同治初元，剿办发捻，大有转机，西人知我兵力尚强，心渐慑服。虽文乃耳马加利等，前后数案，屡烦辨论，旋就安帖。俄国疆域毗连，蓄意侵占，议界之事，屡催不办，且以代收伊犁为词，坚执推延，进步，其时深可虑者，又在俄。同治末年，倭人犯我台湾，近复动辄称兵，不遵定约，海防未固，御侮尚无把握，此时深可虑者，又不在他国而先在倭。
敌情既有变更，则区画亦因之而异。伏读嘉庆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有曰：国家经理大事，总当握其要领，专心一意，方克有济。即如医家治病，遇有棘手之证，若不究其受病根源，率行下药，虽多方疗治，其病不除，钦此。今洋务万分棘手，亦当认定病证，以为下药次序。自古敌国外患，无代无之，办理多方，是非各别。汉系单于之颈，唐犁突厥之庭，力足以举敌，此最上也。齐桓兴召陵之役，无损于芊楚毫末，而周以尊，寇准赞澶渊之师，无损于契丹毫末，而宋以振。气足以慑敌，不战而屈人。抑其次也，张浚覆军于大金，沐晟败绩于交趾，师行虽正，任用非人，无审己料敌之能，而贸然一试者也。割地和亲，卑称厚币，前代多有，困敝随之，蔑足论矣。是故逊让无救于边患，务在自强，卤莽适以速颠危，要在审敌。壮我之气以慑敌，然后可以立国，充我之力以举敌，然后可以久安。审机赴势，间不容发。苟或失时，后将奚补。臣故竭其愚悃，谨就管见所及，约为四条。缮呈御览。
一审敌情。本朝奠鼎中原，臣高丽而役蒙古，前代边患，一举而空之。独准噶尔跳梁西北，旋就芟夷。俄罗斯僻处边远，时蓄诡谋。列圣抚御得宜，故能帖耳受命。及咸丰末，泰西诸国纷至沓来，俄人起而交乘，要约互市。迩来倭国狙伺日甚。一日合十数国之众，以构难中土，实为千古未有创局。敌则求请无厌，我乃应接不暇，此亦智勇俱困之秋矣。然而强弱异形，缓急异势，以目下情形而论，敌之谋我，既各有其用意所在，我之应敌，亦当审择所处，酌分次第，就最亟者，专精筹办，以为制胜自强之基，破方发之狡谋，而后可以杜无形之大患。若浑同一视，则此十数国方张之势，无在而非隐忧，治丝棼之，庸有济乎！秦之兼并也，攻韩魏而交楚齐，汉之筹边也，威匈奴而抚南粤，卒乃六合混一，胡越来庭。诚熟审先后远近次序，专力切己之图，气伸于一隅，而威遂立于天下也。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俄人呈献阿睦尔撒纳逆尸，蒙高宗纯皇帝谕曰：驾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此二言，若子孙世世能守，实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庥也。钦此。臣思今日情势，原不能遽希全盛之轨，而劳心殚力，以期有济，则皇太后皇上当与中外大臣同之。稍一因循，受病愈深，恐无挽回之日。然则揣敌情以求所从事，非见在更不可缓者哉！
就各国言之，泰西诸大邦通商者，据我津要，传教者，愚我黔黎，彼皆蓄意甚深，贪狠万状，谓其志不在土地，诚非洞微之论。但西人越国数万里，兵馕既难为继，虚实究未深知。各国互市擅利之区，又贪恋牵制，而无能首祸。故兵船只藉以恫喝，必不遽启战争。即彼国有衅可乘，亦中华百年以内，兵力所不及，此但可羁縻，而不可图者也。俄国地大兵强，与我接壤，实为肘腋巨患。若彼意存开衅，陆地相持，胜负未定，海道来犯，防不胜防，此我终当善策之，而不能遽发者也。独倭夷蕞尔小邦，横行海外，势杀于俄国，而地逼于泰西。顾叠兴无名之师，显露与我为难之意，纵其得志，为患不后于俄。覆而取之，不惟俄人有所震慑，而不敢生心，即泰西知我兵力竟能及远，亦将潜戢其诡计。此天予我以自强之资，不可失也。倭之崛起为雄也，特听巴夏礼阴谋，怂恿乘中国之敝而起耳。然其国据三岛，视中华一二省之大，地不为广，新购铁甲船只四号，皆木质蒙铁，海战并不堪用，小兵船闻亦甚少，兵不为强，洋债日增，穷困弥甚，国不为富。往岁窥我台湾，正进退维谷之际，我允给兵费，得意以去。近遂破灭琉球，夷为冲绳县，乎雄视海上矣。然其实非有深固不摇之基业，长驾远驭之规为也。夫觇国者不必履其地而知之，观其所行，而足以察其民之从违，与其国之兴废。倭夷蔑弃旧人，专任一来自外洋之巴夏礼，而所谋又不协于众志，其臣离矣。仿效西人制度，改易衣冠，焚毁典籍，耗民财而隳士气，其人畔矣。萨司马不服，竭其全力，仅乃平之，内属变乱，夷氓流离。年来侵台湾，入琉球，佳兵犯顺，皆败征之先见。举国以为天朝且旦夕加兵也，而皆有怨毒其上之心。其能安然无恙者，特以强力偾兴之时未遭外侮，虽疲敝而尚足自支耳。或谓倭国兵精，所向得志。不知萨司马本其属地，琉球弱小，取之甚易，非倭力果有余也。宋王偃破敌益地，国灭于齐，郅支单于乘胜骄，枭首于汉。倭夷虽横，不过桀宋郅支之比，即与诸海国争衡，亦当覆败。况天威震叠，岂丑虏所能当耶！然彼果无挑衅之师，我何妨示包荒之度。今背公法者，倭也，弃和约者，倭也，开兵端者，倭也。彼既藐我为无能，犹审顾迟回，而不思一怒，彼之得尺进尺，岂有已时。不今岁兵及于台湾，则明年祸发于朝鲜，待其气力壮盛，而始图之，其难什伯。该夷比年用兵，行径迹类小偷，不予痛惩，则放胆恣行，将成大盗而不能擒捕。且琉球、朝鲜均我东方属国，密迩倭夷，琉球不复，朝鲜能无寒心，斯又东藩观听所系，非仅国家戎政攸关也。侧闻辨论琉球一事，该夷藉口何如璋照会，措词过激，延宕枝梧，今转不必急责其退还琉球。而彼若诡计调停，割地两属，亦不可允许。盖许之，则彼得利，而我无以为问罪之名，不许则该夷贪地不还，曲终在彼。见在该夷，坚指琉球本其属国，刊入洋报，传布各邦，我亦当明斥其捏冒，使各邦知之。否则各邦转以彼为有理之事矣。
窃谓办理之法，首在慎择使臣。明岁更换之期，此任较各国公使尤重，非文士所能胜。必得历练营务，朴实沉毅，坚忍有为之文员充之，不用副使，以免掣肘，令其广设耳目，使彼中虚实，纤悉咸知。长崎横滨各岛，现有中国理事官，当由使臣遴择调派，以期呼应灵通。各岛多中国商民，由使臣饬各理事官，不动声色，按户派丁，阴以兵法部勒，使之彼此联络，守望相助，托为保卫闾阎，务在结以恩信，俾肯暗为我用。该夷与中土同文，购画彼中山川形势，尚易为力。得其地图，可发交南北洋大臣，派人讲习，备行军向导。琉球遗臣义士，有来归求救者，量为收恤，勿绝其望。既以究知该国地形，兼令谍探倭夷动静。盖兴灭国，即所以振天威，此实关系我朝字小存亡体统，不得视为乡邻之斗，即天下臣民，皆有以谅圣主之心，并非因喜功而糜费也。一俟海防少完，兵船足用，举该夷背约构兵诸罪，布告各国，霆击风卷，出者不意，收琉球孑遗之众，出朝鲜犄角之兵，战舰直捣其夷巢，华民向应于各岛。以堂堂正正之师，取众叛亲离之地，可一举而集事也。然后乘战胜之威，清俄人占越旧疆，定泰西互市限制。胜势在我，则进止轻重，随所施而咸宜。高宗驭远之鸿规，何不可再见于今日哉？朝廷不出师以威四夷则已，朝廷苟出师以威四夷，或者其必由乎此矣。
一振士气。古今人才之用不竭，在上培养之，振兴之而已。非培养则才不生，非振兴则才不成。用在才，而所以可用在气。若居上者弗为振作，官与兵民皆有颓废涣散之势，气不举，而才亦随以消亡矣。人固有不待驱策，而竭尽悃忱者，孟子所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此上知之资，不能多得。故供奔走者，半中材，不加磨炼，则ぃ然归于无用。本朝大臣，如阿桂舒赫德皆命世勋佐，然亦几经摧挫，而后郁为梁栋之姿。盖非是不足动心忍性，增益不能，下此者更无论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高宗纯皇帝以戡定新疆谕曰：此番遐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之士，无不得娴行阵，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为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厉之，其谁不畏难苟安而坐，希无事之福乎？钦此。圣谟深远，有味乎其言之。所谓国气，即士气也。臣每一恭读，辄为低回往复，仰首企慕，而不能自已也。
今论办洋务者，动虑无人才可用。臣以为，亦在上之振作何如耳。嘉庆时，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皆以歼擒海盗，著绩重洋。果办洋务，而谓无人才，臣不信也。夫物必待时而显，才必练事而成。他端皆可书授师传，独用兵非身亲不悉。本朝不办新疆，则无平定金川之阿桂等，不办金川则无平定台湾廓尔喀之福康安海兰察等，无廓尔喀苗疆之役，额勒登保等何由见知而平教匪？无教匪之役，长龄等何由授钺而定回疆？道光以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旦萑苻肇乱，流毒极于四海。然无此番兵事，曾国藩李鸿章或不过以文学侍从终其身，而左宗堂彭玉麟辈将老死荒山，乌能为国家效命哉！今天下甫定，宿将尚多，不及时驱策而淬厉之，万一将来，遇不得不用兵之时，恐真无可用之才矣。人情本多怯而少勇，虽禁止令行，犹惧不率，若任其委蛇迁就，至偾事而已莫能追。高宗纯皇帝临御臣工时，有不测之赏罚，圣意所在，大抵勇往者虽获咎必宥，畏葸者虽善全必惩。至筹办边务，尤不假借，故能群材用命，武功十全，汉通外域，谷吉十数辈，奉使戕躯命而不恤，其时为都护者，多能行便宜，张国威，亦见前代之法令严明也。今诸国通好，使事频繁，似宜严定辱命之罚，俾人皆有所顾忌，而不敢专为身谋，于国事庶有裨益。此任将择使二事，臣以为在官所宜急为振作者此也。
古来无不敝之兵制，本朝军政尽善，劲旅无前。自发捻恣行，湘淮义勇名天下，营兵或反为世诟病，于是有裁兵并饷之议，有改勇为兵之议。臣谓此皆未观其通，而求其实也。裁兵并饷，以为饷足则兵自精，而汛地不敷巡防，奸宄更多窃发，利未收，害先见矣。改勇为兵，盖以兵无用，而勇有用。均是人也，锄之民，可使杀贼，行伍之士，反谓不如，舍本齐末，殆非通论。夫兵之病在与将不习，而平日之势分，勇之利在将士一体，而平日之势合。但警急时，有屯扎一处之勇，承平时不能有屯扎一处之兵。即如长江水师，其初攻剿为要，不能不合，及改兵，则汛防为要，不能不分。然既改之后，规制既异，操练较难，设有战事，即难必尽如当日之精锐得力。虽以彭玉麟自将，而自改之，亦无两全善策。推之陆营，何莫不然。若分汛以诘奸，而别屯军以备调，庶乎其可。然无此军制，亦无此巨饷也。况久屯之军，锋锐消耗，骤临战阵，又岂能必其可恃乎！然则如何而可？亦惟勤练节制之师，用其方新之气而已矣。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饬将军富德等，追索霍集占于巴达克山。谕曰：我满洲风尚素称醇朴勇往，而承平日久，八旗子弟，多耽安逸，偶遇军旅之事，转致不能娴习，朕于此举，正欲训诲督率之，俾习勤劳，而谙韬略。而诸臣中或犹有狃于小利近功，不知事机之缓急者。古者无事之时，不废训戎讲武，今以法无可逭之逆酋，当功有必成之事会，且可借以练我杀敌致果之将材，又何所顾虑，而竟为浮论所惑！钦此。恭绎圣训，实以借军事练兵为妙用。夫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然非讳言而屏弃之也。时会方乘，有临事之惧，天讨既致，无黩武之心耳。若不得已而不用，则国威渐损，其究必至孱弱不振，虚言训练无益也。今练军行之有效，可渐推广。中兴后，闾阎子弟，皆有强悍勇烈之概，急公赴难之心，果其用之，十万雄师，咄嗟立致，选将部署，数月而定，过此以往，未之或知。臣谓兵气宜急思所以振之者，此也。
我朝恩泽之厚，旷隆往牒，编氓浃髓沦肌，深固不拔。自天主教入中国，迄今十余载，奸民起而驰骛，良懦视为惯常，而忠愤亦稍衰矣。民心之不定，由于国威之不立，岂细故哉！宋太祖以神武开基，后嗣失之积弱，然其仍世仁厚，积累颇深。及中原沦于金元，无一人提戈仗义。民岂无良，迫于势之无可如何耳。俄人占据伊犁索伦锡伯，人众流离困苦，不获自拔来归，我兵力所不及在彼中者，亦无能杀贼反正。足见固结之人心可恃，而未可专恃也。臣前在湖南，见士民闻教士将至，咸欲得而甘心，询之各省莫不如是。固由乡愚罔识此时禁令，然彼自以为尊孔孟，则不容异教，戴朝廷则屏斥外夷。此等忠义正直之气，实列祖列宗二百余年涵濡渐渍而成，非易致也。夫以斯民之所同恶，而为上者谕之以可从，又因而法令驱迫之，奸民入教者较良善为安乐，有事则调停而袒护之，官府不如此，朝廷又从而加罚焉。始则愚民不知，仅怨官府，今知之而乎怨及朝廷矣。臣亦知国家办理深心，目下更无别法。但再阅多年，蚩蚩之耳目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