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邓）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的这席话，情真意切，客观公正。他一连讲了“六个比较”：比较公道，比较厚道，比较周到，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其领袖之风，战友之情，荐才之心，溢于言表。毛泽东凭借他对邓小平几十年的观察、了解、接触、使用，向全党对邓小平作了郑重的荐举，并推举其出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是党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党的八大以后，总书记上任了。
从此，邓小平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为标志，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4节 邓小平在八大后的治国创见
党的八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八大之后，全国人民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这时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起商讨国事的机会更多了，这使他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层面上思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实际问题。他在这一时期的几年领导工作中，根据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对实际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进行了战略上的思考，切中时弊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不失为治国创见。
这些治国创见主要有：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对他们提出的“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时说：“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他还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邓小平还指出：“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是不是可以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是极为深刻，极有预见性的，后来党和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所犯的“大错误”，所栽的“大跟头”，完全印证了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执政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在1957年4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还谈到，执政党接受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发展生产要用经济办法，而不用政治办法。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邓小平即于是年4月到北京市顺义县农村开展调查。在调查中，他针对农村工作中忽视经济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共产风”盛行等现象，高屋建瓴地指出：“归根到底是要把生产发展起来，用经济办法，而不用政治办法。”那么，究竟用什么“经济办法”呢？邓小平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一是发展集市贸易。主张：“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统统恢复起来，品种要全，数量要多，质量要好，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二是实行“三包一奖惩”和“四固定”的责任制。他明确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当然，定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百分之十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就会有奔头，就会拼命去干了。”三是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他指出：“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等等。邓小平的这些主张，都是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的，是切中时弊的得力举措。
邓小平时处盛年之际，政治成熟，思想活跃，眼光深邃，性格直率，办事果断，真是一个年富力强的总书记，一个治国安邦的好管家啊！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5节 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毛泽东对邓小平出任总书记以来的卓越才干，是深表赞赏和满意的。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率团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即莫斯科会议）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
随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的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出国访苏。
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苏是在1949年12月。那时率团出访一是为庆贺斯大林70大寿，二是为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两国元首非常友善，斯大林以最高礼节欢迎毛泽东一行的到来。
这次出访距斯大林逝世已近四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已落入赫鲁晓夫之手，中苏两党分歧已明显产生。尽管如此，作为两党两国的政治家交往，双方都保持了自己应有的风度。
11月7日，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在主席台上，毛泽东被安排在显赫位置，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马利诺夫斯基（主持阅兵典礼的苏联国防部长）。值得注意的是，各国代表团只有团长一人在台上，而中国代表团除毛泽东外，在台上的还有宋庆龄、邓小平！
访苏期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有过多次接触，并谈及邓小平。
据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俄文翻译的李越回忆，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叫李越到他的卧房，交给李越一个信封，接着口述了一封短信，要李越写成俄文，内容是：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写完后，毛泽东就在信封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历来是个善于从大处着眼，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政治家，不愿意介入具体问题、具体事务的纷争。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第一次进餐时，毛泽东就很大度地表示说：
“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搞去吧！”
苏斯洛夫是苏共党内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时，赫鲁晓夫欲言又止。毛泽东见状，又接着说：
“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否则会束缚人家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
赫鲁晓夫简直像小学生一样，聆听着毛泽东的教诲，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这次会议我们尽了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
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讲完，就避开苏共二十大打岔说：
“各国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实际情况不同，说法也自然会有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
话说到这里就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否则谈崩了就不大好。毛泽东于是提出，让邓小平同志同苏斯洛夫谈，这样有回旋余地。
又有一次，毛泽东在宴席间同赫鲁晓夫进行了有关接班人的对话，又一次谈及邓小平。
毛泽东以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早就从伏罗希洛夫半年前访问中国时带回的信息里知道此事，所以不无意外地问道：
“有人接替吗？”
毛泽东开始扳着手指，如数家珍地说：
“有哇！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来学习，1921年加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下一个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赫鲁晓夫听后，插话说：
“这个人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第三个是周恩来。”毛泽东又扳下一个指头，说：“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
谈到这里，赫鲁晓夫说：
“米高扬也是政治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但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了。年龄不饶人呀！总之，这些人今后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像对我一样对待他们，都看成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虔诚地表示。
这次谈话后，赫鲁晓夫从毛泽东的介绍中形成了一个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
赫鲁晓夫还回忆说：
“我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
可见，毛泽东在1957年的时候，就有选定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的意向了。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6节 毛泽东透露：我为正帅，邓为副帅（1）
1959年是中国经济、政治“多事之秋”的一年。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难免会出现曲折。
由于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党和毛泽东在八大后不久就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这两大问题上一再发生失误，挫折接踵而至。
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1958年，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