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钱？我照实回答：“他们只说合作圆满，成就辉煌。谅系美政府所给奖金之类，系酬谢性质，但却用私人赠款方式。”我向戴请示，这钱如何处置？是否缴上去？戴说：“由你支配好了。”我即全部用作新成立青年营的经费及以后维持费用。枪械亦装备青年营。抗战胜利，政府论功行赏，授我胜利勋章一座我妻忠勇勋章一座；其他我部杨凤吉、陈昴林、富英、金颂新、黄炳炎、郑庭显、李效贤、吕国华、刘全德、朱岑楼……等十余人，亦各分别授予忠勤或忠勇勋章。美国政府亦颁给我最高荣誉的司令级嘉猷勋章一座及奖状；郑庭显因其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迫日投降，美政府也颁给他勋章、奖状。参加抗战八年，总算留下一点代表性的纪念。至于先后牺牲千百同志，现在连其忠骨散埋何处，也找不到了，其孤苦遗族，更不知流落何方？追忆往事，不胜悲叹。
过了约一年，美员中的一人（已忘其名），由美来沪看我。自称复员后从事经商，完全老朋友拜访性质。我因负责京沪治安，兼顾前方军务，工作极忙，很少在沪，美员要求介绍与我部属联系，我当介绍郑庭显与其来往。每次我回沪时，美员总要求见我，除寒暄及请我吃饭外，有意无意间探问一般消息。据告：其营业与时局息息相关，希望知道一些时事。我一半相信，一半疑其仍与美战略局部门有关，兼事蒐集情报。并不知道他们已蜕变为中央情报局也。
日本宣布投降后，各战区纷纷与日方接洽受降及派部队前往控制。八月廿七日，华东方面国军先遣部队空运来沪。九月五日，新六军空运南京。六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率领空运抵上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则由上饶推进杭州。八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九日，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
戴先生八月尾秘密抵沪，假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公馆设立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处理一般业务，指示我逮捕汉奸事宜。九月三日，戴先生带周佛海、梅思平等由沪飞渝。因周早向戴输诚，由戴派程克强、彭寿与其秘密联系，故表面上是为保护其安全，请其去后方，不说押解重庆。戴先生很快就回上海及来往各光复大城市，亲自处理重要事宜。我也电令陈昴林，率领青年营来杭、沪，穿上新军服、皮鞋，装配美式枪械，佩挂戴先生所写的“平定”部队臂章，虽系匆促成军，军容甚盛，一路开来，观者如堵。
我妻经短期休息，体力已略恢复，乃于九月五日结束乐平指挥部，即率所属人员，乘船由分水经桐庐、富阳来杭州，在民生路四十六号设立临时办事处，派江天一等处理各项事务。
当时岳母正患直肠大出血，病势危殆，在乐平束手无策，幸适时赶来杭州，救回一命。经广济医院留医数周，大致痊好。妻乃于九月尾陪母偕儿来上海，与我会合。我给了她三个月休假，让她好好陪侍老母，照顾孩子和调养产后虚弱的身体。
我部迁沪后，即改为东南特区，妻则专为整理账目，结束战时工作和筹组殉难同志会，另在高安路寓所办公，由吴继敏、潘乐山等协助。其后我妻因幼女小苓诞生，长子毛建、次子毛革亦相继来沪团聚，就读小学，儿女众多，必须专心管教，无法再顾公事，就长假辞职了。这是后话，此处提过不赘。
奉令担任肃奸工作
不久，我奉令逮捕汉奸。凡受日人利用，担任伪职官员及商务、经济者，都是汉奸，实不知其数。要把他们全数逮捕，谈何容易？因我久在华东工作，对敌伪情形了如指掌，对中上级巨憝及作恶多端的丑类，早有纪录。自日宣布投降，他们走投无路，很多自动找上关系，向我投诚。现在只要拨拨电话，约其来晤，多自动上门报到。我把他们送去南市看守所，交给所长徐钟奇收押。至于重要汉奸，或即利用他们自己的住宅，分别幽禁。这些解送、看押汉奸的任务，我都派青年营担任。军统局及中美所各机构守卫，亦由青年营负责。他们热情负责，忠诚可靠，发挥无上作用。
只花几天工夫，大部汉奸已全就捕，只有少数漏网，或逃往附近共区隐避，或去日本、澳门、香港及邻国藏身，或避匿亲友家及乡僻，其后大都仍陆续查出，有的仍拘捕归案。如伪国府主席陈公博、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参事厅长何炳贤、陈慧君（编者按：疑为陈君慧）等，八月廿五日潜逃日本京都，十月三日解回南京。只有逃匿共区者，无法查明踪迹。
汉奸成分，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在战前因派系斗争失败，或在宦海中被排挤，不甘冷落，乃不择手段，希求东山再起，竟想利用日人力量，建立政权。
第二类：过去在军政界或地方上有名望的过气人物，已老朽无作为，有的被部属亲友拥抬出来，有的因门前冷落，晚景无聊，不甘寂寞，仍贪图虚荣，被诱出任傀儡，甘受利用。
第三类：有因种种关系与日人特别接近，所谓亲日分子；有的与日人合作或商务来往；有的依靠日人声势，从中谋利；有的被日捕俘，为情势所逼，虚与委蛇，身虽听命日人，心仍不忘国家民族。
第四类：为了一点小利，丧心病狂，卖力献功，戕害爱国志士，鱼肉人民。这类为虎作伥之徒，战时尽先予制裁，胜利后多绳国法。我的任务是逮捕及提供罪状和所任伪职等。因为广泛接触，深知他们都是可怜虫，有的自知已失足成千古恨，自愿早日解脱，给子孙好做人，我对他们颇寄怜悯，建议从轻发落。但当局为了“名节”、“立威”，组织特别法庭侦审，对高位汉奸，多予处死。我始终认为是时代的悲剧，所以不想详写肃奸经过及汉奸名单，以扬其丑。何况有的改变身分，仍旧苟安世上，有的子女亲属在社会上已具名望，不必再翻出其父祖丑史了。
对第四类汉奸，是我们受其危害最大的一群，胜利时或来自投，或予逮捕。其中伪政治保卫局局长万里浪，他是上海罪恶昭着的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的罪魁。我一到上海，他就来向我负荆请罪，求免一死。我当时没有出手拘捕他，只嘱他好好在家，闭门思过，随时电话联络，听命协助办事，将功赎罪。万当然唯恐命是听。当开始肃奸时，就由他供应了不少消息，我都据实报告戴先生。故后来要逮捕万时，上级恐我心慈手软，又为维我信用，特派军统局警卫团长王兆槐捕万。又，出卖我的严伟，向我自首时，我压抑不住心头怒火，打了他两个耳光，当场将其扣押。事后想想，实太冲动，有违我的“恕敌”原则。我仅提此二人，其他不想多写。
此外尚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此事对万里浪家属而言，固是“人寰惨事”，但在万逆认贼作父，被害千百爱国烈士的家属而言，却是一件报应昭彰，大快人心的奇事。
那天是第一批执行枪决的汉奸，一共十八名，万里浪、严伟都在其中。据说：命令到达南市看守所时，已是下午三时，当由所长徐钟奇亲押各犯赴江湾刑场，执行枪决。过了一、两天，我忽接万里浪之妻来电话哭诉，说是其夫的尸体被掉错了。我觉得很奇怪，追询详情。据说：她在万里浪行刑后次日，接到通知，去江湾领回尸棺；经殡仪馆开棺重殓，却发觉棺内尸体并非万里浪本人。并说，曾去南市看守所找徐钟奇申诉，徐当然不承认有错，还说：当天行刑完毕，已是薄暮，各尸装棺前验尸，他还用电筒逐一照看后才入棺的。怎会有错？但当时可能昏暗难辨，气氛又不寻常，徐等并未（亦认为无必要）仔细辨认，仓促中弄错了，倒也难说。我就说：“那你只有找同时枪决的各家属去探询了。”听说后来万妻千方百计，找到那些枪决犯的家属联络，但大多数人说：他们的不错。有的说：他们并未开棺，已经下葬了。也有人说：“已原棺火化了。”连邀他们去认一认也不肯，说一切已妥，不愿再多事。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已原棺土葬的家属，去殡仪馆认一认，居然说：那是他们的亲人。于是两家都悲喜交集（至少其中一家，已确认找到了他们亲人的尸骸了）。大概万家还花了一笔钱，那家才把殡仪馆里的棺材抬去，同时将已葬的棺材挖出来，交给万家。但当破坟开棺时，尸体已开始腐烂，非特臭气冲天，面目也已难辨，万妻仍称那不是他的丈夫。旁人则避之唯恐不及，谁会去细认呢？只劝她：“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当然变形难辨，也不可能另外再去找寻调换了。还是快快葬了！”所以万里浪的尸骨何在？始终未得确论。这在他的妻子、儿女，始终留着遗憾，对万则实是一种报应。）这件事，我还和妻研讨：会不会另有蹊跷，万里浪实际未死呢？我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第一、徐钟奇操守清廉，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种私下买放和掉包的事。何况戴的纪律极严，不管怎么说，徐绝不敢冒此大不韪。第二、万一万里浪真是掉包逃生了，万妻高兴还来不及，怎会大事张扬？甚至破坟开棺，她不怕被追究吗？所以相信，只是棺材被弄错了姓名，万的尸体被别家领去埋葬或火化了。日人所利用的汉奸，百年来最凶恶的鹰犬李士群，被日人毒死，万里浪等被正国法，总算报应总结局。
汪精卫一生从事政治斗争，不治家产，其妻陈壁君仍存贪念，私自聚敛，尤喜宝玉。胜利前，陈将宝玉私藏上海屈展明家，本极秘密，无人知道，因我国际站同志陈浩泰的先人与陈公博乃世交，故陈部很多伪职人员，受我方运用。汪甥张恩麟，为上海伪工务局长，亦系我运用员之一。由张的关系，得知曾任汪精卫管家的屈展明，私藏陈璧君宝物。我得报告，即率同郑庭显、陈浩泰至屈展明家，晓以大义，劝屈缴出宝藏，将功赎罪。屈果承认代陈璧君私藏一部分珍宝，当即交出四大皮箱：一箱系房地产契据，一箱重要文件内包括汪当初革命时代及通敌后来往书信文件，二箱价值连城的汉玉。我们将其押至杜美路七十号，面交戴先生。戴细检视，极为惊喜。认为每件都是无价之宝。亲写封条，四面固封，外加捆扎，带去重庆，交存国库。现陈浩泰同志仍在台湾，他在他的回忆录内，对此案细叙无遗。
我国办案，大如叛国汉奸，小如一般刑案，多含“报复性”、“儆戒性”意味。日本投降后，对此国际战犯，宣布以德报怨，也用“报”为标榜，但实际上系因拿不出其他良策对付日本，故只好放任不管，而美其名曰“以德报怨”。美国则以“国家利益”为主，也包括社会、人民利益。日皇虽自承发动战争罪魁，愿受战犯审判，美恐杀了裕仁，无法控制八千万日人，所以没有把他当战犯，仍利用其精神象征，安抚日人，只处决一批甲级战犯，及较次要者判处徒刑，算作担当偷袭珍珠港战犯罪责。谈判和约时，以条约控制其地位，利用其基地，使其无法脱离掌握。苏联更直截了当，一切唯“利”是图，被俘六十多万日军，全被押去西伯利亚做苦工，榨取其劳力，半数被虐待而死。满、蒙、北韩所有动产财物、工业设备，全部席卷而去，仅交中共一批武器，算作恩赐。外蒙古被其夺去，连原属日本北部的几个小岛，也顺手强占。参战仅四天，得到如此大利益。当时他还要求接收日本北部，幸美坚决反对，否则也如北韩、南韩、东德、西德一样，也将成为“北日本”、“南日本”了。
我国受害最多最久，被其杀害无辜人民不计其数，南京屠城几十万，连代表性的战犯也没有办一个，更无分文赔款。对惨无人性的日本宪兵，也一并遣送回日，仅极少数因被害者指控，办了几个。如现任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的罗长光，原系“抗日杀奸团”同志，在沪被捕，因受酷刑，伤害神经，演变为癫痫症，病发时昏厥倒地，不省人事，终身痛苦。心有不甘，亲去俘虏营，指认主凶日宪曹长黑氏理助及浅野隆俊二人，始被扣押审判。（罗着有英文版“余家何处”自传纪事一册，对被捕详情及指认日宪事，均有详细叙述。）并有我部殉难同志崔宪章之父崔玉宸，前往审判法庭指证：其子崔宪章，即系遭此二人酷刑处死。故黑氏及浅野二人，乃得明正典刑，执行枪决，让被害人英灵及其家属，能得一舒怨气。其余绝大多数受害人已死亡，家属不知主凶姓名及不知被害详情，甚至不知可去检举之消息，无法出面检举，均被漏网遣回。漏网凶宄，固私庆幸，但受害同胞永远含冤九泉。我国虽站在战胜国，而国家人民没有得到丝毫补偿，所持以德报怨政策，颇为国人所赀议，亦徒为外人笑为没有外务人才，不明世局情况，被视为阿Q。
我自民国廿二年被戴先生吸收，参加其组织。初派福建工作，廿三年春，曾奉召去南京参加工作会议，以后大约每年一次，戴来视察时才见面，报告工作情形及面聆指示。抗战期间，我都被派敌区，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偶回后方（仍在前线）商洽工作事宜，都是匆匆会晤，没有与其多大接触，一切都藉电报来往。我对他的观感，只知他绝对效忠蒋委员长，禀承其意旨，从事为统一全国之大业。他向慕德、义、日富国强兵之道，促使国际强盛。他为人聪明机警，满口革命，也有共产党意味。
三十四年七月，戴先生来浙西视察，要我带路卫护，接着日本投降，令我主持肃奸。他经常在杜美路七十号召集干部会报，处理一般重要事宜，有些交给我办，或要我陪其亲办。如调集忠救军开赴苏州大检阅，要我亲去部署（我的东南特派员公署之下，辖有若干爆破组、行动队，因队员经常出入步哨线，有一军队番号，较为方便，故兼有忠救军第五纵队司令名义）。戴在南京招待柯克上将等大宴，要我亲自去照顾，负责安全。又国民党上海大员W部属，接受伪税务局长邵式军财产，出了毛病，戴要我同去，亲自�