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是“完全必要”、“非常适时”的，还是没有必要，非常错误的？
中国究竟有没有修正主义？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识破林彪？“炮打司令部”对不对？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对不对？把邓小平搞下台对不对？
……
林彪集团的垮台，同样引发了邓小平深沉的思考。但是，他外表仍然平静严肃。
他继续偕同卓琳行走在那条小道上，进厂劳动。
他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学习、讨论，静静地倾听工人们的发言，但没有说一句话。
作为一个沉稳成熟而又身处逆境的政治家，邓小平有自己的主见和谋略。他看到了转机、曙光和希望。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1节 邓小平两次致信毛泽东
在江西羁居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主要活动是劳动、读书、思考，还是家务“强劳力”。但是，他始终没有忘怀的是对毛泽东的期盼。
邓小平11月6日在厂里听了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传达后，厂领导罗朋让他把文件带回去看看。邓小平仔细、认真地学习了中央文件后，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于1971年11月8日提笔上书，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
据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所述，邓小平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接着，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到江西后两年来的情况。他写道：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随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了“想做点事”的请求。他写道：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最后，邓小平在信中提及他的孩子们，请求毛泽东帮助，“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能使小儿子飞飞有个“较好的分配”，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小女儿毛毛能让去“学医”。在说了这些事后，邓小平写道：“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邓小平还提到希望继续同汪东兴写信保持联系的事：“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我因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诉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这封信通过江西省革委上转中办主任汪东兴，并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并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毛泽东的回应和批示，给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带来了喜悦。
1972年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根据汪东兴的招呼，安排邓小平的儿女一个进江西工学院上学，一个进江西医学院读书。让邓小平忧心的孩子们的事算是解决了。邓小平于4月22日致信汪东兴说：“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地感谢！”
到了7月份，形势进一步好转，在毛泽东的自悟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解禁”，从“牛棚”走出来，恢复工作。同在江西“流放”的陈云，也于1972年4月22日离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从南昌乘火车回到北京去了。……
各种信息、消息不断传到步校“将军楼”。
邓小平还在江西。
8月1日，他在厂里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同时，他从广播、报纸上获悉：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被疏散的老干部已回京，并参加了8月1日的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叶帅还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再也忍耐不住了！
事在人为。第二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计：要争取复出，争取工作。他第二次上书，给毛泽东写信了！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真切的语言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并据自己所知揭发了林彪集团的一些事情，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应有的检查，提出了工作要求。
邓小平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
在信的最后，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说：
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上书，颇为适时。
8月3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信交江西省革委会呈送中办主任汪东兴。
邓小平没有料到：8月3日从南昌发出的信，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此信，并且于8月14日就作了批示（本书第七章详述）。
邓小平的“静候”没有落空，得到了最好、最高、最快的佳音。……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2节 邓小平六年磨难生活的终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为古训，亦是邓小平历来的风格。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党集团被摧毁，江西的程世清等人也下台了。中共中央于1972年4月调整了江西省的党政领导班子，任命佘积德、白栋材、黄知真等为省委书记，政治氛围宽松好转了。
邓小平在江西的处境，也得到相应的改善。
省委领导白栋材、黄知真等来到望城岗，专程看望了羁居中的邓小平。邓一家在生活上得到了更多的关照，甚至可以每周都到省委招待所洗澡了。
原先那个态度不好的监管人员也撤换了。
在邓小平的请求和周恩来的关照下，邓小平家的老公务员、秘书吴洪俊夫妇调来江西，帮助料理家务。此后，邓小平夫妇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多了。
邓小平的孩子们，境况也好多了。
长子邓朴方获准去北京治疗。
大女儿邓林从宣化回到江西，在家里等待中央美术学院分配工作。
二女儿邓楠也回来了。她已身怀六甲，全家人都为之高兴。
小女儿邓榕（毛毛），小儿子邓质方已在南昌上大学，一个学医，一个学工，学业优秀，总算了了邓小平夫妇的一大心愿。
“将军楼”里有个小院子，那是邓小平夫妇活动的小天地。
一向达观的邓小平，自从林彪垮台、形势好转之后，心境更加好了。他自信，总有一天，他还是要出来工作的。在羁居江西的日子里，他从没有放弃希望，没有停止思索。在刚安排到南昌还没入住“将军楼”的时候，当监护他的“邓小平专案组”的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好回京向中央反映时，邓当即就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话，令当时的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现在，形势有大变化了。邓小平更是充满信心，为自己日后的复出作准备。
这种“准备”，除了大量地阅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列著作和《二十四史》，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外，还要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那就是锻炼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复出的条件。为了使自己保持健康的体魄，将来有朝一日重新为党国效劳，肩挑重担，邓小平加紧了对身体的锻炼。
邓小平选择了走路。对于一个68岁的老人来说，走路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他每天要走一万步。从“将军楼”沿“邓小平小道”，走到新建拖拉机厂车间，约3华里，来回差不多5000多步。每天午睡后，他在“将军楼”院子里，要步行40圈，每圈约130～140步左右，就5000多步，总共有一万多步。
这样，每天步行一万步，一个月就是30万步，一年就是360万步。以千步为一里计，一天一万步等于10里，一年就是3600里，三年就是一万多里，不就接近于半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吗？
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时，习惯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深深地陷入沉思，一边漫步，一边思考着什么。
人们不会忘记，20年后即1992年，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体质依然那么健康，头脑依然那么清晰，这同他的达观与锻炼不无关系。人们从他的雄姿中，看到了春天的希望！这是后话。
邓小平对形势的判断是很准确的。1972年9月，在中央还没有通知他回京工作之前，他捕捉时机，提出了“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的要求。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请示中央后，中央于9月底批准了邓小平的这一要求。随后，省革委会作出了具体安排，出去参观时按“省级干部”规格接待，用伏尔加轿车，一路由省里打招呼，以便接待。
这是邓小平自“文革”被“打倒”后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第一次自由！
这次外出、自由，标志着六年禁锢的解冻，六年磨难的终结！……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3节 毛泽东把视线投向邓小平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呼之欲出，担纲主政。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在巨痛中把视线投向邓小平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审视自己的理念：在这些老臣、老帅中，到底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他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新的判断和行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一月的北京，是非常寒冷的。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抱病冒着严寒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悲切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凄然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张茜喃喃自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随后，毛泽东又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站在前排，静静地听着周恩来致悼词，在陈毅的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
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这种包含着歉意的举动，给全党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是广大老干部们企盼已久的信号！
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还当众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
毛泽东从陈毅想到了邓小平。一个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一个是中央苏区的老战友，都是当年战争岁月的麾下大将，也是共和国的一代老臣、一代忠良啊！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以便为邓的复出制造舆论。
这是周恩来的一片苦心。他对千里之外的邓小平惦记着呢！
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提到刘伯承、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江、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