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部队中有人发牢骚了，说：“怎么二野总离不开山，抗战时期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别山，现在又要进军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哪里穷，哪里山多，就叫我们到哪里？……
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邓小平讲话了，提出了“要过好胜利关”的要求，他说：
在我们二十三年革命的斗争中，过了很多的关，有困难的关，有胜利的关，有大关，有小关。这些关过去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我们是过得很好的，现在要过好胜利这一关。目前除了台湾、西藏没有解放，少数匪特没有肃清外，全国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在我们队伍里又有些人看不见敌人了，以为我们的事办完了！对那个美帝国主义看不见了，国民党残余力量看不见了，地主阶级看不见了，他们认为战争这许多年，应该休息了！甚至有些革命多年的干部，也产生了腐朽蜕化的思想，做出了一些不利于革命的事情。他们居功自大，骄傲蛮横，脱离群众，贪图享乐，他们漠视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用这些思想和行为来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这是个胜利关，我们一定要过好！
邓政委的讲话，像一阵“及时雨”，化释了革命队伍中一些人思想上的疑云，部队士气为之一振。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开始向西藏进军。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抗拒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0月6日至24日，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在有关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9个代本（相当于团）并争取一个代本起义，共计5700余人，占领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西藏问题是个非常特殊、复杂的问题。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从西藏的社会现实出发，深谋远虑地亲自起草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这十项政策，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藏，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维持西藏现行各项政治、军事制度现状不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文教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人民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等，成为后来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十七条协议的基础。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10月，刘邓大军第十八军在军长张国华率领下进入西藏首府——拉萨。进藏部队根据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和邓小平“严明纪律，秋毫无犯”的指示，尊重藏民信仰，维护汉藏团结，在广大藏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赢得了“新汉人”、“菩萨兵”的称誉。
邓小平主政经营大西南，最脍炙人口的突出成就，是修成了四川几代人企盼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既是古诗，也是古训。成渝铁路不好修啊，从清王朝到国民党，都没干这件事。法国人曾想修，但未成功。
曾亲历辛亥革命的刘伯承说：“四川人民为了一条铁路发动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而铁路连影子也见不到。”国民党政府1936年曾成立了“成渝铁路工程局”，但折腾了14年，毫无实际行动。
可四川人民心中的这件大事，却在共产党手上、在邓小平任上干成了！
早在1949年6月邓小平就在上海与陈毅商谈过修建成渝铁路之事，并请陈毅的堂兄、技术专家陈修和鼎力帮助，物色了一批留法留德的铁路技术人才。邓小平进军大西南后，就一直关注此事，在大西南局面稳定后，就主持西南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从修建成渝铁路着手，带动四川经济发展和百业之兴。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作出决策后，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在邓小平和西南党政机关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奋战，从1950年5月15日破土动工，到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成渝铁路在共产党执政之初，在邓小平主蜀之际，完成了，修好了，梦想变现实了！
这是四川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东起重庆，西到成都，中间经过8个县，是四川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成渝铁路的成功修建，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生动表现！
毛泽东送来了题词锦旗：“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天成铁路后修成改名为宝成铁路）
邓小平亦为之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国民党元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熊克武说：“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
四川人民欢欣鼓舞，万方颂扬。有人写了一副对联：
人民坐江山，黄河也有澄清日；
铁路连川陕，蜀道从今不再难。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1节 毛泽东罕见的六个“毛注”
邓小平主政西南工作期间，在领导开展剿匪、反霸、修路、统战、城市、民族、抗美援朝等各项工作的同时，还倾注精力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5月9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西南地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一个星期后，即5月16日，毛泽东即将邓小平的报告转发全国各地，并在转发的批语中说：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报告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并亲笔在邓的报告上不时地加以批注，读来饶有兴味。
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我们在今年二、三、四月进行而且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第一期土改范围为十八个县又十二个区和一百五十八个乡及重庆、万县、南充三个市郊区，共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余人口的地区。各地土改都是结合复查反霸退押，惩治不法地主，发动贫雇农，进一步改造农会领导和镇压反革命等内容进行的。
看到这里，毛泽东批注道：
“（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毛注。）”
当邓小平的报告谈到：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
这时，毛泽东又批注道：
“（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毛注。）”
当邓小平谈到：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
这时，毛泽东又提笔批注：
“（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毛注。）”
在邓小平谈到：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
毛泽东于此处又批注道：
“（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毛注。）”
在邓小平谈到：注意春耕生产的领导。各地同志反映群众真正起来了，领导思想往往落于群众觉悟程度之后，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而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
这时，毛泽东又作了一个很长的批注：
“（还有两件事是出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是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毛注。）”
在报告的最后，邓小平谈到：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我们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导。
此处，毛泽东做了第六个批注：
“（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毛注。）”
从邓小平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注中，我们可以看出和想到一些什么呢？
第一，邓小平的报告实事求是，切中时弊。毛泽东认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并将它转发全国各地仿行。邓小平的报告好在哪里？好就好在客观地反映了西南地区土改工作的实际，总结了土改工作中的经验；好就好在找出了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就好在报告所述内容很实在、很到位、很中肯。这些，都使毛泽东产生了共鸣，引发了思考。他一口气做下了六个批注，这是颇为罕见的批文方式。
第二，毛泽东的批示高屋建瓴，心系于民。建国伊始，毛泽东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对西南局一个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如此关注，如此重视，亲自批注，关怀备至，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执政为民、宵衣旰食的崇高风范。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谨于资政、勤于治事的贤帝明君，如唐太宗经常批阅奏章文件到深夜，甚至将一些重要奏章“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乾隆皇帝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来批文，从不间断，在位六十年，直至退位前还“宵旰焦劳”，“不敢怠遑”。毛泽东是当代天骄，却很勤勉，且关注民生。当他看到邓小平报告中提到“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时，慨然批示道：“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其领袖眷民之心，感人至深。
第三，毛泽东同邓小平之间，心心相印，相知相亲。他们一个在京城，一个在西南，想的干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事，都是心系老百姓的大事。从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到土地改革、减租退押，“斗争异常激烈”。邓小平风趣地将其形容为建国后“西南的‘淮海战役’”，深感“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等等。此话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批示“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这，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报告的首肯与赞赏。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2节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首肯和赞赏
毛泽东1951年就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首肯和赞赏，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日益加深。
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特别是云、贵、川地区，民族问题比较突出，少数民族同汉族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如何正确依据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好民族问题，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身上肩负的重任。
1950年7月，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考察访问。邓小平接见了费孝通，交流了有关民族问题的意见。
邓小平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
费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解放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外，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解放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是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听后，点头说道：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因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这只能加深民族仇视。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人。
接着，邓小平又说：当然，要解决民族隔阂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听了邓小平这席坦诚的话语，费孝通很感动。接着，费又进言说：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
邓小平就说：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