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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1958年，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
“大跃进”狂潮席卷国中！
人民公社一哄而起！
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
在这期间，乱子出了不少。党和毛泽东连续召开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八届七中会议是又一次纠“左”的努力。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及邓小平。
八届七中全会是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的。在此之前，中央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检查和讨论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整顿中的若干问题，提交七中全会讨论。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薄一波作了关于生产情况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财贸工作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随后，会议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会议纪要等文件。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共讲了九点意见。其中，有的是讲工作原则问题，更多的是讲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服坚持高指标的同志，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地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肯定了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他提出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要与人通气，要在党内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他还特别讲了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问题，强调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讲这些话的用意，是想支持少数人的意见，把高指标压一压，但未能得到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会议最终还是没有把高指标压下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邓为副帅。他说：
“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随即，毛泽东又面对邓小平说：
“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颇含深意的。
看来，毛泽东在1956年提议邓小平当总书记，1957年在莫斯科盛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这次八届七中全会上又声称邓是副帅。毛泽东对邓小平确实是看得很重，寄以厚望啊！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号召全党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
不知毛泽东讲这番话时，是否又想起了当年中央苏区邓小平遭受挫折、老婆离婚的往事。……
毛泽东号召学海瑞，可是，就在这一年，当彭德怀真的当了“海瑞”时，毛泽东又不能容忍了。
这就是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和毛泽东的悲哀。彭德怀这个当代海瑞，因坚持真理，直言上谏，被看成是“向党下战书”，撤职罢官了！
邓小平因腿部骨折，加上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需要，没有参加庐山会议。会议开过以后，宋任穷等到北京医院看望邓小平时，他的脚是吊在杠子上的。邓小平听完庐山会议情况介绍后，沉思片刻说：
“彭德怀同志不论有什么错误，但是，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有很大功劳。”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邓小平很难再为彭德怀多说些什么。但是，话能说到这个份上，已足见邓小平的公正和胆识。
邓小平是在一次运动中跌伤了腿的，但在腿伤还未痊愈的情况下，他又受命出征，带着手杖飞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了。
在国际事务上，邓小平也是一把好手。他是中苏论战的主帅，国际谈判的高手。
早在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时，邓小平就随同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据时任朱德秘书的廖盖隆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宣布闭幕之后，又秘密召开了一个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会议。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事先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商量，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和破坏法制等项严重错误时，一笔抹杀了他在十月革命和三年国内战争中的重大历史功绩，他在捍卫列宁主义和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功绩，他在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历史功绩，从而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报告作完以后，苏共把报告的速记稿送给了中共代表团。大家看了以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多。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7节 毛泽东透露：我为正帅，邓为副帅（2）
当有的同志说，这里讲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做客的。这时，邓小平坚定地表示说：
“斯大林是个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代表团回国后，邓小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在对斯大林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后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这篇文章反映了邓小平的观点。
毛泽东也认为不能把斯大林一下子“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是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法，我们有不同意见”。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看待赫鲁晓夫的问题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观点是相同的。
1960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26国参加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时，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同意。这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已公开化，但会必须参加。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受到苏方的高规格接待，下榻在专门接待外国最高领导人的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这大概是赫鲁晓夫没有忘记毛泽东三年前与他谈到邓小平时说的“希望你们把他像我一样接待”那句话吧。在邓小平一行还没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就与苏共高层领导人说：“这次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苏共举行了欢迎国宴。
赫鲁晓夫把邓小平视为“座上宾”，亲自陪同在主宾宴席就座。酒过三巡后，赫鲁晓夫开始发话了，说：
“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和国际共产运动老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邓小平一听就知道弦外之音，这是赫鲁晓夫借阿共影射中共，于是，坦然地说：
“赫鲁晓夫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可他们总和我们过不去。”
“在这点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你们有不同看法。”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呀！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还骂我们，说我们是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便话锋一转，说：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对斯大林的问题上态度那么前后不一致呢？”
“不对！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答。
“不！你们开始赞成我们，后来却又在反对我们！”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原则问题要说清楚哟！我们赞成的是反对个人迷信，反对的是全盘否定。”
“你知不知道，我们苏共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都更深切，我们受害也最深呀！”
“个人迷信是要批判，但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嘛！”
这时，赫鲁晓夫又无言以对，换一话题：
“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可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高岗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今天我们都要把你的这个讲法记录在案的。”
这时，几位苏共领导人都对赫鲁晓夫说话不考虑后果的态度投去不安的目光，但赫鲁晓夫仍然无理地说：
“邓小平同志，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你们喜欢的人，我们就给你们，这难道不好吗？”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不想再跟他谈下去了。
几位苏共领导人觉得赫鲁晓夫太失脸面，纷纷站起来示意赫鲁晓夫碰杯，赫鲁晓夫方悻悻地大声说：
“好，算了，不争了。让我们互祝身体健康吧。干杯！”
“干杯！”
“干杯！”……
一场唇枪舌剑暂告结束。
邓小平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出访任务。
在中苏会议的尖锐斗争中，邓小平的胆量、水平和气魄，不失毛泽东所称的“副帅”之风。
中苏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参加了二十六国兄弟党会议。11月间，邓小平又和刘少奇一道，参加了八十一国党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中苏关系趋于缓和。毛泽东对此颇为满意。
邓小平出访莫斯科，赢得了党内外的普遍称赞，郭沫若曾赋诗云：“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8节 不要“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位与宣传，毛泽东本人一直是比较审慎和谦虚的，尤是党的八大前后更是如此。
延安时期，党内就有王稼祥、刘少奇在1943年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七大期间，毛泽东对全党的这一决定是认同的。
但是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
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没有同意。他给吴老回电说：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
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党内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概念，丝毫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