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邓小平病倒了。
他太累了。他这个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实在太忙、太累了！
为此，中央批准他休假一个月。
1949年8月4日，邓小平奉命抵京参加开国大典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一个《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工作报告。
邓小平在报告中，纵谈二野、三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南进战况，深得北平各界人士、社会贤达的赞赏。
邓小平说：“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随后，他在报告中讲了三层意思：
一是概述了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战况。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是从4月20日夜晚发起的。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45万人。45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从4月20日夜里开始，24小时内大体上30万人全部过了江，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我们立即实行宽正面追击。在追击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到5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我军占领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20万敌军据守，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5月27日占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40余万。我方伤亡25000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17000人，渡江遭敌机轰炸伤亡8000人。
二是阐明了突破长江天险、完成“京沪杭战役”的原因。
邓小平说：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而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采取“掘渠”的办法，使用了2100万个人工，掘渠翻坝，把船从旱路拖出去，在一个半月内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我们集结在芜湖至安庆的兵力，所需一亿五千万斤粮食，其中80％是沿江人民群众拿出来的。人民群众还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等。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第三，敌人的脆弱。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就可以知道。
三是总结了从军事占领到城市接管三个月来工作顺利开展的原因。
邓小平说：所以顺利的原因有四条，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先解放地区的执行经验，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我们遵循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主观上遵循这个方向同各界人士通力合作。
邓小平进京，是平生第一次。他在工作之余，带着家人去了颐和园，在秋水潋滟的昆明湖上畅游了一番。
在北京，邓小平参加了新中国的两大盛事：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这时，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委员。
10月1日下午3时，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30万军民一起，参加了盛大的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开国大典后，邓小平挥笔题词：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10月中旬，邓小平未及洗去仆仆征尘，又从北京奔赴南京，开始统兵投入新的战斗！
第四部分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第39节 毛泽东电令：“小平准备入川”
毛泽东电令：“小平准备入川”，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事并未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等地负隅顽抗。蒋介石不甘失败，困兽犹斗，决计与人民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他于1949年8月亲自飞到重庆，披挂上阵，精心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起于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延至五岭山脉的“西南防御战略”，妄图以此作为反攻基地。蒋介石在重庆机场狂言：
“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为了全面、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6月2日，就电示第二野战军：“小平准备入川。”
当时，邓小平正在上海，全面主持华东局的工作。接到此电后，邓小平就同刘伯承等一起，开始考虑和准备进军大西南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干部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要解放大西南，还要建设大西南，特别是在云、贵、川、藏等地开展工作，少数民族很多，工作难度很大，没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地方干部队伍是不行的。
为此，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他的想法得到大家的认同。经过一番筹备，由宋任穷具体负责，一支以文化科技人员和大中学生为主体、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的“西南服务团”组建而成，共计有一万六千余人。这支队伍后来随军陆续到达云、贵、川、藏等地，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解放大西南，关键是拿下四川，重心是攻克重庆。
四川是大西南的心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是蒋介石坐镇指挥之地，“西南防御体系”重点。蒋介石在四川重庆等地重兵云集，可是他对解放军入川的行动方向却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迂回川东，而只会取捷径越秦岭入川。
兵不厌诈。刘邓大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于1949年10月20日从南京开拔后作出佯动的假相，部队由郑州向西移动。实际上，刘邓已暗令陈锡联的第三兵团直入川东，令杨勇的第五兵团向南迂回，进攻贵州，切断敌军南逃后路。然后，刘邓大军突然从东西横跨500公里的地域发起多路攻击，直取湘、黔、滇，造成对四川的夹击之势，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
11月1日，我军发起川黔战役，大西南之战开始。
11月15日，我军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11月23日，邓小平在湖南常德受命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1月28日，我军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下达攻占重庆的命令。29日，国民党“行政院”逃移成都。30日凌晨，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蒋经国后来记述说：“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11月30日，我军解放重庆。
重庆解放后，我军开始围攻成都。在我军排山倒海的冲击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忠告》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以及统战工作的有力配合之下，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投诚。
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湾，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继续负隅顽抗。次日，国民党行政院迁往台北。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卢汉曾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为蒋截获。10日，蒋慌忙乘飞机逃离成都，飞抵台北。
12月23日，蒋介石嫡系、“王牌”司令长官胡宗南只身从广汉逃往西昌，后飞逃海口。
12月27日，我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10万余人，解放成都。
从11月1日至12月27日，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胜仗。是役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活捉了号称“黄埔之光”的国民党最后一个中将、显赫一时的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宋被俘后，杨勇、陈赓先后接见了他，勉励他好好改造，刘邓首长也十分关心他的改造。这是后话。
随后，邓小平进驻成都。这个16岁离家出国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邓希贤，29年后统率解放大西南的千军万马，回到故乡来了！
进军大西南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坚决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各野战部队协同作战和西南地下党积极配合的结果。
邓小平在总结西南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
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据《蒋经国自述》，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哀叹：1949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向叫嚷“不成功便成仁”的蒋介石，在我军解放重庆后，一天三次下令胡宗南“死守成都”，自己却于12月10日飞逃到台湾岛上去了。他亲自部署的实行“西南防御战略”的正规军及地方部队90余万人，顷刻全军覆没。
从此，大西南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邓小平由此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封疆”功臣，主政大西南。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40节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坐镇西南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则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他们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核心和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却也伴生了一些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坐镇西南
“路线正确”、“成绩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揭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作为领导和推动这一历史巨变的关键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日子里，思虑的焦点集聚在治国安邦的大事上。大西南的问题已解决了，但西藏尚未解放。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大决策。
大西南解放后，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司令员为贺龙）的邓小平，肩上的担子依然是十分沉重的。1950年，他同贺龙一起，领导开展剿匪工作，一年内歼匪85万余人，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嘉奖。
毛泽东在1951年1月28日致贺龙、邓小平，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军区的《关于嘉奖西南剿匪部队的电报》称：
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年一年剿匪工作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
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三个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向西藏进军”的问题，并在一封致邓小平等人的电文中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根据毛泽东的电示，1950年1月7日，邓小平即向毛泽东报告，拟抽调二野第十八军由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担任进藏任务，并报告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莫斯科获悉这一部署后，于1月10日回电刘、邓：“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
是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
“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
这时，部队中有人发牢骚了，说：“怎么二野总离不开山，抗战时期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别山，现在又要进军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哪里穷，哪里山多，就叫我们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